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時出現”的柏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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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兩千萬字的文學、史學著作多數都在大陸出版過，有的甚至由多家出版社先後出版，但是柏楊帶給大陸的核心影響則是“醬缸文化”。
“醬缸文化”的到來加速了破冰之旅的進程。
從文化界開始的反思在整個社會引發了全面碰撞，人們都感受到社會在發生變化，但是變化又步履維艱，明顯的特征是進兩步退一步，新時期的改革萌芽在嚴重的争議中艱難生長。
八十年代前期的反思顯然不夠徹底，因為反思的出發點都是站在了傳統的基礎上。
對于傳統，中國人是抱着“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态度的，但是問題在于何謂精華？怎麼知道不會由于眼神不好、大腦遲鈍，緊抱不放的精華實際卻是糟粕？并且由于時間的轉換、地點的不同，糟粕與精華之間也會互相轉換的。
這時的“八十年代人”的局限是，他們還沒有能力認知這一點。
于是，當“醬缸文化”帶着“國民性批判”到來的時候，連一向激進的青年學子們都驚異得變了臉，柏楊先生把傳統給連根拔了。
争議之大不必細說，即使在大陸以外的華人圈，柏楊兩個字也可以成為一場争論的開端 。
在大陸校園的學生宿舍裡，幾乎每個房間都為柏楊召開過專門的“卧談會”。
大陸的文化界在八十年代的後半期開始思考的是：我們的傳統是什麼？ 八十年代，從打碎傳統文化開始，也打碎了人們心中的價值體系，柏楊先生在這個打碎的過程當中，是助了一臂之力的。
之所以說，柏楊的到來是“适時出現”，就是因為他參與并加速了這個打碎的進程。
而假如柏楊遲到的話，相信對于彼此，那樣的錯過，是無法用“遺憾”這個詞彙可以表達的。
舊的東西被打碎了，新的文化、新的價值體系還沒有建立，蓦然處于浮遊狀态，面對着驟然開闊的世界，進入到九十年代的“八十年代人”，開始為自己的反思付出代價，不知向何處去。
二、八十年代，“五四”精神的重拾與延續 還是要強調這句話，迄今為止對于八十年代的認識，我們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十年，對于現在及未來的中國有多麼的重要。
這個十年，對于中國人來說，高度濃縮着心靈的痛苦與掙紮，既是空前，可能也是絕後的，中國人的價值體系從沒有面對過如此猛烈的撕裂與陣痛。
将柏楊先生納入到八十年代來研究柏楊的意義，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必需的，離開了這個年代，在中國大陸，柏楊将不再是柏楊。
因為八十年代的本質，是“五四”精神的秉承和延續。
關注中國問題的學者們注意的就是，“五四”精神所提出的任務，不僅八十年代沒有能夠完成，其實我們至今也仍未完成；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仍将要肩負這個沉重的使命，而且看起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在延續。
這個延續實際上從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末開始，曾經被長時間地中斷過，能夠重拾“五四精神”，就是在這個八十年代，并且一度達到過高潮。
遺憾的是，這樣一個如此重要的學術命題，若幹年來，卻被學術界如此長久地忽略着。
與“五四”時代相比，八十年代與其共同之處，就是逐步開始秉承其科學與民主的基本精神；其不同之處就是八十年代沒有能夠出現魯迅那樣的領袖級人物，僅僅出現了号角式的人物，柏楊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柏楊卻是整個八十年代惟一能夠與“五四”時代的魯迅遙遙相對的人物。
與魯迅相比，繼其“染缸文化”之後，柏楊提出了“醬缸文化”；魯迅對國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柏楊的觀點更直截了當：醜陋的中國人！ 不同的時代，兩位人文大師，思考的是同一個問題：中國人，你怎麼了？ “八十年代人”在接受魯迅的思想時是毫無障礙的，他們認為魯迅筆下的中國人是和他們毫無關系的，那是舊的中國人。
剛剛從“文革”荒漠中走過來的他們沒有能力在更深程度上理解魯迅作品的文化内涵。
但是柏楊的到來，在“八十年代人”當中卻掀起了巨大的波瀾。
柏楊的指責，不僅直接指向了當代國人，顯然也指向了他們。
如此犀利、直接、全面、一語道破中國傳統文化劣根性的，柏楊是第一人。
“八十年代人”這時的年齡從十幾歲到三十幾歲不等，普遍接受着三到四年的高等教育。
