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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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援引呂陶為起居舍人，岑象求為諸王位說書，皆川人也。
假朝廷之名器，而收私室之恩，其罪一也；至如以宋炤知鳳州、扈充知利州，亦皆川人也。
鳳州職田供給，号為優厚，初除沈邁，待阙已久，乃遣邁知泉州，以鳳州與炤，衆論莫不為之扼腕，其罪二也；馮如晦為戶部郎中，坐前任夔路轉運日按發公事不當，禦史台究治，未結絕間，百祿以其同鄉，遽除館職，差知梓州，違朝廷之法，徇鄉裡之私，其罪三也；百祿頃曾相視大河利害，是時力以回河為非，北流為是。
及去歲大河複向東流，獻議者屢陳其便，乞遣近臣相視可否，百祿固執前日之所見，力行沮格，竟不聞遣使相視[15]，遷延至今，春水泛漲，已無及矣。
其狠愎自用，執一偏之見，而沮公共之議，其罪四也；為人臣者，無有乎己，況敢顧其私乎?豈有以待阙而奪與他人?方系究治而驟加進用?上罔聖明，下紊綱紀，擅威福之權，行邪枉之道，其罪五也。
望出宸斷，早賜罷黜，以協公議。
』己醜，黃慶基言：『近論奏中書侍郎範百祿朋比欺罔，狠愎自任，援引黨與，皆其顯然事迹。
昨罷劉摯、王岩叟、朱光庭、孫升、韓川，而後其黨稍衰，然而洛黨雖衰，川黨複盛矣。
百祿之親戚朋遊，皆在權要，陛下可察而知也。
今因罪狀明白，早賜罷黜，以離其黨與，庶使當路者有所畏憚。
』辛卯，中書侍郎範百祿奏：『蒙賜诏書，依舊供職者。
國法有常，人言可畏，雖善貸之明不惑[16]，而愚臣之分難安[17]。
伏望聖慈亟加責罰[18]，以為小人之福，以警在位之臣。
』诏以百祿為大中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初罷百祿不除職，尚書左丞梁焘争之，乃有是命。
初不除職，據《粱焘行狀》。
蘇轍《遺老傳》雲：『範百祿罷政，實坐努紮[19]。
』按：《實錄》乃有黃慶基、楊畏、來之邵劾章，不知轍何以雲爾。
當考。
乙未，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蘇頌言：『冬春以來，内寒壅發，則幾于委頓。
伏望許上封章，俾還闾裡。
』诏不允，除大朝會外，仍特免朝會。
二蘇貶逐 元祐八年三月戊子，黃慶基言川黨複盛（見《蘇頌罷相》）。
是月，門下侍郎蘇轍奏：『臣近以董敦逸言川人大盛，差知梓州馮如晦不當，指為臣過，遂具劄子及面陳本末。
尋蒙德音宣谕，深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為信。
臣德望淺薄，言者輕相誣罔，若非聖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則孤危之蹤，難以自安。
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謝朝廷?若敦逸所言不實，亦使臣略加别白，然後出入左右，粗免愧恥。
如不蒙開允，非所以為愛臣也。
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賜付三省施行。
』敦逸又言：『近具奏乞減殺川人太盛之勢，又乞廣為體訪等事，已塵聖覽。
今采衆言，有合開呈下項：一、訪聞蘇轼、蘇轍、範百祿輩各有奏舉及主張差除之人，惟蘇轼為多，或是親知，或其鄉人；有在要近，有在館職，有為教官，有為監司，為知州軍，不可以數考，是緻仕路不平之歎。
中書省、尚書吏部須藉姓名，乞指揮供具，便見負數之多寡，事勢之如何。
