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男人（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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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總括他在“七七事變”前在燕大将近十年的工作：（一）是講課，用他學生的話說是“建立‘适合我國國情’的社會學教學和科研體系，使‘中國式的社會學’紮根于中國的土壤之上。
”（二）是培養專業人才，請進外國的專家來講學和指導研究生，派出優秀的研究生去各國留學。
（“請進來”和“派出去”的專家和學生的名字和國籍隻能從略。
）（三）是提倡社區研究。
“用同一區位的或文化的觀點和方法，來分頭進行各種地域不同的社會研究。
”我隻知道那時有好幾位常來我家讨論的學生，曾分頭到全國各地去做這種工作，現在這幾位都是知名的學者和教授，在這裡我不敢借他們的盛名來增光我的篇幅！但我深深地體會到文藻那些年的“茫然的目光”和“一股傻氣”的後面，隐藏了多少的“精力和心思”！這裡不妨再插進一首嘲笑他的寶塔詩，是我和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老先生湊成的。
上面的七句是：馬香丁羽毛紗樣樣都差傻姑爺到家說起真是笑話教育原來在清華 “馬”和“羽毛紗”的笑話是抗戰前在北京，有一天我們同到城裡去看望我父親，我讓他上街去給孩子買“薩其瑪” （一種點心），孩子不會說薩其瑪，一般隻說“馬”。
因此他到了鋪子裡，也隻會說買“馬”。
還有我要送我父親一件雙絲葛的夾袍面子。
他到了“稻香村”點心店和“東升祥”布店，這兩件東西的名字都說不出來。
虧得那兩間店鋪的售貨員，和我家都熟，打電話來問。
“東升祥”的店員問：“您要買一丈多的羽毛紗做什麼？”我們都大笑起來，我就說：“他真是個傻姑爺！”父親笑了說：“這傻姑爺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隻好認了。
抗戰後我們到了雲南，梅校長夫婦到我呈貢家裡來度周末，我把這一腔怨氣寫成寶塔詩發洩在清華身上。
梅校長笑着接寫下面兩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書呆子怎配得交際花 當時在座的清華同學都笑得很得意，我又隻好認我的“作法自斃”。
回來再說些正經的吧，“七七事變”後這一年，北大和清華都南遷了，燕大因為是美國教會辦的，那時還不受幹擾。
但我們覺得在北平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同時，文藻已經同大後方的雲南大學聯系好了，用英庚款在雲大設置了社會人類學講座，由他去教學。
那時隻因為我懷着小女兒吳青，她要十一月才出世，燕大方面也苦留我們再呆一年。
這一年中，我們隻準備離開的一切——這一段我在《丢不掉的珍寶》一文中，寫得很詳細。
一九三八年秋，我們才取海道由天津經上海，把文藻的母親送到他的妹妹處，然後經香港從安南（當時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車到了雲南的昆明。
這一路，旅途的困頓曲折，心緒的惡劣悲憤，就不能細說了。
記得到達昆明旅店的那夜，我們都累得擡不起頭來，我懷抱裡的不過八個月的小女兒吳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來，我們才擡起倦眼驚喜地看到座邊圓桌上擺的那一大盆猩紅的杜鵑花！ 用文藻自己的話說：“自一九三八年離開燕京大學，直到一九五一年從日本回國，我的生活一直處在戰時不穩定的狀态之中。
” 他到了雲南大學，又建立起了社會學系并擔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雲大合作的“實地調查工作站”。
我們在昆明城内住了不久，又有日機轟炸，就帶着孩子們遷到郊外的呈貢，住在“華氏墓廬”，我把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為“默廬”，我在一九四○年二月為香港《大公報》（應楊剛之約）寫的《默廬試筆》中寫得很詳細。
從此，文藻就和我們分住了。
他每到周末，就從城裡騎馬回家，還往往帶着幾位西南聯大的沒帶家眷的朋友，如稱為“三劍客”的羅常培、鄭天翔和楊振聲。
這些苦中作樂的情況，我在為羅常培先生寫《蜀道難》序中，也都描述過了。
一九四○年底，因英庚款講座受到幹擾，不能繼續，同時在重慶的國防最高委員會工作的清華同學，又勸他到委員會裡當參事，負責研究邊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問題，并提出意見。
