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男人（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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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研究已從“社會關系學”發展到了以社會學、人類學、社會心理學三門結合的研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我們在歌樂山上聽到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無條件投降的消息。
那時在“中央大學”和在“上海醫學院”學習的我們的甥女和表侄女們，都高興得熱淚縱橫。
我們都恨不得一時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時的交通工具十分擁擠，直到一九四五年底我們才回到了南京。
正在我們作北上繼續教學的決定時，一九四六年初，文藻的清華同學朱世明将軍受任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他約文藻擔任該團的政治組長，兼任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
文藻正想了解戰後日本政局和重建情況和形勢，他想把整個日本作為一個大的社會現場來考察、做專題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憲法、日本新政黨、财閥解體、工人運動等等，在中日邦交沒有恢複，沒有友好往來之前，趁這機會去日，倒是一個方便，但他隻作一年打算。
因此當他和朱世明将軍到日本去的時候，我自己将兩個大些的孩子吳平和吳冰送回北京就學，住在我的大弟婦家裡；我自己帶着小女兒吳青暫住在南京親戚家裡，這一段事我都寫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無家樂》那一篇文章裡，當年的十一月，文藻又回來接我帶着小女兒到了東京。
現在回想起來，在東京的一段時間，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
文藻利用一切機會，同美國來日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學者以及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觸。
我自己也接觸了當年在美留學時的日本同學和一些婦女界人士，不但比較深入地了解了當時日本社會上存在的種種問題，同時也深入地體會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 這時我們結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謝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團政治組的副組長，也是一個地下共産黨員。
通過他，我們研讀了許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國内有了聯系。
文藻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每當買來一本新書，就寫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
代表團裡本來有許多台灣特務系統，如軍統、中統等據說有五個之多。
他們聽說政治組同人每晚以在吳家打橋牌為名，共同研讨毛澤東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們住處，從文藻的書架上取走一本《論持久戰》。
等到我知道了從卧室出來時，他已走遠了。
我們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橫濱領事，對共産主義同情的，被召回台灣即被槍斃了。
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團繼續留任。
一九五○年他向團長提出辭職。
但離職後仍不能回國，因為我們持有的是台灣政府的護照，這時華人能在日本居留的，隻有記者和商人。
我們沒有經商的資本，就通過朱世明将軍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關系，取得了《星槟日報》記者的身份，在東京停留了一年，這時美國的耶魯大學聘請文藻到該校任教，我們把赴美的申請書寄到台灣，不到一星期便被批準了！我們即刻離開了日本，不是向東，而是向西到了香港，由香港回到了祖國！ 這裡應該補充一點，當年我送回北平學習的兒女，因為我們在日本的時期延長了，便也先後到了日本。
兒子吳平進了東京的美國學校，高中畢業後，我們的美國朋友都勸我們把他送到美國去進大學，他自己和我們都不贊成到美國去。
便以到香港大學進修為名，頭了一張到香港而經塘沽的船票。
他把我們給國内的一封信縫在褲腰裡，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
由聯系方面把他送進了北大，因為他選的是建築系，以後又轉入清華大學——文藻的母校。
他回到北京和我們通信時，仍由香港方面轉。
因此我們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來接，我們從海道先到了廣州。
回國後的興奮自不必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之間，文藻都在學習，為接受新工作做準備。
中間周總理曾召見我們一次，這段事我在一九七六年寫的《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周總理》一文中叙述過。
一九五三年十月，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學和其他的社會科學如心理學等，都被揚棄了竟達三十年之久。
文藻這時是緻力于研究國内少數民族情況。
他擔任了這個研究室和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主任。
他極力主張“民族學中國化”，“把包括漢族在内的整個中華民族作為中國民族學的研究，讓民族學植根于中國土壤之中”。