一、高麗買書之事，是陛下已降之命，因衆臣共為之議，得旨而後行。
尋以蘇轼見拒而罷。
見有文案在尚書省禮部、國子監，乞取索看詳。
一、黃河軟堰之事，亦是陛下已降之命，亦因衆臣共為之議，得旨而後行。
尋以蘇轍見拒而罷。
見有文案在尚書省工部、都水監，乞取索看詳。
臣聞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
命令重則君尊，命令輕則臣強。
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轼、轍違而拒之。
轍之拒命，中外聞之，已驚駭矣；轼之拒命，不惟中外知之，四裔亦知之矣。
異日寇賊生心，邊防誤事，臣未及議。
竊惟蘇頌、範百祿以稽留制書及除授不當等事，朝廷亦已施行，若轼與轍，豈惟斂恩作福，朋黨不公，而又拒違君命，語其情犯，又非頌與百祿之比。
釋而不治，命令輕矣!欲乞檢臣前奏，并詳今來所陳事理，斷自宸衷，指揮施行。
』 編類幸疏系八年三月二十日時奏此。
今因蘇轍辨敦逸初奏不得其時，系之三月末，則敦逸此奏，卻不先見于二十日，故亦系以三月末。
蘇轍辨奏後敦逸初十日所奏，獨檢讨未得，但得慶基所奏耳。
四月乙亥，門下侍郎蘇轍奏：『朝廷用人自有資格，豈可為臣一人忝預執政，遂使川峽四路士人皆裁抑，令不得依本資差注?敦逸又言馮如晦差除乃臣所言一事已顯，且敦逸言臣非一，并未蒙降出。
欲乞早賜行下，令三省覆實其事。
若臣稍涉私邪，乞正國法；若所言無實，亦乞辨明，免臣暖昧之讒。
』 五月辛卯，監察禦史董敦逸為荊湖北路轉運判官，黃慶基罷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坐言尚書右丞蘇轍、禮部尚書蘇轼不當也。
壬辰，三省進呈敦逸四狀言蘇轍、黃慶基，三狀言蘇轼。
呂大防奏曰：『敦逸言轍事，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為非轍之罪。
慶基言轼知颍州日違法置簿，拘收賞錢，不依條例，妄行賞用，及失人丁真配罪，見系京西路提刑司按法取勘幹系官吏，轼已移揚州，又入為兵部尚書矣，乃敢越蓦申陳，緻朝廷徇其所請，将監司按發公事指揮不得取勘，緻令遷延該赦。
考轼之意，将欲姑息小人，蓋庇舊吏，以沮壞法令而已。
轼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顔蓋，以受納官不肯領絹，率衆人論訴，非有大過也。
轼不遵法令，判令刺配，雖嘗自劾，蒙朝廷放罪，轼為人臣，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蓋有輕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
轼自進用以來，援引黨與，分布權要，附麗者力與薦揚，違迕者公行排斥。
昨薦王鞏，既除宗正寺丞；近薦林豫，自東排岸，不問資叙，遂差知通利軍。
前者除張耒為著作郎，近者除晁補之為著作佐郎。
轼力為援引，遂至于此。
如秦觀，亦轼之門人也，素号猥薄，昨除秘書正字，既用言者罷矣，猶不失為校對黃本書籍，是以奔競之士趨走其門者如市，唯知轼而不知有朝廷也。
近者高麗人使乞賜書籍，此乃祖宗朝故事，且屢嘗賜書與之矣。
轼乃拒違诏旨，極言不可。
及都省批送禮部，令吏人上簿，固非重責也。
轼乃蓋庇吏人，力陳強辨，期必勝而後止。
轼在先朝，恣為歌詩謗讪朝政[20]，有司推治，實迹具存，衆皆以為罪在必死，獨先帝憐之，止從輕典，送黃州安置。
轼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内懷怨望二聖。