于是我們一家又搬到重慶去了。
到了重慶，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裡，我和孩子們住在郊外的歌樂山，那裡有一所沒有圍牆的土屋，是用我們賣書的六千元買來的。
我把它叫做“潛廬”，關于這座土屋和門前風景，我在《力構小窗随筆》中也說過了。
我記得一九四二年春，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我陪他在山下的“中央醫院”也就是“上海醫學院”的附屬醫院，住了将近一個月，他受到内科錢德主任的精心醫治，據錢主任說肺炎一般在一星期内外，必有一個轉折期，那時才知兇吉。
但是文藻那時的高燒一直延長到十三天！有一天早上，護士試過了他的脈搏，驚惶而悄悄地來告訴我說：“他的脈搏隻有三十六下了。
”急得我趕緊跑到醫院後面的宿舍裡去找王鵬萬大夫夫婦——他的愛人張女士是我的同學——那時我隻覺得雙腿發軟，連一座小小的山坡都走不上去！等我和王大夫夫婦回到病房來時，看見文藻身上的被子已被掀過來了，床邊站滿了大夫和護士，我想他一定“完”了！回頭看見窗前桌上放着兩碗剛送來的早餐熱粥，我端起碗來一口氣都喝了下去。
我覺得這以後我要辦的事多得很，沒有一點力氣是不行的。
誰知道再一回頭看到文藻翻了一個身，長長地籲了一口氣，迸出一身冷汗。
大夫們都高興地又把被子給他蓋上，說： “這轉折點終于來了！”又都回頭對我笑說，“好了，您不用難過了……”我擦着臉上的汗說：“你們辛苦了！他就是這麼一個人，什麼都慢！” 我的身心交瘁的一個多月過去了，卻又忙着把他搬回山上來，那時沒有公費醫療，多住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費，我這個以“社會賢達”的名義被塞進”參政會”的參政員，每月的“工資”也隻是一擔白米。
回家後還是虧了一位文藻的做買賣的親戚，送來一隻雞和兩隻廣柑，作為病後的補品，偏偏我在一杯廣柑汁内，誤加了白鹽，我又舍不得倒掉，便自己仰脖喝了下去！ 回家後，大女兒吳冰向我訴苦，說五月一日是她的生日，富奶奶（關于這位高尚的人，我将另有文章記述）隻給她吃一個上面插着一支小蠟燭的饅頭。
這時文藻躺在家裡床上，看到爬到他枕邊的、穿着一身淺黃色衣裙，發上結着一條大黃緞帶的小女兒吳青（這也是富奶奶給她打扮的），臉上卻漾出了病後從未有過的一絲微笑！ 文藻不是一個能夠安心養病的人。
一九四三年初，他就參加了“中國訪問印度教育代表團”去過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沖突問題。
同年的六月，他又參加了“西北建設考察團”，擔任以新疆民族為主的西北民族問題調查。
一九四四年底，他又參加了去到美國的“戰時太平洋學會”，讨論各盟國戰後對日處理方案。
會後他又訪問了哈佛，耶魯，芝加哥，普林斯頓各大學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們戰時和戰後的研究計劃和動态，他得到的收獲就是了解到“行為
”（二）是培養專業人才，請進外國的專家來講學和指導研究生，派出優秀的研究生去各國留學。
（“請進來”和“派出去”的專家和學生的名字和國籍隻能從略。
）（三）是提倡社區研究。
“用同一區位的或文化的觀點和方法，來分頭進行各種地域不同的社會研究。
”我隻知道那時有好幾位常來我家讨論的學生，曾分頭到全國各地去做這種工作，現在這幾位都是知名的學者和教授，在這裡我不敢借他們的盛名來增光我的篇幅！但我深深地體會到文藻那些年的“茫然的目光”和“一股傻氣”的後面，隐藏了多少的“精力和心思”！這裡不妨再插進一首嘲笑他的寶塔詩，是我和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老先生湊成的。
上面的七句是：馬香丁羽毛紗樣樣都差傻姑爺到家說起真是笑話教育原來在清華 “馬”和“羽毛紗”的笑話是抗戰前在北京，有一天我們同到城裡去看望我父親，我讓他上街去給孩子買“薩其瑪” （一種點心），孩子不會說薩其瑪，一般隻說“馬”。
因此他到了鋪子裡，也隻會說買“馬”。
還有我要送我父親一件雙絲葛的夾袍面子。
他到了“稻香村”點心店和“東升祥”布店，這兩件東西的名字都說不出來。
虧得那兩間店鋪的售貨員，和我家都熟，打電話來問。
“東升祥”的店員問：“您要買一丈多的羽毛紗做什麼？”我們都大笑起來，我就說：“他真是個傻姑爺！”父親笑了說：“這傻姑爺可不是我替你挑的！”我也隻好認了。
抗戰後我們到了雲南，梅校長夫婦到我呈貢家裡來度周末，我把這一腔怨氣寫成寶塔詩發洩在清華身上。
梅校長笑着接寫下面兩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書呆子怎配得交際花 當時在座的清華同學都笑得很得意，我又隻好認我的“作法自斃”。
回來再說些正經的吧，“七七事變”後這一年，北大和清華都南遷了，燕大因為是美國教會辦的，那時還不受幹擾。