進入大學在當時是年輕人惟一的光明之路，因而他們當中集中了當時最優秀的年輕人。
他們全部是從文化的荒漠中走來，對文化的渴望，表現得如饑似渴。
他們喜歡一切新的東西，而且很容易接納。
在社會大環境全面反思的影響下，他們一反過去的盲從，逐步開始進行獨
“醬缸文化”的到來加速了破冰之旅的進程。
從文化界開始的反思在整個社會引發了全面碰撞，人們都感受到社會在發生變化，但是變化又步履維艱，明顯的特征是進兩步退一步，新時期的改革萌芽在嚴重的争議中艱難生長。
八十年代前期的反思顯然不夠徹底，因為反思的出發點都是站在了傳統的基礎上。
對于傳統，中國人是抱着“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态度的，但是問題在于何謂精華？怎麼知道不會由于眼神不好、大腦遲鈍，緊抱不放的精華實際卻是糟粕？并且由于時間的轉換、地點的不同，糟粕與精華之間也會互相轉換的。
這時的“八十年代人”的局限是，他們還沒有能力認知這一點。
于是，當“醬缸文化”帶着“國民性批判”到來的時候，連一向激進的青年學子們都驚異得變了臉，柏楊先生把傳統給連根拔了。
争議之大不必細說，即使在大陸以外的華人圈，柏楊兩個字也可以成為一場争論的開端 。
在大陸校園的學生宿舍裡，幾乎每個房間都為柏楊召開過專門的“卧談會”。
大陸的文化界在八十年代的後半期開始思考的是：我們的傳統是什麼？ 八十年代，從打碎傳統文化開始，也打碎了人們心中的價值體系，柏楊先生在這個打碎的過程當中，是助了一臂之力的。
之所以說，柏楊的到來是“适時出現”，就是因為他參與并加速了這個打碎的進程。
而假如柏楊遲到的話，相信對于彼此，那樣的錯過，是無法用“遺憾”這個詞彙可以表達的。
舊的東西被打碎了，新的文化、新的價值體系還沒有建立，蓦然處于浮遊狀态，面對着驟然開闊的世界，進入到九十年代的“八十年代人”，開始為自己的反思付出代價，不知向何處去。
二、八十年代，“五四”精神的重拾與延續 還是要強調這句話，迄今為止對于八十年代的認識，我們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十年，對于現在及未來的中國有多麼的重要。
這個十年，對于中國人來說，高度濃縮着心靈的痛苦與掙紮，既是空前，可能也是絕後的，中國人的價值體系從沒有面對過如此猛烈的撕裂與陣痛。
将柏楊先生納入到八十年代來研究柏楊的意義，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必需的，離開了這個年代，在中國大陸，柏楊将不再是柏楊。
因為八十年代的本質，是“五四”精神的秉承和延續。
關注中國問題的學者們注意的就是，“五四”精神所提出的任務，不僅八十年代沒有能夠完成，其實我們至今也仍未完成；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仍将要肩負這個沉重的使命，而且看起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在延續。
這個延續實際上從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末開始，曾經被長時間地中斷過，能夠重拾“五四精神”，就是在這個八十年代，并且一度達到過高潮。
遺憾的是，這樣一個如此重要的學術命題，若幹年來，卻被學術界如此長久地忽略着。
與“五四”時代相比，八十年代與其共同之處，就是逐步開始秉承其科學與民主的基本精神；其不同之處就是八十年代沒有能夠出現魯迅那樣的領袖級人物，僅僅出現了号角式的人物，柏楊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柏楊卻是整個八十年代惟一能夠與“五四”時代的魯迅遙遙相對的人物。
與魯迅相比，繼其“染缸文化”之後，柏楊提出了“醬缸文化”；魯迅對國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柏楊的觀點更直截了當：醜陋的中國人！ 不同的時代，兩位人文大師，思考的是同一個問題：中國人，你怎麼了？ “八十年代人”在接受魯迅的思想時是毫無障礙的，他們認為魯迅筆下的中國人是和他們毫無關系的，那是舊的中國人。
剛剛從“文革”荒漠中走過來的他們沒有能力在更深程度上理解魯迅作品的文化内涵。
但是柏楊的到來，在“八十年代人”當中卻掀起了巨大的波瀾。
柏楊的指責，不僅直接指向了當代國人，顯然也指向了他們。
如此犀利、直接、全面、一語道破中國傳統文化劣根性的，柏楊是第一人。
“八十年代人”這時的年齡從十幾歲到三十幾歲不等，普遍接受着三到四年的高等教育。
進入大學在當時是年輕人惟一的光明之路，因而他們當中集中了當時最優秀的年輕人。
他們全部是從文化的荒漠中走來，對文化的渴望，表現得如饑似渴。
他們喜歡一切新的東西，而且很容易接納。
在社會大環境全面反思的影響下，他們一反過去的盲從，逐步開始進行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