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一·居士外集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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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以為成王、康王，則于詩文理易通，而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
然學者舍簡而從迂，舍直而從曲，舍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辯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
餘于《周南》、《召南》，辯其不合，而《關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蓋其說合于孔子之言也。
若《雅》也、《頌》也，則辯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
夫毛、鄭之失，患于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
若予又将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
然見其失不可不辯，辯而不敢必，使餘之說得與毛、鄭之說并立于世，以待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豳問 或問：“《七月》，《豳風》也，而鄭氏分為《雅》、《頌》。
其詩八章，以其一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
一篇之詩别為三體，而一章之言半為《雅》而半為《頌》，詩人之意果若是乎？”應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
其言豳土寒暑氣節、農桑之候、勤生事、男女耕織衣食之本，以見太王居豳興起王業艱難之事，此詩之本義，毛、鄭得之矣。
其為《風》、為《雅》、為《頌》，吾所不知也。
所謂《七月》之本義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有所難知者，阙之可也，雖然，吾知鄭氏之說，自相牾者矣。
今《詩》之經，毛、鄭所學之經也。
經以為《風》，而鄭氏以為《雅》、《頌》，豈不戾哉？夫一國之事謂之《風》，天下之政謂之《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謂之《頌》，此毛、鄭之說也。
然則《風》，諸侯之事；雅，天子之事。
今所謂《七月》者，謂之《風》可矣。
謂之《雅》、《頌》，則非天子之事，又非告功于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
《風》、《雅》、《頌》之為名未必，然則于其所自為說，有不能通也。
” 問者又曰：“鄭氏所以分為《雅》、《頌》者，豈非以《周禮》章之職，有吹豳《詩》、《雅》、《頌》之說乎？”應之曰：“今之所謂《周禮》者，不完之書也。
其禮樂制度，蓋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于事，則繁雜而難行者多。
故自漢興，六經複出，而《周禮》獨不為諸儒所取，至以為黩亂不驗之書，獨鄭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風》為《雅》、《頌》，以合其事也。
” 問者又曰：“今《豳詩》七篇，自《鸱》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自為一國之《風》？然則《七月》而下七篇，寓于《豳風》耳，豳其自有詩乎？《周禮》所謂《豳雅》、《豳頌》者，豈不為《七月》，而自有《豳詩》而今亡者乎？至于《七月》，亦嘗亡矣，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之。
由是言之，豳詩其猶有亡者乎？”應之曰：“經有其文，猶有不可知者；經無其事，吾可逆意而為然乎？” 魯問 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荊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矯矯武臣，在泮獻馘。
”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又曰：“景彼淮夷，來獻其琛。
”《宮》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又曰：“淮夷來同，魯侯之功。
”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
”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
然魯在春秋時，常為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于《春秋》、《史記》者，可數也，皆無詩文所頌之事。
而淮夷、戎狄、荊舒、徐人之事有見于《春秋》者，又皆與《頌》不合者何也？ 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各一，此魯自用兵也。
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霸，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耳。
二十八年，圍許，是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而魯亦與焉耳。
十五年，楚伐徐，魯救徐，而徐敗。
十八年，宋伐齊，魯救齊，而齊敗。
二十六年，齊人侵伐魯鄙，魯乞師于楚，楚為伐齊，取谷。
《春秋》所記僖公之兵，止于是矣。
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減項，反見執于齊。
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
其有所救者，又力不能勝而辄敗。
由是言之，魯非強國可知也，焉有詩人所頌威武之功乎？ 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焉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會齊侯于淮爾。
是會也，淮夷侵曾阝，齊侯來會，謀救曾阝爾。
由是言之，淮夷未嘗服于魯也。
其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鄭氏以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群舒。
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
齊桓十七年伐山戎，遠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戎，魯又不與。
鄭氏之說既謬，而詩所謂“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說，豈僖公事也？荊，楚也。
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
是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
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強不敢速進，乃次于陉，而楚遂與齊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為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許男卒面縛銜璧降于楚。
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桓救徐，而力又不能勝，楚卒敗徐，取其婁林之邑。
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爾，蓋舒為徐取之矣。
然則鄭氏謂僖公與齊桓南艾荊及群舒者，亦謬矣。
由是言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皆與《春秋》不合矣。
楚之伐徐，取婁林，齊人、徐人伐英氏以報之。
蓋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于魯而求助于齊以報之，以此見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見于《春秋》矣。
《詩》，孔子所删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
修《詩》之言不妄，則《春秋》疏謬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
其将奈何？應之曰：吾固言之矣，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将阙之是也。
惟阙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問 或問：“《詩》之《序》，蔔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
《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
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于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
自聖人殁，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
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既廢，而《毛詩》獨行以至于今不絕。
今齊、魯之學沒不複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于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
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與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
