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剛伐樹我洗缸——為大陸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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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楊 　　一九八二年，台北最大的一家報社舉辦一連數場的講演，邀我參加。

    我拟定題目：“醜陋的中國人”，想不到立刻就被打回票，主持人告訴我說：“中國人有什麼醜陋的？你關住門說給自己聽吧！”結果不聲不響，就把我從名單裡開除。

     　　一九八三年，位于台中的東海大學學生自治會，邀我講演，我講的題目仍是“醜陋的中國人”。

    自治會主席問我能不能改一下題目，我說：“再改仍是醜陋的中國人”。

    他請示訓導處，同意名字可以不改，但内容不要太過分。

    我當然遵命，但有一個請求，就是給我一個完整的錄音帶。

    學校答應的聲音如雷貫耳。

    講演那天，進到大禮堂，發現前四五排，坐的全是軍事教官。

    會場雖然擠滿了學生，氣氛卻顯得肅殺。

    講完之後，大家依例鼓掌。

    過了十幾天，學校把錄音帶寄來。

    放在錄放音機播出：“各位長官、各位同學……”接着是一片寂靜，惟一聽到的是帶子旋轉聲，原來是一卷空白，所有的講詞，全被洗掉，多少有點傷感。

    對付我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出獄不久、狼狽不堪的專欄作家，一個堂堂大學堂，竟用這類小動作相待。

    我是這麼重要嗎？我不認為我是這麼重要。

    但既然連一個大學堂都認為我很重要，我想我大概是很重要。

     　　次年，一九八四年，我和香華一同接受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計劃的邀請。

    在五月花大樓住了三個月，我們充滿了驚奇、愉快、滿足，和豐富的回憶，其中的一項就是我在愛荷華大學，再次地講演“醜陋的中國人”。

    在一個可以容納一百人左右俱樂部的教室裡，聽衆三分之二是黃色同胞，三分之一是白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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