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三
關燈
小
中
大
哲宗皇帝
台谏言蘇轼策題詩謗附
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1]，左司谏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雲：「欲師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臣不識其意，流人于刻。
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
」臣以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過也。
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
後之為人臣者，惟盛揚其先烈，不當更置之議論也。
今來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以仁祖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為之善志，反以媮刻為議論，獨稱漢宣之全美，況謂仁祖、神考不足以師法，不忠莫大下焉。
伏望聖慈察臣之言，物奮睿斷，正考試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
』策題，蘇轼文也，诏特放罪。
光庭又言：『轼罪不當放。
』其言攻轼愈竣，且稱轼嘗罵司馬光及程頤。
轼聞而自辨曰：『臣切聞谏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
臣退伏思，臣之所謂偷刻者，專指今之有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緻有此病，于二帝何與焉?至于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為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拟二帝之意。
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禦筆用第三首。
臣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發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
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為衆口所铄。
』诏追回放罪指揮。
或言朝廷謂光庭所言非是，将逐去之。
禦史中丞傅堯俞、侍禦史王岩叟恐遂逐光庭，則所損益大[2]，乃各上疏論轼不當置祖宗于議論之間，猶未顯斥，其有譏諷意也。
疏入，不報。
殿中侍禦史呂陶言：『蘇轼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帝也。
朱光庭指以為非，亦太甚矣。
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光庭有親，而蘇轼嘗戲薄程頤，亦以光庭為程頤報怨，而屢攻蘇轼。
審如所聞，則光庭固已失之，而轼亦未為得也。
且轼薦王鞏為不知人，戲程頤為不慎言。
舉此二者罪之則當也，若指其策問為譏議二聖，欲深中之，以報親友之私怨，誠亦過矣。
』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
是時程頤言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卻，往吊喪，坐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
今已賀赦了卻，當往吊喪，于禮無害。
」蘇轼遂戲程頤雲：「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上衆皆大笑。
結冤之端，蓋自此始，轼非無過也。
』 二年正月辛酉[3]，傅堯俞、王岩叟相繼上疏，論蘇轼不當置祖宗于議論間，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
既皆不報。
是日，岩叟、堯俞又各上疏論之。
乙醜[4]，诏：『王岩叟、傅堯俞、朱光庭以蘇轼撰試館職策題不當，累有章疏。
今看詳得是非譏諷祖宗，隻是論百官有司奉行有過，令執政召逐人面谕，更不須彈奏。
』庚午，翰林學士蘇轼言：『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台谏所言。
臣所不敢深辨，蓋以深辨而求去，是不欲去也。
今者聖明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
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确然，申明其無罪。
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
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
然臣所撰策問，似亦有罪。
若不實言，是欺陛下也。
臣昔于仁宗朝制科，舉所進策論、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
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污，屈己以裕人也。
臣區區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
伏覩二帝臨禦以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
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于媮，而使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緻隳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财之政漸疏，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
