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男人（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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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我知道隻要我沒意見，我的父母是不會有意見的！
一九二五年秋，他入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離波士頓較近，通信和來往也比較頻繁了。
我記得這時他送我一大盒很講究的信紙，上面印有我的姓名縮寫的英文字母。
他自己幾乎是天天寫信，星期日就寫快遞，因為美國郵局星期天是不送平信的，這時我的宿舍裡的舍監和同學們都知道我有個特别要好的男朋友了。
一九二五年冬，我的威校同學王國秀，畢業後升入哥倫比亞大學的，寫信讓我到紐約度假。
到了紐約，國秀同文藻一起來接我。
我們在紐約玩得很好，看了好幾次莎士比亞的戲。
一九二六年夏，我從威校研究院取得了碩士學位，應邀回母校燕大任教。
文藻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還附了一張相片，讓我帶回國給我的父母。
我回到家還不好意思面交，隻在一天夜裡悄悄地把信件放在父親床前的小桌上。
第二天，父母親都沒有提到這件事，我也更不好問了。
一九二八年冬，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得了博士學位，還得到哥校“最近十年内最優秀的外國留學生”獎狀。
他取道歐洲經由蘇聯，于一九二九年初到了北京。
這時他已應了燕大和清華兩校教學之聘，燕大還把在燕南園興建的一座小樓，指定給我們居住。
那時我父親在上海海道測量局任局長。
文藻到北京不幾天就回到上海，我的父母很高興地接待了他，他在我們家住了兩天，又回他江陰老家去。
從江陰回來，就在我家舉行了簡單的訂婚儀式。
年假過後，一九二九年春，我們都回到燕大教學，我在課餘還忙于婚後家庭的一切準備。
他呢，除了請木匠師傅在樓下他的書房的北牆，用木闆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書架之外，隻忙于買幾張半新的書櫥，卡片櫃和書桌等等，把我們新居的布置裝飾和庭院栽花種樹，全都讓我來管。
我們的婚禮是在燕大的臨湖軒舉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個星期六。
婚禮十分簡單，客人隻有燕大和清華兩校的同事和同學，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點，我記得隻用去三十四元！ 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覺寺度過的。
那間空屋子裡，除了自己帶去的兩張帆布床之外，隻有一張三條腿的小桌子——另一隻腳是用碎磚墊起的。
兩天後我們又回來分居在各自的宿舍裡，因為新居沒有蓋好，學校也還沒有放假。
暑假裡我們回到上海和江陰省親。
他們為我們舉辦的婚宴，比我們在北京自己辦的隆重多了，親友也多，我們把收來的許多紅幛子，都交給我們兩家的父母，作為将來親友喜慶時還禮之用。
朋友們都勸我們到杭州西湖去度蜜月，可是我們隻住了一天就熱壞了，夏天的西湖就像蒸鍋一般！那時劉放園表兄一家正在莫幹山避暑，我們被邀到莫幹山住了幾天。
文藻惦記着秋後的教學，我惦念着新居的布置，在假滿之前，匆匆地又回到了北京。
關于這一段，我在《第一次宴會》那篇小說裡曾描寫過。
上課後，文藻就心滿意足地在他的書房裡坐了下來，似乎從此就可以過一輩子的備課、教學、研究的書呆子生活了。
一九三○年是我們兩家多事之秋，我的母親和文藻的父親相繼逝世。
他的母親就北上和我們同住，我的父親不久也退休回到北京來。
這時我的二弟為傑已升入燕大，他的妹妹劍群也入了燕大讀家政系。
他們都住在宿舍，卻都常回來。
我沒有姐妹，文藻沒有兄弟，這時雙方都覺得有了補償。
這裡不妨插進一件趣事。
一九二三年我初到美國，花了五塊美金，照了一兩張相片，寄回國來，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
那張大點的相片，從我母親逝世後文藻就向我父親要來，放在他的書桌上，我問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還隻是一件擺設？”他笑說：“我當然每天要看了。
”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課，把一張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換進相框裡，過了幾天，他也沒理會。
後來還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誰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換了下來，說：“你何必開這樣的玩笑？”還有一次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春天上午，我們都在樓前賞花，他母親讓我把他從書房裡叫出來。
他出來站在丁香樹前目光茫然地又像應酬我似地問：“這是什麼花？”我忍笑回答：“這是香丁。
”他點了點頭說：“呵，香丁。
