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男人（之九）

十一懷念郭小川 我和郭小川熟悉，是在一九五五年他在中國作協當黨組副書記的時候。

    我們曾一同參加過一九五八年八月在蘇聯塔什幹召開的“亞非作家會議”。

    他似乎從來沒有稱呼我“同志”，隻叫“謝大姐”。

    我對他也像對待自己的親弟弟一樣的愛憐。

    我覺得他在同時的作家群中，特别顯得年輕、活潑、多産、才華橫溢。

    關于他的詩作，讀者們早有定論。

    關于新詩，我又早已是個“落伍者”，在此就不多說了。

    我隻想講些我和他兩人之間的一些事情。

     十年浩劫期間，作協的“黑幫”們都囚禁在文聯大樓裡，不準回家，每天除了受批挨鬥外（我是比較輕松的，因為在我上面還有“四條漢子”以及劉白羽等大人物！我每次隻是陪鬥。

    ）就坐在書桌旁學習毛主席著作。

    我是一邊看書，一邊手裡還編織一些最不動腦筋的小毛活，如用拆洗後的舊毛線替我的第三代的孩子們織些小毛襪之類。

    小川看見了，一天過來對我說：“大姐，你也替我織一雙毛襪吧。

    ”我笑了，說： “行，不過你要去買點新毛線，顔色你自己挑吧。

    ”第二天他就拿來幾兩灰色的毛線，還幫我繞成圓球，我立刻動手織起來。

    一天後織好交給他，他就在我面前脫下鞋子，把毛襪套在線襪上，笑着說：“真合适，又暖和，謝謝大姐了。

    ”這是我一生中除了家人以外，替朋友做的唯一的一件活計！ 大約是一九六六年以後吧，作協全體同志都被下放到湖北的鹹甯幹校去勞動改造。

    我們這一批“老弱病殘”如張天翼、陳白塵等人和我下去得最晚。

    小川雖然年輕，但是他有肝炎，血壓又高，還有牙周炎，屬于病殘一類，當然也和我們在一起；直到林彪第一号命令下來（總是七十年代初吧），連“老弱病殘”也不準留在北京了，而郭小川和我卻因為要繼續在醫院拔牙，直到六九年底才從北京出發，我記得我們兩家的家屬都到車站送行。

     我永遠也忘不了，我們中途到了武昌，住在一處招待所裡，那時正是新年，人們都回家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