陛下臨政之初，以轼為中書舍人，遂因制诰，公然指斥先帝時事，略無忌憚，将欲刺譏先帝，以摅平昔之憤爾。
轼行李之純除河北都轉運使诰雲：「乃者役錢貸息之弊，民兵馬政之勞，萃于北方，而天下
假朝廷之名器，而收私室之恩，其罪一也；至如以宋炤知鳳州、扈充知利州，亦皆川人也。
鳳州職田供給，号為優厚，初除沈邁，待阙已久，乃遣邁知泉州，以鳳州與炤，衆論莫不為之扼腕，其罪二也；馮如晦為戶部郎中，坐前任夔路轉運日按發公事不當，禦史台究治，未結絕間，百祿以其同鄉，遽除館職，差知梓州，違朝廷之法，徇鄉裡之私，其罪三也；百祿頃曾相視大河利害，是時力以回河為非，北流為是。
及去歲大河複向東流，獻議者屢陳其便，乞遣近臣相視可否，百祿固執前日之所見，力行沮格，竟不聞遣使相視[15]，遷延至今，春水泛漲，已無及矣。
其狠愎自用，執一偏之見，而沮公共之議，其罪四也；為人臣者，無有乎己，況敢顧其私乎?豈有以待阙而奪與他人?方系究治而驟加進用?上罔聖明，下紊綱紀，擅威福之權，行邪枉之道，其罪五也。
望出宸斷，早賜罷黜，以協公議。
』己醜，黃慶基言：『近論奏中書侍郎範百祿朋比欺罔，狠愎自任，援引黨與，皆其顯然事迹。
昨罷劉摯、王岩叟、朱光庭、孫升、韓川，而後其黨稍衰，然而洛黨雖衰，川黨複盛矣。
百祿之親戚朋遊，皆在權要，陛下可察而知也。
今因罪狀明白，早賜罷黜，以離其黨與，庶使當路者有所畏憚。
』辛卯，中書侍郎範百祿奏：『蒙賜诏書，依舊供職者。
國法有常，人言可畏，雖善貸之明不惑[16]，而愚臣之分難安[17]。
伏望聖慈亟加責罰[18]，以為小人之福，以警在位之臣。
』诏以百祿為大中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初罷百祿不除職，尚書左丞梁焘争之，乃有是命。
初不除職，據《粱焘行狀》。
蘇轍《遺老傳》雲：『範百祿罷政，實坐努紮[19]。
』按：《實錄》乃有黃慶基、楊畏、來之邵劾章，不知轍何以雲爾。
當考。
乙未，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蘇頌言：『冬春以來，内寒壅發，則幾于委頓。
伏望許上封章，俾還闾裡。
』诏不允，除大朝會外，仍特免朝會。
二蘇貶逐 元祐八年三月戊子，黃慶基言川黨複盛（見《蘇頌罷相》）。
是月，門下侍郎蘇轍奏：『臣近以董敦逸言川人大盛，差知梓州馮如晦不當，指為臣過，遂具劄子及面陳本末。
尋蒙德音宣谕，深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為信。
臣德望淺薄，言者輕相誣罔，若非聖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則孤危之蹤，難以自安。
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謝朝廷?若敦逸所言不實，亦使臣略加别白，然後出入左右，粗免愧恥。
如不蒙開允，非所以為愛臣也。
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賜付三省施行。
』敦逸又言：『近具奏乞減殺川人太盛之勢，又乞廣為體訪等事，已塵聖覽。
今采衆言，有合開呈下項：一、訪聞蘇轼、蘇轍、範百祿輩各有奏舉及主張差除之人，惟蘇轼為多，或是親知，或其鄉人；有在要近，有在館職，有為教官，有為監司，為知州軍，不可以數考，是緻仕路不平之歎。
中書省、尚書吏部須藉姓名，乞指揮供具，便見負數之多寡，事勢之如何。
一、高麗買書之事，是陛下已降之命，因衆臣共為之議，得旨而後行。
尋以蘇轼見拒而罷。
見有文案在尚書省禮部、國子監，乞取索看詳。
一、黃河軟堰之事，亦是陛下已降之命，亦因衆臣共為之議，得旨而後行。