”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
婚後的幾年，我仍在斷斷續續地教學，不過時間減少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我們的兒子吳平出世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我們又有了一個女兒——吳冰。
我嘗到了做母親的快樂和辛苦。
我每天早晨在特制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幾上，給孩子洗澡。
我們的弟妹和學生們，都來看過，而文藻卻從來沒有上樓來分享我們的歡笑。
在燕大教學的将近十年的光陰，我們充分地享受了師生間親切融洽的感情。
我們不但有各自的學生，也有共同的學生。
我們不但有課内的接觸，更多的是課外的談話和來往。
學生們對我們傾吐了許多生活裡的問題：婚姻，将來的專業等等，能幫上忙的，就都盡力而為，文藻側重的是選送學社會學的研究生出國深造的問題。
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的一年，我同他到歐美轉了一周。
他在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到處尋師訪友，安排了好幾個優秀學生的入學從師的問題。
他在自傳裡提到說：“我對于哪一個學生，去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學校，跟誰為師和吸收哪一派理論和方法等問題，都大體上作了具體的、有針對性的安排。
”因此在這一年他仆仆于各國各大學之間的時候，我隻是到處遊山玩水，到了法國，他要重到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學習“導師制”，我卻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閑的一百天！一九三七年六月底，我們取道西伯利亞回國，一個星期後，“七七事變”便爆發了！ 七我的老伴——吳文藻（之二） 上次未完待續的稿是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寫的。
七個月過去了，中間編輯同志曾多次來催，就總是寫不下去！“七七事變”以後幾十年生活的回憶，總使我膽怯心酸，不能下筆——說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書房裡埋頭寫些什麼，和學生們滔滔不絕地談些什麼，我都不知道。
他那“頂天立地”的大書架撂着的滿滿的中外文的社會學、人類學的書，也沒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氣。
要評論他的學術和工作，還是應該看他的學生們寫的記述和悼念他的文章，以及他在一九八二年應《晉陽學刊》之約，發表在該刊第六期上的他的《自傳》，這篇将近九千字的自傳裡講的是：他自有生以來，進的什麼學校，讀的什麼功課，從哪位教師受業，寫的什麼文章，交的什麼朋友，然後是教的什麼課程，培養的哪些學生……提到我的地方，隻有兩處：我們何時相識，何時結婚，短短的幾句！至于兒女們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隻字不提。
怪不得他的學生寫悼念他的文章裡，都說：“吳老曾感慨地說‘我花在培養學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兒女身上的多多了’。
” 我不能請讀者都去看他的《自傳》，但也應該用他《自傳》裡的話
我記得這時他送我一大盒很講究的信紙，上面印有我的姓名縮寫的英文字母。
他自己幾乎是天天寫信，星期日就寫快遞，因為美國郵局星期天是不送平信的，這時我的宿舍裡的舍監和同學們都知道我有個特别要好的男朋友了。
一九二五年冬，我的威校同學王國秀，畢業後升入哥倫比亞大學的，寫信讓我到紐約度假。
到了紐約，國秀同文藻一起來接我。
我們在紐約玩得很好，看了好幾次莎士比亞的戲。
一九二六年夏，我從威校研究院取得了碩士學位，應邀回母校燕大任教。
文藻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還附了一張相片，讓我帶回國給我的父母。
我回到家還不好意思面交，隻在一天夜裡悄悄地把信件放在父親床前的小桌上。
第二天，父母親都沒有提到這件事，我也更不好問了。
一九二八年冬，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得了博士學位，還得到哥校“最近十年内最優秀的外國留學生”獎狀。
他取道歐洲經由蘇聯，于一九二九年初到了北京。
這時他已應了燕大和清華兩校教學之聘，燕大還把在燕南園興建的一座小樓，指定給我們居住。
那時我父親在上海海道測量局任局長。
文藻到北京不幾天就回到上海，我的父母很高興地接待了他，他在我們家住了兩天，又回他江陰老家去。
從江陰回來，就在我家舉行了簡單的訂婚儀式。
年假過後，一九二九年春，我們都回到燕大教學，我在課餘還忙于婚後家庭的一切準備。
他呢，除了請木匠師傅在樓下他的書房的北牆，用木闆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書架之外，隻忙于買幾張半新的書櫥，卡片櫃和書桌等等，把我們新居的布置裝飾和庭院栽花種樹，全都讓我來管。
我們的婚禮是在燕大的臨湖軒舉行的，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是個星期六。
