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男人（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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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了，我和他一樣靠邊站，住牛棚，那時我們一家八口（我們的三個子女和他們的配偶）分散在八個地方，如今單說文藻的遭遇。
他在一九六九年冬到京郊石棉廠勞動，一九七○年夏又轉到湖北沙洋民族學院的幹校。
這時我從作協的湖北鹹甯的幹校，被調到沙洋的民族學院的幹校來。
久别重逢後不久又從分住的集體宿舍搬到單間宿舍，我們都十分喜幸快慰！實話說，經過反右期間的驚濤駭浪之後，到了十年浩劫，連國家主席、開國元勳，都不能幸免，像我們這些“臭老九”，沒有家破人亡，就是萬幸了，又因為和民院相熟的同人們在一起勞動，無論做什麼都感到新鮮有趣。
如種棉花，從在瓦罐裡下種選芽，直到在棉田裡摘花為止，我們學到了許多技術，也流了不少汗水。
湖北夏天，驕陽似火，當棉花稈子高與人齊的時候，我們在密集閉塞的棉稈中間摘花，渾身上下都被熱汗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幹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陽曬幹了。
這時我們都體會到古詩中的“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們身上穿的一絲一縷，也都是辛苦勞動的果實呵！ 一九七一年八月，因為美國總統尼克松将有訪華之行，文藻和我以及費孝通、邝平章等八人，先被從沙洋幹校調回北京民族學院，成立了研究部的編譯室。
我們共同翻譯校訂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機》的下半部分。
接着又翻譯了美國海斯、穆恩、韋蘭合著的《世界史》，最後又合譯了英國大文豪韋爾斯著的《世界史綱》，這是一部以文論史的“生物和人類的簡明史”的大作！那時中國作家協會還沒有恢複，我很高興地參加了這本巨著的翻譯工作，從攻讀原文和參考書籍裡，我得到了不少學問和知識。
那幾年我們的翻譯工作，是十年動亂的歲月中，最甯靜、最惬意的日子！我們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樓上，伏案疾書，我和文藻的書桌是相對的，其餘的人都在我們的隔壁或旁邊。
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點到辦公室，十二時回家午飯，飯後二時又回到辦公室，下午六時才回家。
那時我們的生活“規律”極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沒有虛度了光陰！現在回想起來，也虧得那時是“百舉俱廢”的時期，否則把我們這幾個後來都是很忙的人召集在一起，來翻譯這一部洋洋數百萬言的大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人幫”被粉碎之後，各種學術研究又得到恢複，社會學也開始受到了重視和發展。
一九七九年三月，文藻十分激動地參加了重建社會學的座談會，作了《社會學與現代化》的發言，談了多年來他想談而不能談的問題。
當年秋季，他接受了帶民族學專業研究生的任務，并在集體開設的“民族學基礎”中，分擔了“英國社會人類學”的教學任務。
文藻恢複工作後，精神健旺了，又感到近幾年來我們對西方民族學戰後的發展和變化了解太少，就特别注意關于這方面材料的收集。
一九八一年底，他寫了《戰後西方民族學的變化》，介紹了西方民族學戰後出現的流派及其理論，這是他最後發表的一篇文章了！ 他在自傳裡最後說：“由于多年來我國的社會學和民族學未被承認，我在重建和創新工作還有許多要做，我雖年老體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為發展我國的社會學和民族學作出貢獻。
” 他的信心是有的，但是體力不濟了。
近幾年來，我偶爾從旁聽見他和研究生們在家裡的讨論和談話，聲音都是微弱而喑啞的，但他還是努力參加了研究生們的畢業論文答辯，校閱了研究生們的翻譯稿件，自己也不斷地披閱西方的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新作，又做些筆記。
一九八三年我們搬進民族學院新建的高知樓新居，朝南的屋子多，我們的卧室兼書房，窗戶寬大，陽光燦爛，書桌相對，真是窗明幾淨。
我從一九八○年秋起得了腦血栓後又患右腿骨折，已有兩年足不出戶了。
我們是終日隔桌相望，他寫他的，我寫我的，熟人和學生來了，也就坐在我們中間，說說笑笑，享盡了人間“偕老”的樂趣。
這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得到的政府各方面特殊照顧的豐碩果實。
“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這也是天然規律，文藻終于在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最後一次住進北京醫院，再也沒有出來了。