尋以蘇轍見拒而罷。
見有文案在尚書省工部、都水監，乞取索看詳。
臣聞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
命令重則君尊，命令輕則臣強。
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轼、轍違而拒之。
轍之拒命，中外聞之，已驚駭矣；轼之拒命，不惟中外知之，四裔亦知之矣。
異日寇賊生心，邊防誤事，臣未及議。
竊惟蘇頌、範百祿以稽留制書及除授不當等事，朝廷亦已施行，若轼與轍，豈惟斂恩作福，朋黨不公，而又拒違君命，語其情犯，又非頌與百祿之比。
釋而不治，命令輕矣!欲乞檢臣前奏，并詳今來所陳事理，斷自宸衷，指揮施行。
』 編類幸疏系八年三月二十日時奏此。
今因蘇轍辨敦逸初奏不得其時，系之三月末，則敦逸此奏，卻不先見于二十日，故亦系以三月末。
蘇轍辨奏後敦逸初十日所奏，獨檢讨未得，但得慶基所奏耳。
四月乙亥，門下侍郎蘇轍奏：『朝廷用人自有資格，豈可為臣一人忝預執政，遂使川峽四路士人皆裁抑，令不得依本資差注?敦逸又言馮如晦差除乃臣所言一事已顯，且敦逸言臣非一，并未蒙降出。
欲乞早賜行下，令三省覆實其事。
若臣稍涉私邪，乞正國法；若所言無實，亦乞辨明，免臣暖昧之讒。
』 五月辛卯，監察禦史董敦逸為荊湖北路轉運判官，黃慶基罷為福建路轉運判官，坐言尚書右丞蘇轍、禮部尚書蘇轼不當也。
壬辰，三省進呈敦逸四狀言蘇轍、黃慶基，三狀言蘇轼。
呂大防奏曰：『敦逸言轍事，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為非轍之罪。
慶基言轼知颍州日違法置簿，拘收賞錢，不依條例，妄行賞用，及失人丁真配罪，見系京西路提刑司按法取勘幹系官吏，轼已移揚州，又入為兵部尚書矣，乃敢越蓦申陳，緻朝廷徇其所請，将監司按發公事指揮不得取勘，緻令遷延該赦。
考轼之意，将欲姑息小人，蓋庇舊吏，以沮壞法令而已。
轼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顔蓋，以受納官不肯領絹，率衆人論訴，非有大過也。
轼不遵法令，判令刺配，雖嘗自劾，蒙朝廷放罪，轼為人臣，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蓋有輕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
轼自進用以來，援引黨與，分布權要，附麗者力與薦揚，違迕者公行排斥。
昨薦王鞏，既除宗正寺丞；近薦林豫，自東排岸，不問資叙，遂差知通利軍。
前者除張耒為著作郎，近者除晁補之為著作佐郎。
轼力為援引，遂至于此。
如秦觀，亦轼之門人也，素号猥薄，昨除秘書正字，既用言者罷矣，猶不失為校對黃本書籍，是以奔競之士趨走其門者如市，唯知轼而不知有朝廷也。
近者高麗人使乞賜書籍，此乃祖宗朝故事，且屢嘗賜書與之矣。
轼乃拒違诏旨，極言不可。
及都省批送禮部，令吏人上簿，固非重責也。
轼乃蓋庇吏人，力陳強辨，期必勝而後止。
轼在先朝，恣為歌詩謗讪朝政[20]，有司推治，實迹具存，衆皆以為罪在必死，獨先帝憐之，止從輕典，送黃州安置。
轼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内懷怨望二聖。
陛下臨政之初，以轼為中書舍人，遂因制诰，公然指斥先帝時事，略無忌憚，将欲刺譏先帝，以摅平昔之憤爾。
轼行李之純除河北都轉運使诰雲：「乃者役錢貸息之弊，民兵馬政之勞，萃于北方，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