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因何東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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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記略同。
此外，還有被史學界公認具有較高史料價值的《海東逸事》（明末遺民翁洲老民）、《魯之春秋》（李聿求），《國朝漢學師承記》（江藩）、《國朝先正事略》（李元度）等均載有黃宗羲與兵部侍郎馮京第“乞師”日本之事。
至于黃所遺著述中為何無參與“乞師”的明确記載，學者一般認可黃氏裔孫黃炳垕的揣測：“抑其時忌諱甚嚴，欲使起軍、從亡、乞師諸大案泯沒其迹，以避無妄之災耶？”（《遺獻梨洲公年譜叙》） 另有部分學者則認為，黃宗羲有“避仇”日本之行而決無“乞師”日本之舉。
梁啟超曾反駁全祖望的“己醜（順治六年）乞師說”，指出當時魯政權為武将把持，黃氏深感抗清之志難伸，遂于順治六年秋以清廷要“錄其家口“為由憤然出走，潛歸故裡，黃氏既已作出這樣的抉擇，何以時隔不足兩月，卻又返向舟山奉使日本？這在情理上講不通。
如此輕于去就，觀黃氏一生行一事也全然不符。
因此全氏所斷言的這一年黃宗羲日本”乞師“是不可信的。
不少學者認同梁氏的分析，并指出全氏之考辨有不少難以自圓之處。
如全氏據以判定黃之東渡日本時間的”馮京第兩度乞師日本“之說，雖屢見于他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馮京第墓碑》及《浮扁杯詩注》等文，但未見他指出立說的史料來源。
而且同書與《張蒼水年譜》述及馮京第東渡日本之事，卻僅有順治四年一次，而無順治六年二度乞師之行。
因此，在未找到确鑿依據之前，不能輕信全氏”乞師說“。
而較為可信的正是黃氏本人所作的《避地賦》。
因該賦叙述的是黃宗羲現存遺著中唯一涉及自己東行日本的文字。
賦中對”避仇“的時間（被阮大铖斥為一黨一人之時）和原因（阮大铖緝捕《公揭》簽名者），為避一黨一禍的交待是比較明确的。
如賦中所雲：”遂狺狺罵為一黨一人兮，禍複叢夫俊及。
……我亦何罪何辜兮，竊獨罹此橫流“。
再從該賦寫作的背景來看。
此賦大約作于康熙十三四年間（1674—1675年），當時，正值三藩亂起，波及浙江。
為避兵禍，黃氏奉母轉徙四方。
撫今追昔而作此賦，對入清以來的30餘年間自己的避地生涯作了如實的書寫。
昔之避一黨一禍，此時避幹戈，今昔之事相聯系，正說明當年東行日本”避仇“之事是肯定無疑的。
“乞師”與“避仇”兩說孰是，至今未有定論，另有學者對兩說均持“存疑”态度（如謝國桢之《黃梨洲學譜》和一些日本學者），更是加深了人們的疑惑。
看來解此懸案，殊為不易。
（金澤民）
此外，還有被史學界公認具有較高史料價值的《海東逸事》（明末遺民翁洲老民）、《魯之春秋》（李聿求），《國朝漢學師承記》（江藩）、《國朝先正事略》（李元度）等均載有黃宗羲與兵部侍郎馮京第“乞師”日本之事。
至于黃所遺著述中為何無參與“乞師”的明确記載，學者一般認可黃氏裔孫黃炳垕的揣測：“抑其時忌諱甚嚴，欲使起軍、從亡、乞師諸大案泯沒其迹，以避無妄之災耶？”（《遺獻梨洲公年譜叙》） 另有部分學者則認為，黃宗羲有“避仇”日本之行而決無“乞師”日本之舉。
梁啟超曾反駁全祖望的“己醜（順治六年）乞師說”，指出當時魯政權為武将把持，黃氏深感抗清之志難伸，遂于順治六年秋以清廷要“錄其家口“為由憤然出走，潛歸故裡，黃氏既已作出這樣的抉擇，何以時隔不足兩月，卻又返向舟山奉使日本？這在情理上講不通。
如此輕于去就，觀黃氏一生行一事也全然不符。
因此全氏所斷言的這一年黃宗羲日本”乞師“是不可信的。
不少學者認同梁氏的分析，并指出全氏之考辨有不少難以自圓之處。
如全氏據以判定黃之東渡日本時間的”馮京第兩度乞師日本“之說，雖屢見于他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馮京第墓碑》及《浮扁杯詩注》等文，但未見他指出立說的史料來源。
而且同書與《張蒼水年譜》述及馮京第東渡日本之事，卻僅有順治四年一次，而無順治六年二度乞師之行。
因此，在未找到确鑿依據之前，不能輕信全氏”乞師說“。
而較為可信的正是黃氏本人所作的《避地賦》。
因該賦叙述的是黃宗羲現存遺著中唯一涉及自己東行日本的文字。
賦中對”避仇“的時間（被阮大铖斥為一黨一人之時）和原因（阮大铖緝捕《公揭》簽名者），為避一黨一禍的交待是比較明确的。
如賦中所雲：”遂狺狺罵為一黨一人兮，禍複叢夫俊及。
……我亦何罪何辜兮，竊獨罹此橫流“。
再從該賦寫作的背景來看。
此賦大約作于康熙十三四年間（1674—1675年），當時，正值三藩亂起，波及浙江。
為避兵禍，黃氏奉母轉徙四方。
撫今追昔而作此賦，對入清以來的30餘年間自己的避地生涯作了如實的書寫。
昔之避一黨一禍，此時避幹戈，今昔之事相聯系，正說明當年東行日本”避仇“之事是肯定無疑的。
“乞師”與“避仇”兩說孰是，至今未有定論，另有學者對兩說均持“存疑”态度（如謝國桢之《黃梨洲學譜》和一些日本學者），更是加深了人們的疑惑。
看來解此懸案，殊為不易。
（金澤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