這段詳細的情況，在《中央民族學院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二期，金天明和龍平平同志的《論吳文藻的“民族學中國化”的思想》一文中，都講得很透徹，我這個外行人，就不必多說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藻被錯劃為右派。
這件意外的災難，對他和我都是一個晴天霹靂！因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一條，在讓他寫檢查材料時，他十分認真地苦苦地挖他的這種思想，寫了許多張紙！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說：“我若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到國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萬苦地借赴美的名義回到祖國來反呢？”我當時也和他一樣“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沒有說出我的想法，我隻鼓勵他好好地“挖”，因為他這個絕頂認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裡引起疑雲，他心裡就更亂了。
正在這時，周總理夫婦派了一輛小車，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廳，那所簡樸的房子裡。
他們當然不能說什麼，也隻十分誠懇地讓我幫他好好地改造，說“這時最能幫助他的人，隻能是他最親近的人了……”我一見到鄧大姐就像見了親人一樣，我的一腔冤憤就都傾吐了出來！我說：“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網右派，我們的思想都差不多，但決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我回來後向文藻說了總理夫婦極其委婉地讓他好好改造。
他在自傳裡說“當時心裡還是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堅信事情終有一天會弄清楚的”。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一九七九年又被把錯劃予以改正。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在他以前和以後幾乎所有的社會學者都被劃成右派分子，在他以後，還有許許多多我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的知名人士，也都被劃為右派，這其中還有許多年輕人和大學生。
我心裡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
原來被劃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恥的事！ 文藻被劃為右派後，接到了撤銷研究室主任的處分，并被剝奪了教書權，送社會主義學院學習。
一九五九年以後，文藻基本上是從事内部文字工作，他的著作大部分沒有發表，發表了也不署名，例如從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期間與費孝通（他已先被劃為右派！）共同校訂少數民族史志“三套叢書”，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會學新出名著，為《辭海》第一版民族類詞目撰寫釋文等，多次為外交部交辦的邊界問題提供資料和意見。
并參與了校訂英文漢譯的社會學名著工作。
他還與費孝通共同搜集有關帕米爾及其附近地區曆史、地理、民族情況的英文參考資料等，十年動亂中這些資料都散失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我們在歌樂山上聽到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無條件投降的消息。
那時在“中央大學”和在“上海醫學院”學習的我們的甥女和表侄女們，都高興得熱淚縱橫。
我們都恨不得一時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時的交通工具十分擁擠，直到一九四五年底我們才回到了南京。
正在我們作北上繼續教學的決定時，一九四六年初，文藻的清華同學朱世明将軍受任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他約文藻擔任該團的政治組長，兼任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
文藻正想了解戰後日本政局和重建情況和形勢，他想把整個日本作為一個大的社會現場來考察、做專題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憲法、日本新政黨、财閥解體、工人運動等等，在中日邦交沒有恢複，沒有友好往來之前，趁這機會去日，倒是一個方便，但他隻作一年打算。
因此當他和朱世明将軍到日本去的時候，我自己将兩個大些的孩子吳平和吳冰送回北京就學，住在我的大弟婦家裡；我自己帶着小女兒吳青暫住在南京親戚家裡，這一段事我都寫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無家樂》那一篇文章裡，當年的十一月，文藻又回來接我帶着小女兒到了東京。
現在回想起來，在東京的一段時間，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
文藻利用一切機會，同美國來日研究日本問題的專家學者以及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觸。
我自己也接觸了當年在美留學時的日本同學和一些婦女界人士，不但比較深入地了解了當時日本社會上存在的種種問題，同時也深入地體會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 這時我們結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謝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團政治組的副組長，也是一個地下共産黨員。
通過他，我們研讀了許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國内有了聯系。
