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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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學士院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漢之術為問。

    此數人者,忠臣烈士之所切齒而不忍言,學士大夫之所忌諱而未常道。

    今二聖在上,轼代王言,專引莽、卓、袁、曹之事,及求所以篡國遲速之術,此何義也?考其設心,罪不可赦。

    使轼得志,将無所不為矣。

    』 三年正月丁卯,侍禦史王觌奏:『蘇轼去冬學士院試館職策題,自謂借漢以喻今也。

    其借而喻今者,乃是王莽、曹操篡國之難易,缙紳見之,莫不驚駭。

    轼習為輕浮,貪好權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專慕戰國縱橫捭阖之術,此前日策題所以虧損國體而驚駭群聽者,非偶然過失也。

    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以為進取之資;巧謀害物,以快喜怒之氣。

    或未欲深罪轼,即宜遷與一郡,稍為輕浮躁競之戒。

    』 三月辛未,蘇轼言:『臣伏思念頃在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從無人言,隻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為學士後,便為朱光庭、王岩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诽謗。

    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文,雖聖主知臣無罪,然竊自惟,蓋緣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随,而寵祿過分,地勢親迫,故緻紛纭,亦理之當然也。

    臣隻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上違恩旨。

    欲默而不乞,則是與台谏為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

    今既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隻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閑慢差遣,如秘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隻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少安。

    』 四月辛巳,轼對于内東門小殿。

    既奉旨,太皇太後忽宣谕轼曰:『官家在此。

    』轼曰:『适已起居矣。

    』太皇太後曰:『有一事要問内翰:前年任何官職?』轼曰:『汝州團練副使。

    』曰:『今為何官?』曰:『臣備員翰林,充學士。

    』曰:『何以緻此?』曰:『遭遇陛下。

    』曰:『不關老身事。

    』轼曰:『必是出自官家。

    』曰:『亦不關官家事。

    』轼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也。

    』轼曰:『臣雖無狀,必不别有幹請。

    』曰:『久待要學士知此事: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字,則内人必曰:「此蘇轼文字也。

    」皇帝忽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

    』轼哭失聲,太皇太後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内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

    』轼拜而出,撤金蓮燭送歸院。

     十月已醜,翰林學士兼侍禦蘇轼言:『臣近以右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

    伏蒙聖慈降诏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

    恩禮之重,萬死莫酬。

    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定亦有故。

    臣與故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

    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于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争。

    而台谏諸人希合光意,以求進用。

    及光既殁,則又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論,有言不便,約共攻之。

    其後又因刑部侍郎範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争議刑名,欲守神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

    而谏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6]。

    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

    禦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郎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

    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于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

    公文來往,士人傳笑。

    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豈堪此選?」又挺之之妻父郭概為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概體量,而概附會隐庇。

    臣弟轍為谏官,劾奏其事。

    玠、概并行黜責。

    以此挺之疾臣,猶出死力。

    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诽謗,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蔑,所言利害,不許相度。

    近日王觌言:胡宗愈指臣為黨;孫覺言:丁隲雲是臣親家。

    臣與此兩人有何幹涉?而于意外巧搆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推于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三至之言。

    外廷之人,具曉此意。

    臣若不早去,必緻傾危。

    伏望聖慈念臣為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争之地,特賜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 四年三月丁亥,翰林學士蘇轼為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從轼請也。

    既踰月,轼言:『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

    已蒙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

    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指言:近日台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補外。

    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于非義之事,自保必無。

    隻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兇慝,而弟轍為谏官,深論蔡确等奸回。

    确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仇疾臣。

    今日複因臣言郓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為大奸,故黨人共死力,搆造言語,無所不至。

    使臣誠有之,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暖昧之謗?伏望聖慈盡将台谏官章疏付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

    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雖死無所恨矣!』 四月癸卯,給事中趙君錫奏:『蘇轼乞外任,遂除杭州,雖聖恩優渥,待轼不替,而中外之望,觖然解體。

    何者?轼之文追扳六經,蹈籍班、馬,自成一家之言。

    國朝以來,惟楊億、歐陽修數人而已。

    今轼飄然去國,則憸人奸黨必謂朝廷稍厭直臣,奸臣且将乘隙,侵尋複進,實系消長之機。

    伏望收還轼所除新命,複留禁林,仍侍經幄,以成就太平之基。

    』 元祐六年正月丙戌,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轼為吏部尚書。

     二月癸巳,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尚書蘇轼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轍除尚書右丞。

    轍言:『臣幼與兄轼同受業,先臣薄祜早孤,凡臣之官學,皆兄所成就。

    今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轼亦召還[7],本除吏部尚書,複以臣故,改翰林承旨。

    臣之私意,尤不遑安。

    況兄轼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隻乞寝臣新命,得與兄轼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

    』不聽。

     五月丁醜,龍圖閣直學士、前知杭州蘇轼言:『臣始緣衙前差役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争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

    光不以此怒臣,而台谏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

    臣又責疾程頤之奸,未常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

    自朝廷廢黜大奸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發耳。

    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飨,以嘗試朝廷。

    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奸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

    其後又于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争之,遂大失執政意。

    積此數事,恐别緻禍患雲雲。

    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隻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

    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庚辰,翰林學士承旨蘇轼兼侍讀。

     六月丙午,诏蘇轼撰《上清儲祥宮碑》。

     八月己醜,侍禦史賈易言:『謹按:尚書右丞蘇轍雲雲。

    其兄既立異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聊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