醜陋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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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中、獨、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
簡直沒有共同語言。
互相把對方當作殺父之仇，這算是一個什麽樣的民族？這算是一個什縻樣的國家？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麽曆史悠久，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
現代的希臘人跟從前的希臘人無關，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
為什麽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國人欺負，更受自己人欺負--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負。
有時侯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下。
看到外國小孩，他們是那麽快樂，我從内心産生羨慕。
他們沒有負擔，他們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滿歡愉。
我們台灣的孩子，到學校去念書。
戴上近視眼鏡。
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六親不認。
他母親昏倒在地，他去扶她。
母親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幹什麽？你用功罷，你用功罷！」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學生馬上就抗議：「我們不要學做人，我們要學應付考試。
」再看大陸上的一些孩子，從小就要鬥，就要詐欺，就要練習出賣朋友同志，就要滿口謊言。
多可怕的教育，我們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卻是這種樣子。
我在台灣三十多年，寫小說十年，寫雜文十年，坐牢十年，現在将是寫曆史十年，平均分配。
為什麽我不寫小說了？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要透過一個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寫雜文。
雜文像匕首一樣，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髒。
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你已經開錯了，應該左轉，應該右轉，應該靠邊走，不應該在雙黃線上超車，前面有橋，應該放緩油門，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有紅燈等等。
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關進大牢。
掌握權柄的人認為：隻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他就永遠沒有錯誤。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出獄之後，我更不斷的探讨，像我這樣的遭遇，是不是一個變态的、特殊的例予？我到愛荷華，正式和大陸的作家在一起，使我發現，像我這種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灣坐牢，就在大陸坐牢。
他們同我講：「你這個脾氣，到不了紅衛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
」為什麽一個中國人，稍微膽大心粗一點，稍微講一點點實話，就要遭到這種命運？我遇到很多在大陸坐過牢的人，我間他們：「你為什麽坐牢？」他們說：「講了幾句實話。
」就是這樣。
為什麽講了幾句實話就會遭到這樣的命運？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
前幾天，有位從北京來的「全國作家協會」的黨書記，我同他談，把我氣得講不出話來。
我覺得我吵架還蠻有本領，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悶了。
但不能怪他，甚至於在台北關我的特務，都不能責備，換了各位，在那個環境之中，納入那種軌道之後，也可能會有那樣的反應，因為你覺得做得是對的。
我也會那樣做。
因為我認為我做得是對的，甚至可能比他們更壞。
常聽到有人說：「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
」我年紀大了之後，覺得這話很有問題，事實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攪拌器裹的石子一樣，運轉起來之後，身不由主。
使我們感覺到，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問題。
耶稣臨死的時候說：「寬容他們，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
」年輕時候讀這句話，覺得稀松平常，長大之後，也覺得這句話沒有力量。
但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才發現這句話多縻深奧，多麽痛心。
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人，成了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的醜陋，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
我到愛荷華，因為中華民國跟美國沒有邦交，我們夫婦的經費是由愛荷華大學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
捐助一半的是愛荷華燕京飯店老闆，一位從沒有回過中國的中國人裴竹章先生，我們從前沒見過面，捐了一個這麽大的數目，使我感動。
他和我談話，他說：「我在沒有看你的書之前，我覺得中國人了不起，看了你的書之後，才覺得不是那麽一回事，所以說，我想請你當面指教。
]裴竹韋先生在發現我們文化有問題後，深思到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有問題，我第一次出國時，孫觀漢先生跟我講：「你回國之後，不準講一句話：唉！中國人到那裹都是中國人。
」我說：「好，我不講。
」回國之後，他問我：「你講得怎麽樣？」我說：「還是不準講的那句話：中國人到那裹都是中國人。
」他希望我不要講這句話。
是他希望中國人經過若千年後，有所改變，想不到并沒有變。