他的床前，一直隻有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們在守護，我行動不便，自己還要人照顧，便也不能像一九四二年他患肺炎時那樣，日夜守在他旁邊了。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早晨，我們的兒子吳平從醫院裡打電話回來告訴我說：“爹爹已于早上六時二十分逝世了！” 遵照他的遺囑：不向遺體告别，不開追悼會、火葬後骨灰投海。
存款三萬元捐獻給中央民院研究所，作為社會民族學研究生的助學金。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除了我之外，一家大小和近親密友（隻是他的幾位學生）在北京醫院的一間小廳裡，開了一個小型的告别會（有好幾位民院、民委、中聯部的領導同志要去參加，我辭謝他們說：我都不去你們更不必去了），這小型的告别會後，遺體便送到八寶山火化。
九月二十九日晨，我們的兒女們又到火葬場拾了遺骨，骨灰盒就寄存在革命公墓的骨灰室架子上。
等我死後，我們的遺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文藻逝世後一段時間内的情況，我在《衷心的感謝》一文中（見《文彙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都寫過了。
現在總起來看他的一生，的确有一段坎坷的日子，但他的“坎坷”是和當時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同命運”的。
一九八六年第十八期《紅旗》上，有一篇“本刊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引導知識分子堅持走健康成長的道路》中的黨對知識分子問題的第四階段上，講得就非常地客觀而公允！ 指導思想發生了“左”的偏差，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開始偏離了正确的方向，知識分子工作也經曆了曲折的道路。
主要表現是輕視知識，歧視知識分子，以種種罪名排斥和打擊了一些知識分子，使不少人長期蒙受冤屈。
這種錯誤傾向，在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把廣大知識分子誣蔑為“臭老九”，把學有所長、術有專攻的知識分子誣蔑為“反動學術權威”，隻片面地強調知識分子要向工農學習，不提工農群衆也要向知識分子學習，人為地制造了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對立，而重視知識分子，愛護知識分子，反被說成是搞“修正主義”，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摧殘知識分子成為十年浩劫的重要組成部分。
讀了這篇文章，使我從心裡感覺到中國共産黨真是一個偉大、英明、正确的無産階級政黨，是一個“有嚴明紀律和富于自我批評精神的無産階級政黨。
”可惜的是文藻沒能趕上披讀這篇文章了！ 寫到這裡，我應當擱筆了。
他的也就是我們的晚年，在精神和物質方面，都沒有感到絲毫的不足。
要說他八十五歲死去更不能說是短命，隻是從他的重建和發展中國社會學的志願和我們的家人骨肉之間的感情來說，對于他的忽然走開，我是永遠抱憾的！1986年11月21日
他在一九六九年冬到京郊石棉廠勞動，一九七○年夏又轉到湖北沙洋民族學院的幹校。
這時我從作協的湖北鹹甯的幹校，被調到沙洋的民族學院的幹校來。
久别重逢後不久又從分住的集體宿舍搬到單間宿舍，我們都十分喜幸快慰！實話說，經過反右期間的驚濤駭浪之後，到了十年浩劫，連國家主席、開國元勳，都不能幸免，像我們這些“臭老九”，沒有家破人亡，就是萬幸了，又因為和民院相熟的同人們在一起勞動，無論做什麼都感到新鮮有趣。
如種棉花，從在瓦罐裡下種選芽，直到在棉田裡摘花為止，我們學到了許多技術，也流了不少汗水。
湖北夏天，驕陽似火，當棉花稈子高與人齊的時候，我們在密集閉塞的棉稈中間摘花，渾身上下都被熱汗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幹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陽曬幹了。
這時我們都體會到古詩中的“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們身上穿的一絲一縷，也都是辛苦勞動的果實呵！ 一九七一年八月，因為美國總統尼克松将有訪華之行，文藻和我以及費孝通、邝平章等八人，先被從沙洋幹校調回北京民族學院，成立了研究部的編譯室。
我們共同翻譯校訂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機》的下半部分。
接着又翻譯了美國海斯、穆恩、韋蘭合著的《世界史》，最後又合譯了英國大文豪韋爾斯著的《世界史綱》，這是一部以文論史的“生物和人類的簡明史”的大作！那時中國作家協會還沒有恢複，我很高興地參加了這本巨著的翻譯工作，從攻讀原文和參考書籍裡，我得到了不少學問和知識。
那幾年我們的翻譯工作，是十年動亂的歲月中，最甯靜、最惬意的日子！我們都在民院研究室的三樓上，伏案疾書，我和文藻的書桌是相對的，其餘的人都在我們的隔壁或旁邊。
文藻和我每天早起八點到辦公室，十二時回家午飯，飯後二時又回到辦公室，下午六時才回家。
那時我們的生活“規律”極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沒有虛度了光陰！現在回想起來，也虧得那時是“百舉俱廢”的時期，否則把我們這幾個後來都是很忙的人召集在一起，來翻譯這一部洋洋數百萬言的大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人幫”被粉碎之後，各種學術研究又得到恢複，社會學也開始受到了重視和發展。