婚禮十分簡單，客人隻有燕大和清華兩校的同事和同學，那天待客的蛋糕、咖啡和茶點，我記得隻用去三十四元！ 新婚之夜是在京西大覺寺度過的。
那間空屋子裡，除了自己帶去的兩張帆布床之外，隻有一張三條腿的小桌子——另一隻腳是用碎磚墊起的。
兩天後我們又回來分居在各自的宿舍裡，因為新居沒有蓋好，學校也還沒有放假。
暑假裡我們回到上海和江陰省親。
他們為我們舉辦的婚宴，比我們在北京自己辦的隆重多了，親友也多，我們把收來的許多紅幛子，都交給我們兩家的父母，作為将來親友喜慶時還禮之用。
朋友們都勸我們到杭州西湖去度蜜月，可是我們隻住了一天就熱壞了，夏天的西湖就像蒸鍋一般！那時劉放園表兄一家正在莫幹山避暑，我們被邀到莫幹山住了幾天。
文藻惦記着秋後的教學，我惦念着新居的布置，在假滿之前，匆匆地又回到了北京。
關于這一段，我在《第一次宴會》那篇小說裡曾描寫過。
上課後，文藻就心滿意足地在他的書房裡坐了下來，似乎從此就可以過一輩子的備課、教學、研究的書呆子生活了。
一九三○年是我們兩家多事之秋，我的母親和文藻的父親相繼逝世。
他的母親就北上和我們同住，我的父親不久也退休回到北京來。
這時我的二弟為傑已升入燕大，他的妹妹劍群也入了燕大讀家政系。
他們都住在宿舍，卻都常回來。
我沒有姐妹，文藻沒有兄弟，這時雙方都覺得有了補償。
這裡不妨插進一件趣事。
一九二三年我初到美國，花了五塊美金，照了一兩張相片，寄回國來，以慰我父母想念之情。
那張大點的相片，從我母親逝世後文藻就向我父親要來，放在他的書桌上，我問他：“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還隻是一件擺設？”他笑說：“我當然每天要看了。
”有一天我趁他去上課，把一張影星阮玲玉的相片，換進相框裡，過了幾天，他也沒理會。
後來還是我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誰的？”他看了才笑着把相片換了下來，說：“你何必開這樣的玩笑？”還有一次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春天上午，我們都在樓前賞花，他母親讓我把他從書房裡叫出來。
他出來站在丁香樹前目光茫然地又像應酬我似地問：“這是什麼花？”我忍笑回答：“這是香丁。
”他點了點頭說：“呵，香丁。
”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
婚後的幾年，我仍在斷斷續續地教學，不過時間減少了。
一九三一年二月，我們的兒子吳平出世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我們又有了一個女兒——吳冰。
我嘗到了做母親的快樂和辛苦。
我每天早晨在特制的可以折起的帆布高幾上，給孩子洗澡。
我們的弟妹和學生們，都來看過，而文藻卻從來沒有上樓來分享我們的歡笑。
在燕大教學的将近十年的光陰，我們充分地享受了師生間親切融洽的感情。
我們不但有各自的學生，也有共同的學生。
我們不但有課内的接觸，更多的是課外的談話和來往。
學生們對我們傾吐了許多生活裡的問題：婚姻，将來的專業等等，能幫上忙的，就都盡力而為，文藻側重的是選送學社會學的研究生出國深造的問題。
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的一年，我同他到歐美轉了一周。
他在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到處尋師訪友，安排了好幾個優秀學生的入學從師的問題。
他在自傳裡提到說：“我對于哪一個學生，去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學校，跟誰為師和吸收哪一派理論和方法等問題，都大體上作了具體的、有針對性的安排。
”因此在這一年他仆仆于各國各大學之間的時候，我隻是到處遊山玩水，到了法國，他要重到英國的牛津和劍橋學習“導師制”，我卻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閑的一百天！一九三七年六月底，我們取道西伯利亞回國，一個星期後，“七七事變”便爆發了！ 七我的老伴——吳文藻（之二） 上次未完待續的稿是今年四月二十四日寫的。
七個月過去了，中間編輯同志曾多次來催，就總是寫不下去！“七七事變”以後幾十年生活的回憶，總使我膽怯心酸，不能下筆——說起我和文藻，真是“隔行如隔山”，他整天在書房裡埋頭寫些什麼，和學生們滔滔不絕地談些什麼，我都不知道。
他那“頂天立地”的大書架撂着的滿滿的中外文的社會學、人類學的書，也沒有引起我去翻看的勇氣。
要評論他的學術和工作，還是應該看他的學生們寫的記述和悼念他的文章，以及他在一九八二年應《晉陽學刊》之約，發表在該刊第六期上的他的《自傳》，這篇将近九千字的自傳裡講的是：他自有生以來，進的什麼學校，讀的什麼功課，從哪位教師受業，寫的什麼文章，交的什麼朋友，然後是教的什麼課程，培養的哪些學生……提到我的地方，隻有兩處：我們何時相識，何時結婚，短短的幾句！至于兒女們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隻字不提。
怪不得他的學生寫悼念他的文章裡，都說：“吳老曾感慨地說‘我花在培養學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兒女身上的多多了’。
” 我不能請讀者都去看他的《自傳》，但也應該用他《自傳》裡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