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梁實秋先生

稿，都是實秋好多年後寄給我的。

     1929年夏我和文藻結婚後，住在燕京大學，他和聞一多到了我們的新居，嘲笑我們說：“屋子内外一切布置都很好，就是缺少待客的煙和茶。

    ”虧得他們提醒，因為我和文藻都不抽煙，而且喝的是白開水！ 七七事變後，我們都到了大後方。

    40年代初期，我們又在重慶見面了。

    他到過我們住的歌樂山，坐在山上無牆的土房子廊上看嘉陵江，能夠靜靜地坐到幾個小時。

    我和文藻也常到他住處的北碚。

    我記得1940年我們初到重慶，就是他和吳景超（也是文藻的同班同學）的夫人業雅，首先來把我們接到北碚去歡聚的。

     抗戰勝利後不久，我們到了日本，實秋一家先回到北平，1949年又到了台灣，我們仍是常通消息。

    我記得我們在日本高島屋的寓所裡，還挂着實秋送給我們的一幅字，十年浩動之中，自然也同許多朋友贈送的字畫一同煙消火滅了！ 1951年我們從日本回到了祖國，這時台灣就謠傳說“冰心夫婦受到中共的迫害，雙雙自殺”。

    實秋聽到這消息還寫一篇《哀冰心》的文章。

    這文章傳到我這裡我十分感激，曾寫一封信，托人從美國轉給他，并懇切地請他回來看一看新中國的實在情況，因為他是北京人，文章裡總是充滿着眷戀古老北京的衣、食、住……一切。

     多麼不幸！就在昨天梁文茜對我說她父親可能最近回來看看的時候，他就在前一天與世長辭了！ 實秋，你還是幸福的，被人悼念，總比寫悼念别人的文章的人，少流一些眼淚，不是麼？ （本篇最初發表于《人民日報》1987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