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真的有了問題？是不是上帝造我們中國人的時候，就賦給我們一個醜陋的内心？我想不應是品質問題，這不是自找安慰，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幾名的，往往是中國人，許多大科學家，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甯、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頭腦。
中國人并不是品質不好，中國人的品質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很快樂的境界，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
但我們不必整天要我們的國家強大，國家不強大有什麽關系？隻要人民幸福。
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強大不遲。
我想我們中國人有高貴的品質。
但是為什麽幾百年以來，始終不能使中國人脫離苦難？什麽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個綜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
有人說：「自己不争氣，卻怪祖先。
」這話有一個大漏洞。
記得易蔔先生有一出名劇（按，[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個梅毒的兒子，每次兒子病發的時候：都要吃藥。
有一次，兒子憤怒的說：「我不要這個藥，我甯願死。
你看你給我一個什麽樣的身體？」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父母。
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祖先，假定我們要怪的話，我們要怪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什麽樣的文化？這麽一個龐大的國度，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個龐大民族，卻陷入貧窮、愚昧、鬥争、血腥等熱饒流沙之中，難以自拔。
我看到别的國家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心裹充滿了羨慕。
這樣的一個傳統文化。
産生了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象，使我們中國人具備了很多種可怕的特徵。
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就是髒、亂、吵。
台北曾經一度反髒亂。
結果反了幾天也不再反了。
我們的廚房髒亂。
我們的家庭髒亂。
有很多地方，中國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
我有一個小朋友，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的，嫁給一個法國人，住在巴黎，許多朋友到歐洲旅行都在她家，打過地鋪。
她跟我說：「她住的那棟樓裹，法國人都搬走了，東方人都搬來了。
」（東方人的意思，有時候是指整個東方，有時候專指中國人。
）我聽了很難過，可是随便看看，到處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處跑，到處亂畫，空氣裹有潮濕的黴味。
我問：「你們不能弄乾淨嗎？」她說：「不能。
」不但外國人覺得我們髒，我們亂。
經過這麽樣提醒之後，我們自己也覺得我們髒、我們亂。
至於吵，中國人的嗓門之大，真是天下
簡直沒有共同語言。
互相把對方當作殺父之仇，這算是一個什麽樣的民族？這算是一個什縻樣的國家？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麽曆史悠久，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
現代的希臘人跟從前的希臘人無關，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
為什麽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國人欺負，更受自己人欺負--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負。
有時侯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下。
看到外國小孩，他們是那麽快樂，我從内心産生羨慕。
他們沒有負擔，他們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滿歡愉。
我們台灣的孩子，到學校去念書。
戴上近視眼鏡。
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六親不認。
他母親昏倒在地，他去扶她。
母親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幹什麽？你用功罷，你用功罷！」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學生馬上就抗議：「我們不要學做人，我們要學應付考試。
」再看大陸上的一些孩子，從小就要鬥，就要詐欺，就要練習出賣朋友同志，就要滿口謊言。
多可怕的教育，我們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卻是這種樣子。
我在台灣三十多年，寫小說十年，寫雜文十年，坐牢十年，現在将是寫曆史十年，平均分配。
為什麽我不寫小說了？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要透過一個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寫雜文。
雜文像匕首一樣，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髒。
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你已經開錯了，應該左轉，應該右轉，應該靠邊走，不應該在雙黃線上超車，前面有橋，應該放緩油門，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有紅燈等等。
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關進大牢。
掌握權柄的人認為：隻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他就永遠沒有錯誤。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出獄之後，我更不斷的探讨，像我這樣的遭遇，是不是一個變态的、特殊的例予？我到愛荷華，正式和大陸的作家在一起，使我發現，像我這種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灣坐牢，就在大陸坐牢。
