醜陋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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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柏揚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講辭。

     多少年以來，我一直想寫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

    我記得美國有一本「醜陋的美國人」，寫出來之後，美國國務院拿來做為他們行動的參考。

    日本人也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駐阿根廷的大使，他閣下卻被撤職，這大概就是東力和西方的不同。

    中國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級，假定我把這本書寫出來的話，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監獄給我送飯，所以我始終沒有寫。

    但是我一直想找個機會，把它作一個口頭報告，請教全國各階層的朋友。

    不過作一個口頭報告也不簡單，在台北，聽我講演的人，一聽說要講這個題目。

    就立刻不請我了。

    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來，笫一次用[醜陋的中國人]講演，我感到到非常高興，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有一次，台中東海大學請我講演，我告訴他們這個題目，我問同學會會長：「會不會有問題？」他說：「怎麽會有問題？」我對他說：「你去訓導處打聽一下：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被當作問題人物。

    又講一個問題題目，那可是雙料。

    」跟訓導處談過之後，他打電話到台北來說：「問題是沒有的，不過題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訓導處認為題目難聽。

    」接看把他拟定的一個很長的冠冕堂皇的題目告訴我。

    他問：「同意不同意？」我說：「當然不同意，不過你一定要改，隻好就改。

    」那是我第一次講有關「醜陋的中國人」。

    我對他說：「希望我講的時候能做個錄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寫成一篇文章。

    」他慷慨承諾。

    結果講過之後，把錄音帶寄來，隻有開頭的幾句話，以後就沒有了聲音。

     今年我六十五歲。

    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給我做了一個生日。

    我對他們說：「我活了六十五歲，全是艱難的歲月。

    」我的意思是：不僅僅我個人艱難，而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艱難。

    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輕，尤其是來自台灣的朋友們，多數擁有富裕的經濟環境，同你們談「艱難」，你們既不愛聽，也不相信，更不了解。

    我所談的艱難，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政治問題，而是超出個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層面的整個中國人問題。

    不僅僅是一個人經曆了患難，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經曆了患難。

    假使我們對這個患難沒有了解。

    對這個有毒素的文化沒有了解，那麽我們的災禍還會再度發生，永遠無盡無期。

     在泰國考伊蘭難民營，百分之九十是從越南、柬埔寨、寮國被驅逐出來的中國人，我們所講的「中國人」不是國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統或文化。

    有一位中國文化大學華僑研究所的女學生，是派到泰國為難民服務的服務團的一員，到了那裹幾天之後，不能忍受，哭着回來。

    她說：「那種慘狀我看不下去。

    」後來我到了泰國。

    發現中國難民的處境使人落淚。

    好比說：中國人不可以有私有财産。

    而且不能有商業行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鄰居太燙替你縫兩針，你給她半碗米作為同報，這就是商業行為，然後泰國士兵會逼看那位太燙全身脫光，走到裁判所，問她：「你為什麽做這種違法的事情？」這隻是一件很輕微的侮辱我除了難過和憤怒外，隻有一個感慨「中國人造了什麼孽？為什麽受到這種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從巴黎的地下鐵出來，看到一個賣首飾的攤子，賣主是一個東方面孔的中年婦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講，賣主忽然用中國話向我們解釋，我們覺得很親切，問她「你怎麽會講中國話？」她說：「我是中國人，從越南逃出來的。

    」她就住在考伊蘭難民營，一面說，一面嗚咽。

    我隻好安慰她：「至少現在還好，沒有挨餓。

    」在告辭轉身時，聽到她歎了一口氣「唉！做一個中國人好羞愧！」我對這一聲歎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紀的南洋島，就是現在的東南亞，那時還是英國和荷蘭的屬地。

    有一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災難。

    」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島像豬仔一樣，無知無識，自生自滅，而且随時會受到屠殺。

    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

    災難更大。

    最使我們痛苦的是：一百年來，中國人的每一個盼望。

    幾乎全部歸於幻滅。

    來了一個盼望，以為中國會從此好起來，結果不但使我們失望，反而更壞。

    再來一個盼望，而又是一個幻滅，又是一個失望。

    又是一個更壞。

    一而再再而三。

    民族固然長長遠的，但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

    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理想，經得起破滅？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還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難盡。

    四年前，我在紐約講演，講到感慨的地方，一個人站起來說：「你從台灣來。

    應該告訴我們希望，應該鼓舞我們民心。

    想不到你卻打擊我們。

    」一個人當然需要鼓勵。

    問題是，鼓勵起來之後怎麽辦，我從小就受到鼓勵。

    五、六歲的時候，大人就對我說：「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我想我的責任太大，負擔不起。

    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

    現在，兒子又告訴孫子：「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一代複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夠好起來？在中國廣大的大陸上，「反右」之後接着又來一個「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類有曆史以來還沒有遇到過這麽大的一場人造浩劫。

    不僅是生命的損失，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

    人如果離開了人性和高貴的品德，就跟禽獸毫無區别。

    十年浩劫使許多人都成了禽獸。

    這樣一個民族：品質堕落到這種地步，怎麽能夠站得起來？在馬來西亞，華人占百分之三十幾，有次我去博物館參觀，裹面有馬來文，有英文，就是沒有華文。

    這不是說有華文就好，沒有華文就不好。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現象一方面說，馬來人的心胸不寬廣，另一方面，也說明華人沒有力量，沒有地位，沒有受到尊重。

    泰國的華人說：「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

    」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個法令下來。

    你什麽都沒有了。

     現在，大家談論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個國家。

    它的土地被外國搶走。

    都是一種羞恥。

    等到收複它的時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樣，同到母親的懷抱。

    雙方都非常歡喜。

    各位都知道法國将阿爾安斯、勞蘭兩個省割給德國的事情，當它們喪失的時候，是多麽痛苦，它們回歸的時候，又是多麽快樂。

    可是我們的香港，一聽說要回歸祖國，立刻吓得魂飛魄散。

    這是怎麽一同事？至於我們在台灣，有些台灣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張台灣獨立。

    想當年。

    三十年前，當台灣回歸祖國的時候，大家高興得如癡如狂。

    真是像一個迷途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

    三十年之後。

    為什麽産生了要離家出走的想法？賽普路斯，一邊是土耳其人，一邊是希臘人。

    根本是兩碼子事；言語不一樣，種族不一樣，宗教不一樣，什麽都不一樣，土耳其人可以這樣做。

    而我們，同一個血統，同一個長相，同一個祖先，同一種文化，同一種文字，同一種語言，隻不過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麽會有這種現象？這種種事情，使得做為一個中國人，不但艱難，而且羞辱、痛苦。

    就是身在美國的中國人，你不曉得他是怎麽一回事，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