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五十五 食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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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運倉庫
曆代以來，漕粟所都，給官府廪食，各視道裡遠近以為準。
太祖都金陵，四方貢賦，由江以達京師，道近而易。
自成祖遷燕，道裡遼遠，法凡三變。
初支運，次兌運、支運相參，至支運悉變為長運而制定。
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蘇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於汴梁。
已而大将軍徐達令忻、崞、代、堅、台五州運糧大同。
中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饷永平衛。
其後海運饷北平、遼東為定制。
其西北邊則浚開封漕河饷陝西，自陝西轉饷甯夏、河州。
其西南令川、貴納米中鹽，以省遠運。
於時各路皆就近輸，得利便矣。
永樂元年納戶部尚書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陳州颍岐口跌坡，别以巨舟入黃河抵八柳樹，車運赴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
時駕數臨幸，百費仰給，不止饷邊也。
淮、海運道凡二，而臨清倉儲河南、山東粟，亦以輸北平，合而計之為三運。
惟海運用官軍，其馀則皆民運雲。
自浚會通河，帝命都督賈義、尚書宋禮以舟師運。
禮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辄敗，乃造淺船五百艘，運淮、揚、徐、兗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
平江伯陳瑄繼之，頗增至三千馀艘。
時淮、徐、臨清、德州各有倉。
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輓運。
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
以次遞運，歲凡四次，可三百萬馀石，名曰支運。
支運之法，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
通數年以為裒益，期不失常額而止。
由是海陸二運皆罷，惟存遮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十萬石，十二輸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輸薊州而已。
不數年，官軍多所調遣，遂複民運，道遠數愆期。
宣德四年，瑄及尚書黃福建議複支運法，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甯、池、廬、安、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二倉。
民糧既就近入倉，力大減省，乃量地近遠，糧多寡，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給官軍。
惟山東、河南、北直隸則徑赴京倉，不用支運。
尋令南陽、懷慶、汝甯糧運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糧運德州倉，其後山東、河南皆運德州倉。
六年，瑄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一年，誤農業。
令民運至淮安、瓜洲，兌與衛所。
官軍運載至北，給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
”是為兌運。
命群臣會議。
吏部蹇義等上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為差。
每石，湖廣八鬥，江西、浙江七鬥，南直隸六鬥，北直隸五鬥。
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運者，止加四鬥，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諸倉，不願兌者，亦聽其自運。
軍既加耗，又給輕赍銀為洪閘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為艱。
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矣。
軍與民兌米，往往恃強勒索。
帝知其弊，敕戶部委正官監臨，不許私兌。
已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過六鬥，近者至二鬥五升。
以三分為率，二分與米，一分以他物準。
正糧斛面銳，耗糧俱平概。
運糧四百萬石，京倉貯十四，通倉貯十六。
臨、徐、淮三倉各遣禦史監收。
正統初，運糧之數四百五十萬石，而兌運者二百八十萬馀石，淮、徐、臨、德四倉支運者十之三四耳。
土木之變，複盡留山東、直隸軍操備。
蘇、松諸府運糧仍屬民。
景泰六年，瓦剌入貢，乃複軍運。
天順末，兌運法行久，倉入觊耗馀，入庾率兌斛面，且求多索，軍困甚。
憲宗即位，漕運參将袁佑上言便宜。
帝曰：“律令明言，收糧令納戶平準，石加耗不過五升。
今運軍願明加，則倉吏侵害過多可知。
今後令軍自概，每石加耗五升，毋溢，勒索者治罪。
”後從督倉中官言，加耗至八升。
久之，複溢收如故，屢禁不能止也。
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
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為常。
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内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者七十萬石。
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十七萬七千七百石。
通計兌運、改兌加以
太祖都金陵，四方貢賦，由江以達京師，道近而易。
自成祖遷燕，道裡遼遠，法凡三變。
初支運，次兌運、支運相參，至支運悉變為長運而制定。
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蘇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於汴梁。
已而大将軍徐達令忻、崞、代、堅、台五州運糧大同。
中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饷永平衛。
其後海運饷北平、遼東為定制。
其西北邊則浚開封漕河饷陝西，自陝西轉饷甯夏、河州。
其西南令川、貴納米中鹽，以省遠運。
於時各路皆就近輸，得利便矣。
永樂元年納戶部尚書郁新言，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陳州颍岐口跌坡，别以巨舟入黃河抵八柳樹，車運赴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
時駕數臨幸，百費仰給，不止饷邊也。
淮、海運道凡二，而臨清倉儲河南、山東粟，亦以輸北平，合而計之為三運。
惟海運用官軍，其馀則皆民運雲。
自浚會通河，帝命都督賈義、尚書宋禮以舟師運。
禮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辄敗，乃造淺船五百艘，運淮、揚、徐、兗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
平江伯陳瑄繼之，頗增至三千馀艘。
時淮、徐、臨清、德州各有倉。
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輓運。
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
以次遞運，歲凡四次，可三百萬馀石，名曰支運。
支運之法，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
通數年以為裒益，期不失常額而止。
由是海陸二運皆罷，惟存遮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十萬石，十二輸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輸薊州而已。
不數年，官軍多所調遣，遂複民運，道遠數愆期。
宣德四年，瑄及尚書黃福建議複支運法，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甯、池、廬、安、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二倉。
民糧既就近入倉，力大減省，乃量地近遠，糧多寡，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給官軍。
惟山東、河南、北直隸則徑赴京倉，不用支運。
尋令南陽、懷慶、汝甯糧運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糧運德州倉，其後山東、河南皆運德州倉。
六年，瑄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一年，誤農業。
令民運至淮安、瓜洲，兌與衛所。
官軍運載至北，給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
”是為兌運。
命群臣會議。
吏部蹇義等上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為差。
每石，湖廣八鬥，江西、浙江七鬥，南直隸六鬥，北直隸五鬥。
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運者，止加四鬥，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諸倉，不願兌者，亦聽其自運。
軍既加耗，又給輕赍銀為洪閘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為艱。
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矣。
軍與民兌米，往往恃強勒索。
帝知其弊，敕戶部委正官監臨，不許私兌。
已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過六鬥，近者至二鬥五升。
以三分為率，二分與米，一分以他物準。
正糧斛面銳，耗糧俱平概。
運糧四百萬石，京倉貯十四，通倉貯十六。
臨、徐、淮三倉各遣禦史監收。
正統初，運糧之數四百五十萬石，而兌運者二百八十萬馀石，淮、徐、臨、德四倉支運者十之三四耳。
土木之變，複盡留山東、直隸軍操備。
蘇、松諸府運糧仍屬民。
景泰六年，瓦剌入貢，乃複軍運。
天順末，兌運法行久，倉入觊耗馀，入庾率兌斛面，且求多索，軍困甚。
憲宗即位，漕運參将袁佑上言便宜。
帝曰：“律令明言，收糧令納戶平準，石加耗不過五升。
今運軍願明加，則倉吏侵害過多可知。
今後令軍自概，每石加耗五升，毋溢，勒索者治罪。
”後從督倉中官言，加耗至八升。
久之，複溢收如故，屢禁不能止也。
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
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為常。
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内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者七十萬石。
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十七萬七千七百石。
通計兌運、改兌加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