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憶中的沈茲九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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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而文化教育組的工作,就是搞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的那一套!我的前任就是我所欽佩的沈茲九大姐。

    她就是認為文化教育組應該做些抗日救國工作,而同宋美齡進行了多次鬥争。

    宋美齡仍是固執己見,茲九大姐才憤而辭職的。

    這些話是在我就任後不久,同時還在指委會工作的史良和劉清揚悄悄告訴我的(那時她們為了統戰工作,暫時留在會内)。

    我覺得我是落進了圈套!我立即寫了辭呈,退還了工資,連夜搬到重慶郊外的歌樂山上去。

     我真正見到沈茲九同志,是在解放後“十年動亂”後期的北京。

    那時各民主黨派正合組召開政治學習會。

    她是民主同盟會的會員,我是民主促進會的會員。

    我第一次和她握手相見,驚詫地發現她不是我想象中的高高大大、聲如洪鐘的女兵,而是一位身材瘦小,平易近人的知識婦女。

    她的發言總是十分透徹、精彩,和我交談時也是笑容滿面而且很幽默,在我一生接觸的朋友中,她是我最敬愛的女友之一。

     我從1980年初傷腿後,行動不便,不能參加社會活動了。

     沈大姐大概身體也不好,我們幾乎十年沒有見面了。

    今年的1月初旬得到她逝世的訃告,我不禁潸然淚下。

    從此,我們在世上沒有相見的機會了!安息吧,沈茲九大姐,您一生為黨、為國、為人民特别是為婦女做了那麼多那麼重要的工作,您将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您是不朽的!1990年2月2日雪夜 (本篇刊載于《女界文化戰士沈茲九》,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年6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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