《九三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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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性。
不能不說，雨果沒有拿出充分的依據去證明這個惡貫滿盈的人（或者說惡魔）是怎麼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所以，朗特納克返回去救三個孩子的行動，隻是對作者的“慈悲心連心腸最硬的人也有”這一觀點十分概念化的圖解。
至于戈萬，他的行動倒是描寫得有根有據僞。
雨果早有交代，說他在打仗時很堅強，可是過後很軟弱；他待人慈悲為懷，寬恕敵人，保護修女，營救貴族的妻女，釋放俘虜，給教士自由。
他的寬大不是無原則的，他曾對西穆爾丹說，他赦免了戰敗後被俘獲的三百個農民，因為這些農民是無知的，但他不會赦免朗特納克，因為朗特納克罪大惡極，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罷。
法蘭西才是他的兄長，而朗特納克是祖國的叛徒。
他和朗特納克誓不兩立，隻能你死我活。
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與他的司令官身份很不相稱。
例如，他認為路易十六是一隻被投到獅子堆裡的羊，他想逃命和防衛是很自然的，雖然他一有可能便會咬人。
最主要的是，他認為“恐怖政治會報害革命的名譽”，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斷頭台來代替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護人頭。
革命是和諧，不是恐怖……‘恕’字在我看來是人類語言中最美的一個字……在打仗的時候，我們必須做我們的敵人的敵人，勝利以後，我們就要做他們的兄弟。
”這些話為他後來的行動按下了伏筆，雖然是雨果的觀點，但與人物的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
戈萬的行動同雨果對雅各賓派的看法有關，雨果對雅各賓黨的恐怖政治是頗有微詞的。
在他的筆下，雅各賓黨三巨頭狂熱多于理智，隻知鎮壓，不懂仁政，語言充滿火藥味，渾身散發出平民的粗俗氣息。
他們所執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條件下起了作用，但同時也包含着弊病。
戈萬認為對舊世界是要開刀的，然而外科醫生需要冷靜，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會損害革命的名譽”。
共和國不需要一個“怕人的外表”。
從這種觀點出發，戈萬放走朗特納克是順理成章的。
應該說，雨果在小說裡發表的見解既非全對，亦非全錯。
對于保王黨人的武裝叛亂和殘忍屠殺平民的行為，革命政權隻有以眼還眼，這樣才能保存自身。
但也無可諱言，雅各賓黨矯枉過正，存在濫殺現象，這就是為什麼雅各賓黨的專政維持不了多久，連羅伯斯比爾也上了斷頭台的原因。
據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考證，一七九四年，當局嫌斷頭機行刑太慢，便輔之以炮轟、集體槍斃、沉船，一次就處死幾百人。
因此，雨果提出勝利後應實施寬大政策，是針對革命政權的極端政策而發的，具有合理、正确的因素。
但戈萬之所以放走朗特納克，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敵人也能實行人道主義，共和軍就不能實行人道主義嗎？這裡，雨果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他的觀點集中表現為這句話：“在絕對正确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确的人道主義。
”雨果将革命和人道主義割裂開來是錯誤的。
革命與人道主義可以統一，而且應該統一起來。
就拿資産階級革命來說，這是對罪惡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道的社會制度；自由、平等、博愛，就是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比起封建主義的人身依附關系。
貴族特權、森嚴的等級制度要前進一大步。
然而，在有敵對階級存在的社會中，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終勝利的緊急關頭，不可能也不應該實行寬大無邊的、絕對的人道主義，否則就是對人民實行不人道。
以朗特納克來說，就算他果真救出三個孩子，自己束手就擒，對于革命的一方來說，完全可以根據他的情況作出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決，而不一定非要處以極刑。
當然，共和軍不會這樣處理。
但是，放走了他，後果會怎樣呢？他必然與革命政府為敵，再次糾集叛軍，攻打共和軍，屠殺無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
從效果來說，戈萬放走朗特納克的行動，對人民來說，是不符合人道原則的。
以上分析說明，無論雅各賓黨，還是雨果本人，都未能處理好革命與人道的關系問題。
西穆爾丹是作為戈萬的對立面而出現的，雖然他也是一個革命者。
小說中，他是革命政府的化身。
盡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愛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個病人喉部的膿瘡，可他決“不會給國王幹這件事”。
他認識到革命的敵人是舊社會，“革命對這個敵人是毫不仁慈的”。
然而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沒有人看見他流過眼淚，他自認為不會犯錯誤，别人無可指摘。
