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了貝滿中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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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以下，作文老師還給過我100加20的分數。
慢慢地高班的同學們也和我熟了，女孩子究竟是女孩子，她們也很淘氣，很愛開玩笑。
她們叫我“小碗兒”，因為學名是謝婉瑩；叫我“侉子”，因為我開始在班裡回答問題的時候，用的是道地的煙台話，教師聽不懂，就叫我在黑闆上寫出答案。
同學中間到了能開玩笑的地步，就表示出我們之間已經親密無間。
我不但喜愛她們，也更學習她們的刻苦用功。
我們用的課本，都是教會學校系統自己編的，大半是從英文課本翻譯過來的，比如在代數的習題裡就有“四開銀角”的名詞，我們都算不出來。
直到一九二三年我到美國留學，用過ｑｕａｒｔｅｒ，那是兩角五分的銀币，一元錢的四分之一，中國沒有這種币制。
我們的曆史教科書，是從《資治通鑒》摘編的“鑒史輯要”。
隻有英文用的是商務印書館的課本，也是從ＡＢｏｙＡＰｅａｃｈ開始，教師是美國人芬教士，她很年輕，剛 從美國來，漢語不太娴熟，常用簡單的英語和我們談笑，因此我們的英文進步得比較快。
我們每天上午除上課外，最後半小時還有一個聚會，多半是本校的中美教師或公理會的牧師來給我“講道”。
此外就是星期天的“查經班”，把校裡的非基督徒學生，不分班次地編在一起，在到公理會教堂做禮拜以前，由協和女子書院的校長麥教士，給我們講半小時的聖經故事。
查經班和做大禮拜對我都是負擔，因為隻有星期天我才能和父母親和弟弟們整天在一起，或幫母親做些家務，我就常常托故不去。
但在查經班裡有許多我喜歡的同學，如齋二的陶玲、齋三的陳克俊等，我尤其喜歡陳克俊。
在貝滿中齋和以後在協和女子大學同學時期，我們常常一起參加表演，我在《關于女人》裡寫的《我的同學》，就是陳克俊。
在貝滿還有一個集體活動，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學會”，是同學們練習演講辯論的集會。
這會是在大課堂裡開的。
講台上有主席，主持并宣告節目；還有書記，記錄開會過程；台下有記時員，她的桌上放一隻記時鐘，講話的人過了時間，她就叩鐘催她下台。
節目有讀報、演說、辯論等。
辯論是四個人來辯論一個題目，正反面各有兩人，交替着上台辯論。
大會結束後，主席就請坐在台傍旁聽的教師講幾句評論的話。
我開始非常害怕這個集會。
第一次是讓我讀報，我走上台去，看見台下有上百對的眼睛盯着我看，我窘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報讀完，就跑回位上去，用雙手把通紅的臉捂了起來，同學們都看着我笑。
一年下來，我逐漸磨練出來
慢慢地高班的同學們也和我熟了，女孩子究竟是女孩子，她們也很淘氣，很愛開玩笑。
她們叫我“小碗兒”，因為學名是謝婉瑩；叫我“侉子”，因為我開始在班裡回答問題的時候，用的是道地的煙台話，教師聽不懂，就叫我在黑闆上寫出答案。
同學中間到了能開玩笑的地步，就表示出我們之間已經親密無間。
我不但喜愛她們，也更學習她們的刻苦用功。
我們用的課本，都是教會學校系統自己編的，大半是從英文課本翻譯過來的，比如在代數的習題裡就有“四開銀角”的名詞，我們都算不出來。
直到一九二三年我到美國留學，用過ｑｕａｒｔｅｒ，那是兩角五分的銀币，一元錢的四分之一，中國沒有這種币制。
我們的曆史教科書，是從《資治通鑒》摘編的“鑒史輯要”。
隻有英文用的是商務印書館的課本，也是從ＡＢｏｙＡＰｅａｃｈ開始，教師是美國人芬教士，她很年輕，剛 從美國來，漢語不太娴熟，常用簡單的英語和我們談笑，因此我們的英文進步得比較快。
我們每天上午除上課外，最後半小時還有一個聚會，多半是本校的中美教師或公理會的牧師來給我“講道”。
此外就是星期天的“查經班”，把校裡的非基督徒學生，不分班次地編在一起，在到公理會教堂做禮拜以前，由協和女子書院的校長麥教士，給我們講半小時的聖經故事。
查經班和做大禮拜對我都是負擔，因為隻有星期天我才能和父母親和弟弟們整天在一起，或幫母親做些家務，我就常常托故不去。
但在查經班裡有許多我喜歡的同學，如齋二的陶玲、齋三的陳克俊等，我尤其喜歡陳克俊。
在貝滿中齋和以後在協和女子大學同學時期，我們常常一起參加表演，我在《關于女人》裡寫的《我的同學》，就是陳克俊。
在貝滿還有一個集體活動，是每星期三下午的“文學會”，是同學們練習演講辯論的集會。
這會是在大課堂裡開的。
講台上有主席，主持并宣告節目；還有書記，記錄開會過程；台下有記時員，她的桌上放一隻記時鐘，講話的人過了時間，她就叩鐘催她下台。
節目有讀報、演說、辯論等。
辯論是四個人來辯論一個題目，正反面各有兩人，交替着上台辯論。
大會結束後，主席就請坐在台傍旁聽的教師講幾句評論的話。
我開始非常害怕這個集會。
第一次是讓我讀報，我走上台去，看見台下有上百對的眼睛盯着我看，我窘得急急忙忙地把那一段報讀完，就跑回位上去，用雙手把通紅的臉捂了起來，同學們都看着我笑。
一年下來，我逐漸磨練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