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一·居士外集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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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為制冕弁衣裳以服之。
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為之節。
其登車也，有和銮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
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
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
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俨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
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于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
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于是，而禍福于是皆可以必。
此故所謂非笃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
《書》曰：“象恭滔天。
”又曰：“巧言令色孔壬。
”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
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
堯、舜之無後，顔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
夫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
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
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
君子之心正，正則公。
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
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
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
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
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
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诏，雖終身不可改也。
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
禹承堯、舜之業，啟嗣之，無改焉可也。
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
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鲧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
凡為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為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鲧為其父者，雖生焉猶将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纣，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
魯隐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
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
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
” 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言乎哉？” 詩解統序 五經之書，世人号為難通者，《易》與《春秋》。
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系人之所得有深淺。
今考于《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
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
大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
若然，孔子為泛儒矣。
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于先儒亦無幾人。
是果不足通欤？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笃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是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
《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
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于其成乎！故二《南》牽于聖賢，《國風》惑于先後，《豳》居變《風》之末，惑者溺于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于小、大而不明，三《頌》昧于《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概之體，皆所未正者。
先儒既無所取舍，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
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為少，或失于疏略，或失于謬妄。
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俗善惡之事闊廣{宀遂}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
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于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為之蕪泥雲爾。
二南為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
故曰諸侯無正《風》。
然則《周》、《召》可為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
當文王與纣之時，可疑也。
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
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纣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于纣焉。
則二《南》之詩作于事纣之時，号令征伐不止于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
推而别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為正，在周不得為變焉。
上無明天子，号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
學《詩》者多推于周而不辨于商，故正、變不分焉。
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在商為變，而在周為正乎。
或曰：未谕。
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
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
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為别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
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
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系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系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
或曰：“不系于《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
”又曰：“不統于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于《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于變《風》，則文王之迹殆矣。
《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将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别其稱号爾。
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
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
是以有異焉。
非聖人私于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
” “二《南》之作，當纣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
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後妃之号。
夫後妃之号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雲爾。
考于其詩，惑于其序，是以異同之論争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
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
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複支矣。
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複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于《風》。
絕于《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于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于《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
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遍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
《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
然則詩處于《衛》後而不次于二《南》，惡其近于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号，嫌其混于諸侯而無王也。
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
不著雲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于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
若然，豈降之乎！太遽雲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
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為之節。
其登車也，有和銮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鐘鼓之節。
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
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
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俨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
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于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
單子則不然，乃以絕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于是，而禍福于是皆可以必。
此故所謂非笃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
《書》曰：“象恭滔天。
”又曰：“巧言令色孔壬。
”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
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
堯、舜之無後，顔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
夫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
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
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
君子之心正，正則公。
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
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
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
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
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
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诏，雖終身不可改也。
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
禹承堯、舜之業，啟嗣之，無改焉可也。
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
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鲧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
凡為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為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鲧為其父者，雖生焉猶将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纣，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
魯隐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
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
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
” 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言乎哉？” 詩解統序 五經之書，世人号為難通者，《易》與《春秋》。
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系人之所得有深淺。
今考于《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
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
大抵謂《詩》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
若然，孔子為泛儒矣。
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于先儒亦無幾人。
是果不足通欤？唐韓文公最為知道之笃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是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
《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
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于其成乎！故二《南》牽于聖賢，《國風》惑于先後，《豳》居變《風》之末，惑者溺于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于小、大而不明，三《頌》昧于《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概之體，皆所未正者。
先儒既無所取舍，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
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為少，或失于疏略，或失于謬妄。
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俗善惡之事闊廣{宀遂}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
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于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為之蕪泥雲爾。
二南為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
故曰諸侯無正《風》。
然則《周》、《召》可為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
當文王與纣之時，可疑也。
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
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纣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于纣焉。
則二《南》之詩作于事纣之時，号令征伐不止于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
推而别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為正，在周不得為變焉。
上無明天子，号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
學《詩》者多推于周而不辨于商，故正、變不分焉。
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在商為變，而在周為正乎。
或曰：未谕。
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
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
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為别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
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
而說者以為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系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系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
或曰：“不系于《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
”又曰：“不統于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于《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于變《風》，則文王之迹殆矣。
《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将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别其稱号爾。
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
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
是以有異焉。
非聖人私于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
” “二《南》之作，當纣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
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後妃之号。
夫後妃之号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雲爾。
考于其詩，惑于其序，是以異同之論争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
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
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複支矣。
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複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于《風》。
絕于《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于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于《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
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遍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
《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
然則詩處于《衛》後而不次于二《南》，惡其近于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号，嫌其混于諸侯而無王也。
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
不著雲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于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
若然，豈降之乎！太遽雲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