臣竊憂之，故辄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
台谏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钺之誅，其甘如荠。
今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疏而不近矣。
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
』辛未，傅堯俞、王岩叟入對，論蘇轼策題不當。
堯俞既讀劄子[5]，太皇太後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
』對曰：『此雖數句言語，緣系朝廷大體，不是小事，須合理會。
』又曰：『蘇轼更不是譏諷祖宗。
』對曰：『若是譏諷祖宗，則罪當死。
臣等不止如此論列，既止是于思慮言詞失輕重，有傷事體，亦合略有行遣雲雲。
』岩叟因于袖取轼所撰策題，就簾前指陳。
未終，簾中忽厲聲曰：『更不須看文字也!』岩叟又進讀劄子，簾中極不以為然。
堯俞曰：『如此，則是太皇太後主張蘇轼。
』又厲聲曰：『太皇太後何故主張蘇轼?又不是太皇太後親戚也！』岩叟曰：『陛下不主張蘇轼，必主張道理。
願于道理上斷事。
适蒙宣谕：言官有黨。
臣等不知有黨無黨，但隻據事之是非論列，陛下亦隻當看事理如何雲雲。
』遂下至台中。
堯俞與岩叟待罪，乃同奏曰：『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蒙宣谕，謂臣等黨附谏官朱光庭，彈奏翰林學士蘇轼撰試館職策題不當事。
臣等誤承厚恩，上辜任使，更不敢詣台供職，伏俟譴斥。
自十九日，各家居。
』已而卻降出堯俞、岩叟劄子付三省。
己亥，三省進呈傅堯俞、王岩叟論蘇轼劄子。
執政有欲降旨明言轼非者，太皇太後不聽，因曰：『轼與堯俞、岩叟、光庭皆逐!』執政争以為不可。
丙子，诏：『蘇轼所撰策題即無譏諷祖宗之意，又緣自來官司試人，亦無将祖宗治體評議者。
蓋學士院失于檢會，劄與學士院令知。
蘇轼、傅堯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舊供職。
』蓋從右仆射呂公著之議也。
同知樞密院範純仁亦言：『蘇轼止是臨文偶失思慮，本非有罪。
聞言者未已，蓋此事或聞因小有言，恐緻交相攻讦，流弊漸大。
望聖慈深察，召來宣谕之意，隻乞以朝廷本置谏官、蓋為補朝廷阙失及奸邪害政，今人臣小過，本無邪心，谏官不須深論。
若其引咎求去，則雲朝廷不欲以小事去言官，爾等當共成朝廷之美，則必不敢更有他說。
』 十二月壬寅，監察禦史楊康國言：『臣昨于朝堂，見百官聚首，共議學士院撰到召試廖正一館職策題，問王莽、曹操所以攘奪天下難易，莫不驚駭相視。
其時臣未有言責，無緣上達，徒自震恐寒心而不忍聞也。
此必無人為陛下言不可狀，緻朝廷尚稽竄責。
臣今幸遇聖恩，擢置言路，豈敢畏避緘默，偷安竊祿，有孤陛下任使之意哉?』撰策題者，蘇轼也。
甲辰，監察禦史趙挺之奏曰：『蘇轼專務引納，輕薄虛誕，有如市井俳優之人，以在門下，取其浮淺之甚者力加論薦。
前日十科，乃薦王鞏；其舉自代，乃薦黃庭堅。
二人輕薄無行，少有人比。
王鞏雖已斥逐補外，庭堅罪惡尤大，尚列史局。
按：轼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儀從橫揣摩之說，近
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總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
」臣以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過也。
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
後之為人臣者，惟盛揚其先烈，不當更置之議論也。
今來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以仁祖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為之善志，反以媮刻為議論，獨稱漢宣之全美，況謂仁祖、神考不足以師法，不忠莫大下焉。
伏望聖慈察臣之言，物奮睿斷，正考試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
』策題，蘇轼文也，诏特放罪。
光庭又言：『轼罪不當放。
』其言攻轼愈竣，且稱轼嘗罵司馬光及程頤。
轼聞而自辨曰：『臣切聞谏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
臣退伏思，臣之所謂偷刻者，專指今之有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緻有此病，于二帝何與焉?至于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為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拟二帝之意。
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溫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禦筆用第三首。
臣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發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
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為衆口所铄。
』诏追回放罪指揮。
或言朝廷謂光庭所言非是，将逐去之。
禦史中丞傅堯俞、侍禦史王岩叟恐遂逐光庭，則所損益大[2]，乃各上疏論轼不當置祖宗于議論之間，猶未顯斥，其有譏諷意也。
疏入，不報。
殿中侍禦史呂陶言：『蘇轼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帝也。
朱光庭指以為非，亦太甚矣。
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光庭有親，而蘇轼嘗戲薄程頤，亦以光庭為程頤報怨，而屢攻蘇轼。
審如所聞，則光庭固已失之，而轼亦未為得也。
且轼薦王鞏為不知人，戲程頤為不慎言。