但我們覺得在北平一刻也呆不下去了，同時，文藻已經同大後方的雲南大學聯系好了，用英庚款在雲大設置了社會人類學講座，由他去教學。
那時隻因為我懷着小女兒吳青，她要十一月才出世，燕大方面也苦留我們再呆一年。
這一年中，我們隻準備離開的一切——這一段我在《丢不掉的珍寶》一文中，寫得很詳細。
一九三八年秋，我們才取海道由天津經上海，把文藻的母親送到他的妹妹處，然後經香港從安南（當時的越南）的海防坐小火車到了雲南的昆明。
這一路，旅途的困頓曲折，心緒的惡劣悲憤，就不能細說了。
記得到達昆明旅店的那夜，我們都累得擡不起頭來，我懷抱裡的不過八個月的小女兒吳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來，我們才擡起倦眼驚喜地看到座邊圓桌上擺的那一大盆猩紅的杜鵑花！ 用文藻自己的話說：“自一九三八年離開燕京大學，直到一九五一年從日本回國，我的生活一直處在戰時不穩定的狀态之中。
” 他到了雲南大學，又建立起了社會學系并擔任了系主任，同年又受了北京燕大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雲大合作的“實地調查工作站”。
我們在昆明城内住了不久，又有日機轟炸，就帶着孩子們遷到郊外的呈貢，住在“華氏墓廬”，我把這座祠堂式的房子改名為“默廬”，我在一九四○年二月為香港《大公報》（應楊剛之約）寫的《默廬試筆》中寫得很詳細。
從此，文藻就和我們分住了。
他每到周末，就從城裡騎馬回家，還往往帶着幾位西南聯大的沒帶家眷的朋友，如稱為“三劍客”的羅常培、鄭天翔和楊振聲。
這些苦中作樂的情況，我在為羅常培先生寫《蜀道難》序中，也都描述過了。
一九四○年底，因英庚款講座受到幹擾，不能繼續，同時在重慶的國防最高委員會工作的清華同學，又勸他到委員會裡當參事，負責研究邊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問題，并提出意見。
于是我們一家又搬到重慶去了。
到了重慶，文藻仍寄居在城内的朋友家裡，我和孩子們住在郊外的歌樂山，那裡有一所沒有圍牆的土屋，是用我們賣書的六千元買來的。
我把它叫做“潛廬”，關于這座土屋和門前風景，我在《力構小窗随筆》中也說過了。
我記得一九四二年春，文藻得了很重的肺炎，我陪他在山下的“中央醫院”也就是“上海醫學院”的附屬醫院，住了将近一個月，他受到内科錢德主任的精心醫治，據錢主任說肺炎一般在一星期内外，必有一個轉折期，那時才知兇吉。
但是文藻那時的高燒一直延長到十三天！有一天早上，護士試過了他的脈搏，驚惶而悄悄地來告訴我說：“他的脈搏隻有三十六下了。
”急得我趕緊跑到醫院後面的宿舍裡去找王鵬萬大夫夫婦——他的愛人張女士是我的同學——那時我隻覺得雙腿發軟，連一座小小的山坡都走不上去！等我和王大夫夫婦回到病房來時，看見文藻身上的被子已被掀過來了，床邊站滿了大夫和護士，我想他一定“完”了！回頭看見窗前桌上放着兩碗剛送來的早餐熱粥，我端起碗來一口氣都喝了下去。
我覺得這以後我要辦的事多得很，沒有一點力氣是不行的。
誰知道再一回頭看到文藻翻了一個身，長長地籲了一口氣，迸出一身冷汗。
大夫們都高興地又把被子給他蓋上，說： “這轉折點終于來了！”又都回頭對我笑說，“好了，您不用難過了……”我擦着臉上的汗說：“你們辛苦了！他就是這麼一個人，什麼都慢！” 我的身心交瘁的一個多月過去了，卻又忙着把他搬回山上來，那時沒有公費醫療，多住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住院費，我這個以“社會賢達”的名義被塞進”參政會”的參政員，每月的“工資”也隻是一擔白米。
回家後還是虧了一位文藻的做買賣的親戚，送來一隻雞和兩隻廣柑，作為病後的補品，偏偏我在一杯廣柑汁内，誤加了白鹽，我又舍不得倒掉，便自己仰脖喝了下去！ 回家後，大女兒吳冰向我訴苦，說五月一日是她的生日，富奶奶（關于這位高尚的人，我将另有文章記述）隻給她吃一個上面插着一支小蠟燭的饅頭。
這時文藻躺在家裡床上，看到爬到他枕邊的、穿着一身淺黃色衣裙，發上結着一條大黃緞帶的小女兒吳青（這也是富奶奶給她打扮的），臉上卻漾出了病後從未有過的一絲微笑！ 文藻不是一個能夠安心養病的人。
一九四三年初，他就參加了“中國訪問印度教育代表團”去過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沖突問題。
同年的六月，他又參加了“西北建設考察團”，擔任以新疆民族為主的西北民族問題調查。
一九四四年底，他又參加了去到美國的“戰時太平洋學會”，讨論各盟國戰後對日處理方案。
會後他又訪問了哈佛，耶魯，芝加哥，普林斯頓各大學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們戰時和戰後的研究計劃和動态，他得到的收獲就是了解到“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