他既正直又可怕。
他雖然崇高，“可是這種崇高和人是隔絕的，是在懸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
不能不說，雨果沒有拿出充分的依據去證明這個惡貫滿盈的人（或者說惡魔）是怎麼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所以，朗特納克返回去救三個孩子的行動，隻是對作者的“慈悲心連心腸最硬的人也有”這一觀點十分概念化的圖解。
至于戈萬，他的行動倒是描寫得有根有據僞。
雨果早有交代，說他在打仗時很堅強，可是過後很軟弱；他待人慈悲為懷，寬恕敵人，保護修女，營救貴族的妻女，釋放俘虜，給教士自由。
他的寬大不是無原則的，他曾對西穆爾丹說，他赦免了戰敗後被俘獲的三百個農民，因為這些農民是無知的，但他不會赦免朗特納克，因為朗特納克罪大惡極，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罷。
法蘭西才是他的兄長，而朗特納克是祖國的叛徒。
他和朗特納克誓不兩立，隻能你死我活。
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與他的司令官身份很不相稱。
例如，他認為路易十六是一隻被投到獅子堆裡的羊，他想逃命和防衛是很自然的，雖然他一有可能便會咬人。
最主要的是，他認為“恐怖政治會報害革命的名譽”，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斷頭台來代替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護人頭。
革命是和諧，不是恐怖……‘恕’字在我看來是人類語言中最美的一個字……在打仗的時候，我們必須做我們的敵人的敵人，勝利以後，我們就要做他們的兄弟。
”這些話為他後來的行動按下了伏筆，雖然是雨果的觀點，但與人物的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
戈萬的行動同雨果對雅各賓派的看法有關，雨果對雅各賓黨的恐怖政治是頗有微詞的。
在他的筆下，雅各賓黨三巨頭狂熱多于理智，隻知鎮壓，不懂仁政，語言充滿火藥味，渾身散發出平民的粗俗氣息。
他們所執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條件下起了作用，但同時也包含着弊病。
戈萬認為對舊世界是要開刀的，然而外科醫生需要冷靜，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會損害革命的名譽”。
共和國不需要一個“怕人的外表”。
從這種觀點出發，戈萬放走朗特納克是順理成章的。
應該說，雨果在小說裡發表的見解既非全對，亦非全錯。
對于保王黨人的武裝叛亂和殘忍屠殺平民的行為，革命政權隻有以眼還眼，這樣才能保存自身。
但也無可諱言，雅各賓黨矯枉過正，存在濫殺現象，這就是為什麼雅各賓黨的專政維持不了多久，連羅伯斯比爾也上了斷頭台的原因。
據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考證，一七九四年，當局嫌斷頭機行刑太慢，便輔之以炮轟、集體槍斃、沉船，一次就處死幾百人。
因此，雨果提出勝利後應實施寬大政策，是針對革命政權的極端政策而發的，具有合理、正确的因素。
但戈萬之所以放走朗特納克，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敵人也能實行人道主義，共和軍就不能實行人道主義嗎？這裡，雨果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他的觀點集中表現為這句話：“在絕對正确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确的人道主義。
”雨果将革命和人道主義割裂開來是錯誤的。
革命與人道主義可以統一，而且應該統一起來。
就拿資産階級革命來說，這是對罪惡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道的社會制度；自由、平等、博愛，就是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比起封建主義的人身依附關系。
貴族特權、森嚴的等級制度要前進一大步。
然而，在有敵對階級存在的社會中，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終勝利的緊急關頭，不可能也不應該實行寬大無邊的、絕對的人道主義，否則就是對人民實行不人道。
以朗特納克來說，就算他果真救出三個孩子，自己束手就擒，對于革命的一方來說，完全可以根據他的情況作出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決，而不一定非要處以極刑。
當然，共和軍不會這樣處理。
但是，放走了他，後果會怎樣呢？他必然與革命政府為敵，再次糾集叛軍，攻打共和軍，屠殺無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
從效果來說，戈萬放走朗特納克的行動，對人民來說，是不符合人道原則的。
以上分析說明，無論雅各賓黨，還是雨果本人，都未能處理好革命與人道的關系問題。
西穆爾丹是作為戈萬的對立面而出現的，雖然他也是一個革命者。
小說中，他是革命政府的化身。
盡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愛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個病人喉部的膿瘡，可他決“不會給國王幹這件事”。
他認識到革命的敵人是舊社會，“革命對這個敵人是毫不仁慈的”。
然而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沒有人看見他流過眼淚，他自認為不會犯錯誤，别人無可指摘。
他既正直又可怕。
他雖然崇高，“可是這種崇高和人是隔絕的，是在懸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