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讀《民主》第一、二兩期

地思考的問題。

     金性堯同志的那篇《功臣不可為》是讀了故宮博物院印過的汪景祺的《讀書西征堂随筆》裡談到的一些“功高震主”而不得善終的事實。

    使我想到那個“主”，所關心的隻是自己的權利，而不是人民的好處，所以“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古來枭“主”心中不易的真理，從近代的世界史看來，又何嘗不是如此！ 在第二期的《民主》裡有徐章英的《關于教育問題的某些思考》也值得細讀。

    這裡我隻引用文章裡一段“老調”，就是每次領導上做“政治報告”，必有一句：“百年大計，教育為本”，但是在分配“經費”時，卻總是“一工交，二财貿，剩下多少給文教”。

    這是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呢，中國的公民們也要弄個明白。

     最後我要提到趙麗宏同志的“島人筆記”——趙麗宏同志也是民進會員，這使我十分高興——我在《散文選刊》上已看到了《花癡》和《秘方》兩篇，而在《民主》第二期上我居然能看到那篇舉發性的《友尊》！一個博物館警衛居然變成了博物館革委會主任。

    他和四人幫時期的康生一樣，“都是抄家物資，凡是有點古氣的，都集中在我這裡了”，“由我一人掌管，旁人不得過問”，驕橫之氣，使人發指！這使我想到至今還沒有下落的我的被紅衛兵們抄去的郭老、茅公和老舍先生夫婦送我的字、畫、扇子等等…… 啟撷同志，回到《民主》這本刊物的編輯工作罷，我佩服你們年輕人的勇氣。

    正如你說的“……既已辦了，就要敢說敢言，反正我也無烏紗帽，不怕承擔風險……” 我也沒有烏紗帽，但是我老了。

     毛主席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 《民主》的年輕編輯們，當以此為座右銘！1989年10月30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