故吾于《詩》，常以《序》為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隋而正之。
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
然學者舍簡而從迂，舍直而從曲，舍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辯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
餘于《周南》、《召南》，辯其不合，而《關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蓋其說合于孔子之言也。
若《雅》也、《頌》也，則辯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
夫毛、鄭之失，患于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
若予又将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
然見其失不可不辯，辯而不敢必，使餘之說得與毛、鄭之說并立于世，以待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豳問 或問：“《七月》，《豳風》也，而鄭氏分為《雅》、《頌》。
其詩八章，以其一章、二章為《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為《頌》。
一篇之詩别為三體，而一章之言半為《雅》而半為《頌》，詩人之意果若是乎？”應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
其言豳土寒暑氣節、農桑之候、勤生事、男女耕織衣食之本，以見太王居豳興起王業艱難之事，此詩之本義，毛、鄭得之矣。
其為《風》、為《雅》、為《頌》，吾所不知也。
所謂《七月》之本義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有所難知者，阙之可也，雖然，吾知鄭氏之說，自相牾者矣。
今《詩》之經，毛、鄭所學之經也。
經以為《風》，而鄭氏以為《雅》、《頌》，豈不戾哉？夫一國之事謂之《風》，天下之政謂之《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謂之《頌》，此毛、鄭之說也。
然則《風》，諸侯之事；雅，天子之事。
今所謂《七月》者，謂之《風》可矣。
謂之《雅》、《頌》，則非天子之事，又非告功于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
《風》、《雅》、《頌》之為名未必，然則于其所自為說，有不能通也。
” 問者又曰：“鄭氏所以分為《雅》、《頌》者，豈非以《周禮》章之職，有吹豳《詩》、《雅》、《頌》之說乎？”應之曰：“今之所謂《周禮》者，不完之書也。
其禮樂制度，蓋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于事，則繁雜而難行者多。
故自漢興，六經複出，而《周禮》獨不為諸儒所取，至以為黩亂不驗之書，獨鄭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風》為《雅》、《頌》，以合其事也。
” 問者又曰：“今《豳詩》七篇，自《鸱》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自為一國之《風》？然則《七月》而下七篇，寓于《豳風》耳，豳其自有詩乎？《周禮》所謂《豳雅》、《豳頌》者，豈不為《七月》，而自有《豳詩》而今亡者乎？至于《七月》，亦嘗亡矣，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之。
由是言之，豳詩其猶有亡者乎？”應之曰：“經有其文，猶有不可知者；經無其事，吾可逆意而為然乎？” 魯問 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荊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矯矯武臣，在泮獻馘。
”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
”又曰：“景彼淮夷，來獻其琛。
”《宮》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又曰：“淮夷來同，魯侯之功。
”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
”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
然魯在春秋時，常為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于《春秋》、《史記》者，可數也，皆無詩文所頌之事。
而淮夷、戎狄、荊舒、徐人之事有見于《春秋》者，又皆與《頌》不合者何也？ 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各一，此魯自用兵也。
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霸，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耳。
二十八年，圍許，是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而魯亦與焉耳。
十五年，楚伐徐，魯救徐，而徐敗。
十八年，宋伐齊，魯救齊，而齊敗。
二十六年，齊人侵伐魯鄙，魯乞師于楚，楚為伐齊，取谷。
《春秋》所記僖公之兵，止于是矣。
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減項，反見執于齊。
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
其有所救者，又力不能勝而辄敗。
由是言之，魯非強國可知也，焉有詩人所頌威武之功乎？ 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焉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會齊侯于淮爾。
是會也，淮夷侵曾阝，齊侯來會，謀救曾阝爾。
由是言之，淮夷未嘗服于魯也。
其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鄭氏以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群舒。
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
齊桓十七年伐山戎，遠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戎，魯又不與。
鄭氏之說既謬，而詩所謂“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說，豈僖公事也？荊，楚也。
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
是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
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強不敢速進，乃次于陉，而楚遂與齊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為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許男卒面縛銜璧降于楚。
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桓救徐，而力又不能勝，楚卒敗徐，取其婁林之邑。
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爾，蓋舒為徐取之矣。
然則鄭氏謂僖公與齊桓南艾荊及群舒者，亦謬矣。
由是言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皆與《春秋》不合矣。
楚之伐徐，取婁林，齊人、徐人伐英氏以報之。
蓋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于魯而求助于齊以報之，以此見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見于《春秋》矣。
《詩》，孔子所删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
修《詩》之言不妄，則《春秋》疏謬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
其将奈何？應之曰：吾固言之矣，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将阙之是也。
惟阙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問 或問：“《詩》之《序》，蔔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
《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
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于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
自聖人殁，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
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既廢，而《毛詩》獨行以至于今不絕。
今齊、魯之學沒不複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于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
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與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
故吾于《詩》，常以《序》為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隋而正之。
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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