文藻有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每當買來一本新書，就寫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
代表團裡本來有許多台灣特務系統，如軍統、中統等據說有五個之多。
他們聽說政治組同人每晚以在吳家打橋牌為名，共同研讨毛澤東著作，便有人在一天趁文藻上班，溜到我們住處，從文藻的書架上取走一本《論持久戰》。
等到我知道了從卧室出來時，他已走遠了。
我們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橫濱領事，對共産主義同情的，被召回台灣即被槍斃了。
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團繼續留任。
一九五○年他向團長提出辭職。
但離職後仍不能回國，因為我們持有的是台灣政府的護照，這時華人能在日本居留的，隻有記者和商人。
我們沒有經商的資本，就通過朱世明将軍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關系，取得了《星槟日報》記者的身份，在東京停留了一年，這時美國的耶魯大學聘請文藻到該校任教，我們把赴美的申請書寄到台灣，不到一星期便被批準了！我們即刻離開了日本，不是向東，而是向西到了香港，由香港回到了祖國！ 這裡應該補充一點，當年我送回北平學習的兒女，因為我們在日本的時期延長了，便也先後到了日本。
兒子吳平進了東京的美國學校，高中畢業後，我們的美國朋友都勸我們把他送到美國去進大學，他自己和我們都不贊成到美國去。
便以到香港大學進修為名，頭了一張到香港而經塘沽的船票。
他把我們給國内的一封信縫在褲腰裡，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到北京。
由聯系方面把他送進了北大，因為他選的是建築系，以後又轉入清華大學——文藻的母校。
他回到北京和我們通信時，仍由香港方面轉。
因此我們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人來接，我們從海道先到了廣州。
回國後的興奮自不必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之間，文藻都在學習，為接受新工作做準備。
中間周總理曾召見我們一次，這段事我在一九七六年寫的《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周總理》一文中叙述過。
一九五三年十月，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社會學和其他的社會科學如心理學等，都被揚棄了竟達三十年之久。
文藻這時是緻力于研究國内少數民族情況。
他擔任了這個研究室和曆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主任。
他極力主張“民族學中國化”，“把包括漢族在内的整個中華民族作為中國民族學的研究，讓民族學植根于中國土壤之中”。
這段詳細的情況，在《中央民族學院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二期，金天明和龍平平同志的《論吳文藻的“民族學中國化”的思想》一文中，都講得很透徹，我這個外行人，就不必多說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文藻被錯劃為右派。
這件意外的災難，對他和我都是一個晴天霹靂！因為在他的罪名中，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一條，在讓他寫檢查材料時，他十分認真地苦苦地挖他的這種思想，寫了許多張紙！他一面痛苦地挖着，一面用迷茫和疑惑的眼光看着我說：“我若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到國外去反好了，何必千辛萬苦地借赴美的名義回到祖國來反呢？”我當時也和他一樣“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沒有說出我的想法，我隻鼓勵他好好地“挖”，因為他這個絕頂認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裡引起疑雲，他心裡就更亂了。
正在這時，周總理夫婦派了一輛小車，把我召到中南海西花廳，那所簡樸的房子裡。
他們當然不能說什麼，也隻十分誠懇地讓我幫他好好地改造，說“這時最能幫助他的人，隻能是他最親近的人了……”我一見到鄧大姐就像見了親人一樣，我的一腔冤憤就都傾吐了出來！我說：“如果他是右派，我也就是漏網右派，我們的思想都差不多，但決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我回來後向文藻說了總理夫婦極其委婉地讓他好好改造。
他在自傳裡說“當時心裡還是感到委屈和沉悶，但我堅信事情終有一天會弄清楚的”。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文藻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一九七九年又被把錯劃予以改正。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看到一九五七年，在他以前和以後幾乎所有的社會學者都被劃成右派分子，在他以後，還有許許多多我平日所敬佩的各界的知名人士，也都被劃為右派，這其中還有許多年輕人和大學生。
我心裡一天比一天地坦然了。
原來被劃為右派，在明眼人的心中，并不是一件可羞恥的事！ 文藻被劃為右派後，接到了撤銷研究室主任的處分，并被剝奪了教書權，送社會主義學院學習。
一九五九年以後，文藻基本上是從事内部文字工作，他的著作大部分沒有發表，發表了也不署名，例如從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六年期間與費孝通（他已先被劃為右派！）共同校訂少數民族史志“三套叢書”，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會學新出名著，為《辭海》第一版民族類詞目撰寫釋文等，多次為外交部交辦的邊界問題提供資料和意見。
并參與了校訂英文漢譯的社會學名著工作。
他還與費孝通共同搜集有關帕米爾及其附近地區曆史、地理、民族情況的英文參考資料等，十年動亂中這些資料都散失了！ 一九六六年“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