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憶中的沈茲九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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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的春夏之交，我和老伴吳文藻在北京燕京大學執教，曾從進步的朋友那裡，看到申報副刊《婦女園地》。
我當時就感到它與當時一般的婦女刊物不同：它是在号召婦女争取解放，宣傳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等切中時弊的進步思想。
讀後我對這個刊物的主編沈茲九産生了無限的欽佩。
她眼界之高，見識之廣，不是一般普通婦女編輯所能企及的。
可惜的是《婦女園地》刊行不久，即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逼迫停刊了。
而接着出來的《婦女生活》也是沈茲九主編的，我更是高興得不斷地讀着。
1935年到1936年之間，是我的老伴吳文藻在燕京大學教學期滿七年的例假，我們到歐美旅遊了一年，回到祖國幾天後，“七·七”事變就爆發了。
1938年，文藻在敵後的雲南大學執教，我和孩子為逃避空襲，住到雲南郊外的呈貢。
那時的國民黨教育部次長顧毓是文藻在清華大學的同班同學，他從重慶到呈貢來看我們說：“蔣夫人宋美齡對我說，‘我的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的同學謝冰心，抗戰後躲在雲南，應該請她來婦女生活指導委員會做點文化教育工作。
’”我被她“躲”字激怒了，于1941年初就應邀到了重慶。
其實，我和宋美齡并沒有同過學。
我是在1923年燕京大學畢業，得了學士學位，同時又得了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的獎學金，才到威爾斯利女子大學去讀碩士學位的。
那時宋美齡已經讀完本科四年而離開了。
我到重慶就任後，發現那“婦女生活指導委員會”原來是“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
我當時就感到它與當時一般的婦女刊物不同：它是在号召婦女争取解放，宣傳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等切中時弊的進步思想。
讀後我對這個刊物的主編沈茲九産生了無限的欽佩。
她眼界之高，見識之廣，不是一般普通婦女編輯所能企及的。
可惜的是《婦女園地》刊行不久，即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逼迫停刊了。
而接着出來的《婦女生活》也是沈茲九主編的，我更是高興得不斷地讀着。
1935年到1936年之間，是我的老伴吳文藻在燕京大學教學期滿七年的例假，我們到歐美旅遊了一年，回到祖國幾天後，“七·七”事變就爆發了。
1938年，文藻在敵後的雲南大學執教，我和孩子為逃避空襲，住到雲南郊外的呈貢。
那時的國民黨教育部次長顧毓是文藻在清華大學的同班同學，他從重慶到呈貢來看我們說：“蔣夫人宋美齡對我說，‘我的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的同學謝冰心，抗戰後躲在雲南，應該請她來婦女生活指導委員會做點文化教育工作。
’”我被她“躲”字激怒了，于1941年初就應邀到了重慶。
其實，我和宋美齡并沒有同過學。
我是在1923年燕京大學畢業，得了學士學位，同時又得了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的獎學金，才到威爾斯利女子大學去讀碩士學位的。
那時宋美齡已經讀完本科四年而離開了。
我到重慶就任後，發現那“婦女生活指導委員會”原來是“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