他們同我講：「你這個脾氣，到不了紅衛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
」為什麽一個中國人，稍微膽大心粗一點，稍微講一點點實話，就要遭到這種命運？我遇到很多在大陸坐過牢的人，我間他們：「你為什麽坐牢？」他們說：「講了幾句實話。
」就是這樣。
為什麽講了幾句實話就會遭到這樣的命運？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
前幾天，有位從北京來的「全國作家協會」的黨書記，我同他談，把我氣得講不出話來。
我覺得我吵架還蠻有本領，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悶了。
但不能怪他，甚至於在台北關我的特務，都不能責備，換了各位，在那個環境之中，納入那種軌道之後，也可能會有那樣的反應，因為你覺得做得是對的。
我也會那樣做。
因為我認為我做得是對的，甚至可能比他們更壞。
常聽到有人說：「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
」我年紀大了之後，覺得這話很有問題，事實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個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攪拌器裹的石子一樣，運轉起來之後，身不由主。
使我們感覺到，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問題。
耶稣臨死的時候說：「寬容他們，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
」年輕時候讀這句話，覺得稀松平常，長大之後，也覺得這句話沒有力量。
但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才發現這句話多縻深奧，多麽痛心。
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人，成了今天這個樣子，我們的醜陋，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
我到愛荷華，因為中華民國跟美國沒有邦交，我們夫婦的經費是由愛荷華大學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
捐助一半的是愛荷華燕京飯店老闆，一位從沒有回過中國的中國人裴竹章先生，我們從前沒見過面，捐了一個這麽大的數目，使我感動。
他和我談話，他說：「我在沒有看你的書之前，我覺得中國人了不起，看了你的書之後，才覺得不是那麽一回事，所以說，我想請你當面指教。
]裴竹韋先生在發現我們文化有問題後，深思到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有問題，我第一次出國時，孫觀漢先生跟我講：「你回國之後，不準講一句話：唉！中國人到那裹都是中國人。
」我說：「好，我不講。
」回國之後，他問我：「你講得怎麽樣？」我說：「還是不準講的那句話：中國人到那裹都是中國人。
」他希望我不要講這句話。
是他希望中國人經過若千年後，有所改變，想不到并沒有變。
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真的有了問題？是不是上帝造我們中國人的時候，就賦給我們一個醜陋的内心？我想不應是品質問題，這不是自找安慰，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幾名的，往往是中國人，許多大科學家，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甯、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頭腦。
中國人并不是品質不好，中國人的品質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很快樂的境界，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
但我們不必整天要我們的國家強大，國家不強大有什麽關系？隻要人民幸福。
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強大不遲。
我想我們中國人有高貴的品質。
但是為什麽幾百年以來，始終不能使中國人脫離苦難？什麽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個綜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
有人說：「自己不争氣，卻怪祖先。
」這話有一個大漏洞。
記得易蔔先生有一出名劇（按，[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個梅毒的兒子，每次兒子病發的時候：都要吃藥。
有一次，兒子憤怒的說：「我不要這個藥，我甯願死。
你看你給我一個什麽樣的身體？」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父母。
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祖先，假定我們要怪的話，我們要怪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什麽樣的文化？這麽一個龐大的國度，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個龐大民族，卻陷入貧窮、愚昧、鬥争、血腥等熱饒流沙之中，難以自拔。
我看到别的國家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心裹充滿了羨慕。
這樣的一個傳統文化。
産生了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象，使我們中國人具備了很多種可怕的特徵。
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就是髒、亂、吵。
台北曾經一度反髒亂。
結果反了幾天也不再反了。
我們的廚房髒亂。
我們的家庭髒亂。
有很多地方，中國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
我有一個小朋友，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的，嫁給一個法國人，住在巴黎，許多朋友到歐洲旅行都在她家，打過地鋪。
她跟我說：「她住的那棟樓裹，法國人都搬走了，東方人都搬來了。
」（東方人的意思，有時候是指整個東方，有時候專指中國人。
）我聽了很難過，可是随便看看，到處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處跑，到處亂畫，空氣裹有潮濕的黴味。
我問：「你們不能弄乾淨嗎？」她說：「不能。
」不但外國人覺得我們髒，我們亂。
經過這麽樣提醒之後，我們自己也覺得我們髒、我們亂。
至於吵，中國人的嗓門之大，真是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