一九七九年三月，文藻十分激動地參加了重建社會學的座談會，作了《社會學與現代化》的發言，談了多年來他想談而不能談的問題。
當年秋季，他接受了帶民族學專業研究生的任務，并在集體開設的“民族學基礎”中，分擔了“英國社會人類學”的教學任務。
文藻恢複工作後，精神健旺了，又感到近幾年來我們對西方民族學戰後的發展和變化了解太少，就特别注意關于這方面材料的收集。
一九八一年底，他寫了《戰後西方民族學的變化》，介紹了西方民族學戰後出現的流派及其理論，這是他最後發表的一篇文章了！ 他在自傳裡最後說：“由于多年來我國的社會學和民族學未被承認，我在重建和創新工作還有許多要做，我雖年老體弱，但我仍有信心在有生之年為發展我國的社會學和民族學作出貢獻。
” 他的信心是有的，但是體力不濟了。
近幾年來，我偶爾從旁聽見他和研究生們在家裡的讨論和談話，聲音都是微弱而喑啞的，但他還是努力參加了研究生們的畢業論文答辯，校閱了研究生們的翻譯稿件，自己也不斷地披閱西方的社會學和民族學的新作，又做些筆記。
一九八三年我們搬進民族學院新建的高知樓新居，朝南的屋子多，我們的卧室兼書房，窗戶寬大，陽光燦爛，書桌相對，真是窗明幾淨。
我從一九八○年秋起得了腦血栓後又患右腿骨折，已有兩年足不出戶了。
我們是終日隔桌相望，他寫他的，我寫我的，熟人和學生來了，也就坐在我們中間，說說笑笑，享盡了人間“偕老”的樂趣。
這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得到的政府各方面特殊照顧的豐碩果實。
“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這也是天然規律，文藻終于在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最後一次住進北京醫院，再也沒有出來了。
他的床前，一直隻有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們在守護，我行動不便，自己還要人照顧，便也不能像一九四二年他患肺炎時那樣，日夜守在他旁邊了。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早晨，我們的兒子吳平從醫院裡打電話回來告訴我說：“爹爹已于早上六時二十分逝世了！” 遵照他的遺囑：不向遺體告别，不開追悼會、火葬後骨灰投海。
存款三萬元捐獻給中央民院研究所，作為社會民族學研究生的助學金。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除了我之外，一家大小和近親密友（隻是他的幾位學生）在北京醫院的一間小廳裡，開了一個小型的告别會（有好幾位民院、民委、中聯部的領導同志要去參加，我辭謝他們說：我都不去你們更不必去了），這小型的告别會後，遺體便送到八寶山火化。
九月二十九日晨，我們的兒女們又到火葬場拾了遺骨，骨灰盒就寄存在革命公墓的骨灰室架子上。
等我死後，我們的遺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文藻逝世後一段時間内的情況，我在《衷心的感謝》一文中（見《文彙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都寫過了。
現在總起來看他的一生，的确有一段坎坷的日子，但他的“坎坷”是和當時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同命運”的。
一九八六年第十八期《紅旗》上，有一篇“本刊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引導知識分子堅持走健康成長的道路》中的黨對知識分子問題的第四階段上，講得就非常地客觀而公允！ 指導思想發生了“左”的偏差，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開始偏離了正确的方向，知識分子工作也經曆了曲折的道路。
主要表現是輕視知識，歧視知識分子，以種種罪名排斥和打擊了一些知識分子，使不少人長期蒙受冤屈。
這種錯誤傾向，在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了荒謬絕倫的地步，把廣大知識分子誣蔑為“臭老九”，把學有所長、術有專攻的知識分子誣蔑為“反動學術權威”，隻片面地強調知識分子要向工農學習，不提工農群衆也要向知識分子學習，人為地制造了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對立，而重視知識分子，愛護知識分子，反被說成是搞“修正主義”，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摧殘知識分子成為十年浩劫的重要組成部分。
讀了這篇文章，使我從心裡感覺到中國共産黨真是一個偉大、英明、正确的無産階級政黨，是一個“有嚴明紀律和富于自我批評精神的無産階級政黨。
”可惜的是文藻沒能趕上披讀這篇文章了！ 寫到這裡，我應當擱筆了。
他的也就是我們的晚年，在精神和物質方面，都沒有感到絲毫的不足。
要說他八十五歲死去更不能說是短命，隻是從他的重建和發展中國社會學的志願和我們的家人骨肉之間的感情來說，對于他的忽然走開，我是永遠抱憾的！1986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