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一·居士外集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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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
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
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禮樂之壞，于是正其雅、頌，删其繁重，列于六經，著其善惡以為勸戒，此聖人之志也。
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
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為之義訓，恥于不知，而人人各自為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學，其于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
今之學《詩》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
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
正其名，别其類，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
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
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
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
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
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
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将阙之，況其末乎！所謂周、召、邶、、唐、豳之《風》，是可疑也，考之諸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
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
然頗為衆說汩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汩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出矣。
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阙其不知可也。
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于太師矣。
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也，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也。
時世論 按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為周公旦、召公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己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
至武王滅纣，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系之召公，謂之《召南》。
今考之于詩義，皆不合，而其為說者又自相牾。
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爾。
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つ木》、《螽斯》、《桃夭》、《兔》、《苡》，皆後妃之事。
《鵲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
《麟趾》、《驺虞》，皆後妃、夫人之德化之應。
《草蟲》、《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
《漢廣》、《汝墳》、《羔羊》、《В有梅》、《江有汜》、《野有死》，皆言文王之化。
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餘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合者也。
《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旦、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别之爾。
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
所謂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纣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于歌頌爾。
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
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太王、王季。
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又自相牾矣。
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
《鵲巢》、《驺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系之召公。
”至于《關雎》、《鵲巢》所述，一太姒爾，何以為後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則《序》皆不通也。
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于六經之失，《詩》尤甚。
《詩》三百餘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于《詩》之失，時世尤甚。
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詩為《風》、為《雅》、為《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于時世之失，周詩尤甚。
自秦、漢以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說也。
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意不類。
蓋嘗以哀傷為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
周之為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台》、《行葦》之所述。
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
太姒，賢妃，又有内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為稱述，遂以《關雎》為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太姒始，故于衆篇所述德化之盛，皆雲後妃之化所緻。
至于天下太平，《麟趾》與《驺虞》之瑞，亦以為後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關雎》之應”，“《驺虞》，《鵲巢》之應也”。
何其過論欤？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人以緻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爾。
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以作也。
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傷之意亦深，其言緩，其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
司馬遷之于學也，雜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為說必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
昔吳季劄聞魯樂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而太史公亦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
《周頌。
昊天有成命》曰：“二後受之，成王不敢康。
”所謂二後者，文、武也。
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為文王，武王之為武王也。
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不敢康甯。
《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爾。
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
據詩之文，但雲“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所适從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
而毛、鄭亦皆以為武王，由信其己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
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
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
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禮樂之壞，于是正其雅、頌，删其繁重，列于六經，著其善惡以為勸戒，此聖人之志也。
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
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為之義訓，恥于不知，而人人各自為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學，其于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
今之學《詩》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
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
正其名，别其類，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
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
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
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
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
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
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将阙之，況其末乎！所謂周、召、邶、、唐、豳之《風》，是可疑也，考之諸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
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
然頗為衆說汩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汩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出矣。
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阙其不知可也。
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于太師矣。
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也，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也。
時世論 按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為周公旦、召公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己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
至武王滅纣，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系之召公，謂之《召南》。
今考之于詩義，皆不合，而其為說者又自相牾。
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爾。
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つ木》、《螽斯》、《桃夭》、《兔》、《苡》，皆後妃之事。
《鵲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
《麟趾》、《驺虞》，皆後妃、夫人之德化之應。
《草蟲》、《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
《漢廣》、《汝墳》、《羔羊》、《В有梅》、《江有汜》、《野有死》，皆言文王之化。
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餘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合者也。
《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旦、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别之爾。
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
所謂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纣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于歌頌爾。
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
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太王、王季。
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又自相牾矣。
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
《鵲巢》、《驺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系之召公。
”至于《關雎》、《鵲巢》所述，一太姒爾，何以為後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則《序》皆不通也。
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于六經之失，《詩》尤甚。
《詩》三百餘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于《詩》之失，時世尤甚。
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詩為《風》、為《雅》、為《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于時世之失，周詩尤甚。
自秦、漢以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說也。
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意不類。
蓋嘗以哀傷為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
周之為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台》、《行葦》之所述。
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
太姒，賢妃，又有内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為稱述，遂以《關雎》為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太姒始，故于衆篇所述德化之盛，皆雲後妃之化所緻。
至于天下太平，《麟趾》與《驺虞》之瑞，亦以為後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關雎》之應”，“《驺虞》，《鵲巢》之應也”。
何其過論欤？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人以緻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爾。
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以作也。
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傷之意亦深，其言緩，其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
司馬遷之于學也，雜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為說必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
昔吳季劄聞魯樂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而太史公亦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
《周頌。
昊天有成命》曰：“二後受之，成王不敢康。
”所謂二後者，文、武也。
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為文王，武王之為武王也。
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不敢康甯。
《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爾。
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
據詩之文，但雲“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所适從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
而毛、鄭亦皆以為武王，由信其己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
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