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一·居士外集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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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
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号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别正、變也。
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
《詩》不降于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
《春秋》之作，傷典、诰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複也。
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号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雲哉！而明《詩》者，多泥于疏說而不通。
或者又以為聖人之意，不在于先後之次。
是皆不足為訓法者。
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
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桧》、《曹》以美惡比也。
《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
淺深雲者，周得之深，故先于召。
世爵雲者，衛為纣都，而纣不能有之。
周幽東遷，無異是也。
加衛于先，明幽、纣之惡同，而不得近于正焉。
姓族雲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為後。
鄭先于齊，其理然也。
土地雲者，魏本舜地，唐為堯封。
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
祖裔雲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于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
穆姜蔔而遇《艮》之《随》，乃引《文言》之辭以為卦說。
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于孔子而有乎。
不然，左氏不為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劄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為疑矣。
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信之詩，是以列于《國風》，言其不足正也。
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為法者。
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于人，第口受而已，況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為信也。
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為無據雲。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
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
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
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
然則《風》生于文王，而《雅》、《頌》雜于武王之間。
《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
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
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
詩出于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
通之言，其幾于聖人之心矣。
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
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複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
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号，而今四篇皆有。
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
《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
訪于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
又訪于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
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
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于不足，宜矣。
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
請于天子，其非強乎？特取于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複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于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
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于《風》而與其為《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雲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于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
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纣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
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
曷謂予纣之不憾？曰：憫廢矣。
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
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纣，下車而封武庚于宋，以為商後。
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
是聖人之意，雖惡纣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
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
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纣之惡有不得其著矣。
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雲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
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诂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
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
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于秦也。
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減周，此不當疾。
豔妻之說出于鄭氏，非史傳所聞。
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雲番惟司徒。
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為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于經，不可按法。
為鄭氏者獨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
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為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
”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本末論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
召公自有詩，則得列于本國。
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于本國，而上系于豳。
豳，太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
周、召，周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
《何彼矣》，武王之詩也，不列于《雅》，而寓于《召南》之風。
《棠棣》，周公之詩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
衛之詩，一公之詩也，或系之邶，或系之，或系之衛。
詩述在位之君，而風系已亡之國。
晉之為晉久矣，不得為晉，而謂之唐。
鄭去鹹林而徙河南，為鄭甚新，而遂得為鄭。
自漢以來，其說多矣。
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
問者曰：“然則其将奈何？”應之曰：“吾之于《詩》，有幸有不幸也。
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
幸者《詩》之本義在爾。
《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于口，道其哀樂喜怒于心，此詩人之意也。
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于樂。
于是考其義類而别之以為風、雅，而比次之以
苟絕而不與，豈尊周乎！故曰：王号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别正、變也。
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
《詩》不降于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
《春秋》之作，傷典、诰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複也。
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号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雲哉！而明《詩》者，多泥于疏說而不通。
或者又以為聖人之意，不在于先後之次。
是皆不足為訓法者。
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
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桧》、《曹》以美惡比也。
《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
淺深雲者，周得之深，故先于召。
世爵雲者，衛為纣都，而纣不能有之。
周幽東遷，無異是也。
加衛于先，明幽、纣之惡同，而不得近于正焉。
姓族雲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為後。
鄭先于齊，其理然也。
土地雲者，魏本舜地，唐為堯封。
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
祖裔雲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于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
穆姜蔔而遇《艮》之《随》，乃引《文言》之辭以為卦說。
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于孔子而有乎。
不然，左氏不為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劄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為疑矣。
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信之詩，是以列于《國風》，言其不足正也。
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為法者。
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于人，第口受而已，況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為信也。
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為無據雲。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
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
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
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
然則《風》生于文王，而《雅》、《頌》雜于武王之間。
《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
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
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
詩出于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
通之言，其幾于聖人之心矣。
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
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複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
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号，而今四篇皆有。
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強也。
《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
訪于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
又訪于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
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
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于不足，宜矣。
然聖人所以列為《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強，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
請于天子，其非強乎？特取于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複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于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
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于《風》而與其為《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強是矣，豈鄭氏之雲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于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
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纣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
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
曷謂予纣之不憾？曰：憫廢矣。
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
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纣，下車而封武庚于宋，以為商後。
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
是聖人之意，雖惡纣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
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
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纣之惡有不得其著矣。
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雲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
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為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為诂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為據。
其說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
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于秦也。
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減周，此不當疾。
豔妻之說出于鄭氏，非史傳所聞。
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雲番惟司徒。
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為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于經，不可按法。
為鄭氏者獨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
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為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
”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本末論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
召公自有詩，則得列于本國。
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于本國，而上系于豳。
豳，太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
周、召，周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
《何彼矣》，武王之詩也，不列于《雅》，而寓于《召南》之風。
《棠棣》，周公之詩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
衛之詩，一公之詩也，或系之邶，或系之，或系之衛。
詩述在位之君，而風系已亡之國。
晉之為晉久矣，不得為晉，而謂之唐。
鄭去鹹林而徙河南，為鄭甚新，而遂得為鄭。
自漢以來，其說多矣。
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
問者曰：“然則其将奈何？”應之曰：“吾之于《詩》，有幸有不幸也。
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
幸者《詩》之本義在爾。
《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于口，道其哀樂喜怒于心，此詩人之意也。
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于樂。
于是考其義類而别之以為風、雅，而比次之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