舉此二者罪之則當也，若指其策問為譏議二聖，欲深中之，以報親友之私怨，誠亦過矣。
』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
是時程頤言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卻，往吊喪，坐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
今已賀赦了卻，當往吊喪，于禮無害。
」蘇轼遂戲程頤雲：「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上衆皆大笑。
結冤之端，蓋自此始，轼非無過也。
』 二年正月辛酉[3]，傅堯俞、王岩叟相繼上疏，論蘇轼不當置祖宗于議論間，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
既皆不報。
是日，岩叟、堯俞又各上疏論之。
乙醜[4]，诏：『王岩叟、傅堯俞、朱光庭以蘇轼撰試館職策題不當，累有章疏。
今看詳得是非譏諷祖宗，隻是論百官有司奉行有過，令執政召逐人面谕，更不須彈奏。
』庚午，翰林學士蘇轼言：『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台谏所言。
臣所不敢深辨，蓋以深辨而求去，是不欲去也。
今者聖明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
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确然，申明其無罪。
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
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
然臣所撰策問，似亦有罪。
若不實言，是欺陛下也。
臣昔于仁宗朝制科，舉所進策論、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
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污，屈己以裕人也。
臣區區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
伏覩二帝臨禦以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
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于媮，而使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緻隳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财之政漸疏，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
臣竊憂之，故辄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
台谏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钺之誅，其甘如荠。
今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疏而不近矣。
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
』辛未，傅堯俞、王岩叟入對，論蘇轼策題不當。
堯俞既讀劄子[5]，太皇太後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
』對曰：『此雖數句言語，緣系朝廷大體，不是小事，須合理會。
』又曰：『蘇轼更不是譏諷祖宗。
』對曰：『若是譏諷祖宗，則罪當死。
臣等不止如此論列，既止是于思慮言詞失輕重，有傷事體，亦合略有行遣雲雲。
』岩叟因于袖取轼所撰策題，就簾前指陳。
未終，簾中忽厲聲曰：『更不須看文字也!』岩叟又進讀劄子，簾中極不以為然。
堯俞曰：『如此，則是太皇太後主張蘇轼。
』又厲聲曰：『太皇太後何故主張蘇轼?又不是太皇太後親戚也！』岩叟曰：『陛下不主張蘇轼，必主張道理。
願于道理上斷事。
适蒙宣谕：言官有黨。
臣等不知有黨無黨，但隻據事之是非論列，陛下亦隻當看事理如何雲雲。
』遂下至台中。
堯俞與岩叟待罪，乃同奏曰：『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蒙宣谕，謂臣等黨附谏官朱光庭，彈奏翰林學士蘇轼撰試館職策題不當事。
臣等誤承厚恩，上辜任使，更不敢詣台供職，伏俟譴斥。
自十九日，各家居。
』已而卻降出堯俞、岩叟劄子付三省。
己亥，三省進呈傅堯俞、王岩叟論蘇轼劄子。
執政有欲降旨明言轼非者，太皇太後不聽，因曰：『轼與堯俞、岩叟、光庭皆逐!』執政争以為不可。
丙子，诏：『蘇轼所撰策題即無譏諷祖宗之意，又緣自來官司試人，亦無将祖宗治體評議者。
蓋學士院失于檢會，劄與學士院令知。
蘇轼、傅堯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舊供職。
』蓋從右仆射呂公著之議也。
同知樞密院範純仁亦言：『蘇轼止是臨文偶失思慮，本非有罪。
聞言者未已，蓋此事或聞因小有言，恐緻交相攻讦，流弊漸大。
望聖慈深察，召來宣谕之意，隻乞以朝廷本置谏官、蓋為補朝廷阙失及奸邪害政，今人臣小過，本無邪心，谏官不須深論。
若其引咎求去，則雲朝廷不欲以小事去言官，爾等當共成朝廷之美，則必不敢更有他說。
』 十二月壬寅，監察禦史楊康國言：『臣昨于朝堂，見百官聚首，共議學士院撰到召試廖正一館職策題，問王莽、曹操所以攘奪天下難易，莫不驚駭相視。
其時臣未有言責，無緣上達，徒自震恐寒心而不忍聞也。
此必無人為陛下言不可狀，緻朝廷尚稽竄責。
臣今幸遇聖恩，擢置言路，豈敢畏避緘默，偷安竊祿，有孤陛下任使之意哉?』撰策題者，蘇轼也。
甲辰，監察禦史趙挺之奏曰：『蘇轼專務引納，輕薄虛誕，有如市井俳優之人，以在門下，取其浮淺之甚者力加論薦。
前日十科，乃薦王鞏；其舉自代，乃薦黃庭堅。
二人輕薄無行，少有人比。
王鞏雖已斥逐補外，庭堅罪惡尤大，尚列史局。
按：轼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儀從橫揣摩之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