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時出現”的柏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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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洪海中國大陸的八十年代，往往又是理想主義的代名詞，發生并貫穿于這個年代的一系列變革，讓人們震驚、興奮和渴望，在今天，八十年代常常和懷舊聯系在一起。

     一九七七年開始，大陸恢複了高考制度，直到八十年代結束，大約有六百萬的青年學生先後走進校園，他們當中，年齡小的剛剛成年，也有三十幾歲的大齡學生。

    他們一般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當他們與八十年代狹路相逢時，正是他們人生意識的成長時期，因而一方面他們續傳了“五四”精神的薪火，同時更有“文革”的沉痛反思。

    所以，他們思考的深度遠超他們的師長，又遠非後來人可比。

    這一代人，本文所稱“八十年代人”這個概念并非時下流行的“八十年代生人”。

     之所以選擇“八十年代人”來研究柏楊的意義，是因為八十年代“五四”精神在對傳統的大反思中表現出了一定的缺失，它依舊停留在“科學”與“民主”的認定上，沒有在現實生存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視，更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案。

    恰恰是柏楊先生鮮明的現實批判，為“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啟蒙，給予了完整的、重要的彌補。

     一、适時出現的柏楊幾乎所有能夠持續生長的事物，都必須有着它的緣分。

    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發現好望角早了若幹年，但是他沒有緣分，于是中國錯過了可以依托海洋讓世界認識中國的機會。

    後來的乾嘉盛世，不過是曆史中國最後的繁榮，《南京條約》于是成為必然。

     大陸的“文革”年代，以地下方式極為流行一部手抄本小說《歸來》（即《第二次握手》），可惜張揚也是沒有緣分。

    他的“錯誤”在于這部小說創作得太早，所以在當時他隻好成為“反革命”，坐牢四年，幾乎被槍決。

    但是後來的張揚依舊沒有緣分。

    若幹年後，這本小說的總印量達到了四百三十萬冊，然而張揚拿到的全部稿費隻有兩千五百元人民币。

    在大陸的八十年代初期，還沒有後來比較完善的稿費制度，張揚的緣分可謂糟糕至極。

     緣分有時看起來隻是和某一個人有關，但就是這個人往往是在意味着一個時代。

     柏楊來到大陸的時候，恰好也剛剛是他應該來，也正是大陸需要他來的時候。

     有關中國大陸八十年代的研究，近幾年開始陸續有了一些總結性的文章，内容多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層面。

    但是，顯然這些文章基本就停留在了總結性的基礎上，我們好像還不清楚曾經走過的這個年代，對于我們的未來有多麼重要。

     八十年代，我們沒有給予它應有的位置。

     八十年代是我們出發的地方，今天的中國，那些能夠讓我們振奮的，幾乎都是從那裡開始起飛的；我們出發的原動力，歸根結底是來自八十年代的文化醞釀。

    這就是八十年代對于我們的意義：這是一個新時代的起點。

     在八十年代産生這種文化醞釀，來自于衆所周知的文化反思，從一首詩、一篇小說、一部電影開始，從反思文學開始，反思的波瀾彙集成河最終波及到思想界。

    内部的異化也為外來的聲音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各種學說、流派與思想喧嚣而來，八十年代的思想界，猶如一個開放的花園熱鬧非凡。

    在這熙攘的人群中，應該有四個人，是我們不能忘記的。

     尼采和薩特在八十年代初來到中國的時候，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幾乎達到了震撼的程度；緊随其後的是弗洛伊德，“八十年代人”不能忘記他，是因為他第一次給予了中國人完整的性觀念。

     第四個到來的是柏楊。

     “醬缸文化”來到大陸的時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大陸思想界的破冰之旅如火如荼的時期。

    一九八四年的柏楊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發表了他著名的演講，其轟動效應之烈以緻立即波及到大陸。

    “醬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國民性批判”剛好呼應了大陸正推向高潮的文化反思運動，于是，整個八十年代的近六百萬學子，即“八十年代人”幾乎沒有人沒有議論過柏楊和《醜陋的中國人》，導緻的直接反應就是柏楊熱！在當時，在中國大陸的文化階層，柏楊是若幹核心詞彙當中的一個。

    愛荷華演講的第二年，《醜陋的中國人》就被大陸出版社介紹給了大陸讀者，有人估計，當時的發行量高達幾百萬冊，柏楊先生震撼性的聲音，讓學子們争相閱讀。

    當時富有影響力的文化核心媒體，幾乎都重點推出過有關柏楊的讨論。

     迄今為止，柏楊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