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編者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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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強調防禦的重要性。
弗洛伊德在他的凱瑟琳娜的病史中似乎接受了類催眠狀态的概念[138]，而在伊麗莎白的病史中對此概念顯得較含糊些。
隻是在他的最後一章中，弗洛伊德的懷疑态度才明顯地表現出來。
在以後年代（1896c）發表的《癔症的病因》一文中，這種懷疑态度更加公開地表現出來，在《對&ldquo杜拉&rdquo的分析》（1905c）中，他的腳注裡宣稱&ldquo類催眠狀态&rdquo是&ldquo多餘的和誤導的&rdquo，而這個假設&ldquo完全源于布洛伊爾的創始&rdquo（标準版，第7卷，第27頁注）。
但二位作者之間觀點的主要差别是：弗洛伊德後來堅持認為性沖動在癔症病因中所起的作用。
然而，本書所表現出來的差别看起來沒有料想的那麼明顯。
弗洛伊德所認為的癔症的性的起因在他關于心理治療章節的讨論中有非常清楚的闡述。
但是正如他以後所做的那樣，他沒有在一處地方斷言，在癔症病例中，性的病因是一律存在的。
[139]另一方面，布洛伊爾以最強烈的措詞說及數點有關性在神經症中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特别在書的第245～247頁中。
例如（在書中第10頁注釋）他說：&ldquo性本能無疑是興奮性持續增加（及其後發生神經症）的最有力的根源。
&rdquo并宣稱：&ldquo女人中，大多數嚴重神經症的起因是在婚姻的兩性關系上。
&rdquo 為了找到這種科學關系分歧的滿意解釋，我們似乎應當看到印刷文字後的東西。
弗洛伊德給弗利斯的信表明，布洛伊爾是個充滿懷疑和保守的人，總是對自己的結論感到不安。
有個典型的例子說明這一點。
1895年11月8日，大約在《研究》出版後的6個月的一封信中（1950a，信35）弗洛伊德說：&ldquo不久前，布洛伊爾在醫生學術讨論會（Doktorenkollogium）上發表有關我的重大演講，他宣稱他轉而相信（神經症的）性病因學說，當我為他站在我一邊而向他緻謝時，他令我不快地說：&lsquo我不相信它也完全一樣。
&rsquo你能理解嗎？我不能。
&rdquo在《研究》中，閱讀有關布洛伊爾所寫的，從字裡行間我們會産生此人對他自己傑出的發現有一半害怕的印象。
不可避免的是他對尚未肯定的發現有預感而更為難；而且不可避免的是弗洛伊德必然也感到受牽制，而且為他的同事的猶豫不決感到惱火。
這裡列舉許多弗洛伊德後期的書信，信中提到《癔症研究》和布洛伊爾的事，這樣列舉是乏味的，但少數例證可表明他對這些方面的态度。
在《研究》一書緊接的數年後所發表的許多治療方法和心理學理論的簡短說明中，他盡力顯示&ldquo精神分析&rdquo和宣洩方法的差異&mdash&mdash技術上有創新、他對神經症程序而不是癔症程序有擴展、堅持性病因、建立&ldquo防禦&rdquo動機，以及如我們所知，最後對&ldquo類催眠狀态&rdquo的抛棄。
當我們獲得第一套弗洛伊德主要的著作&mdash&mdash關于夢（1900a）、動作倒錯（1901b）、诙諧（1905c）、性（1905d）時&mdash&mdash在這之前幾乎很少或沒有關于這些回顧性的材料，直至在克拉克大學的五次演講（1910a），我們才發現了廣泛的曆史性的研究。
在這些演講中，弗洛伊德急于要建立他和布洛伊爾之間工作的連續性，第一個演講的全部及第二個演講的大部分已見于《研究》的提要中，它給人的印象：不是弗洛伊德，而是布洛伊爾才是精神分析的真正奠基者。
另一個長期回顧性的研究《精神分析運動史》（1914d）用了非常不同的基調。
當然，整篇文章的意義引起争議，不足為奇的是在勾畫精神分析的早期曆史時，弗洛伊德強調的是他與布洛伊爾的分歧，而不是對他的感謝。
他明确宣布不再把他視為精神分析的創造者。
同樣，在該文中，弗洛伊德詳述了布洛伊爾不能正視性移情，并揭示了安娜·O分析這一&ldquo不愉快事件&rdquo的結局。
接下來幾乎就像是公開的道歉&mdash&mdash這已在書中提到的&mdash&mdash意外地歸功于布洛伊爾做出對約束的和非約束的精神能量的區分，原發過程和繼發過程的區分。
當弗洛伊德（在《釋夢》一書中），最初介紹這些假設時，對其歸屬權未給予提示，而第一次注明歸屬權是在關于心理玄學的文章《論潛意識》（1915e）第五節的腳注中，并在《超越快樂原則》（1920g，标準版，第18卷，第26～27頁和第31頁）中予以重注。
不久以後，在弗洛伊德給馬爾庫塞的《簡明辭典》（1923a，标準版，第18卷，第236頁）所寫的一篇文章中出現一些感謝的句子：&ldquo在《研究》的理論部分，布洛伊爾對心理的興奮過程提出了一些純理論性的觀點，這些觀點決定了進一步思考的方向&hellip&hellip&rdquo同樣在稍後的美國版本中（1924f），弗洛伊德寫道：&ldquo宣洩法是精神分析的直接的先驅，盡管有各種經驗的擴展和理論的修正，但它仍是其核心。
&rdquo 弗洛伊德接下來的長期曆史考察《自傳研究》（1925d），似乎進一步地從兩人協作性工作倒退。
他寫道：&ldquo如果我給予的說明已使讀者期望《癔症研究》所包括的所有基本素材是布洛伊爾精神的産物，則這确實是我本人一直認為的&hellip&hellip關于書中所提出的理論，部分由我負責，但至今其範圍不可能确定下來。
該理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質樸的，幾乎沒有超出觀察者的直接描述。
&rdquo另外，他補充道：&ldquo難以從《癔症研究》中猜測性在神經症病因學中起到多重要的作用。
&rdquo并繼續再次提到布洛伊爾不願意承認這個因素。
這以後不久，布洛伊爾去世，用弗洛伊德對其合作者的訃聞的一段引文（1925g），這可能是中止介紹他倆合作的合适的時候。
在評論布洛伊爾不願出版《研究》一書時，弗洛伊德宣稱自己的功績在于說服布洛伊爾同意出版此書。
之後，他說：&ldquo當他順從我的影響并且準備出版《研究》時，似乎肯定了他對其意義的判斷。
他告訴我：&lsquo我相信這是我們倆帶給世界的最重要的東西。
&rsquo布洛伊爾除了貢獻他的第一個病人的病案之外，還對《研究》貢獻了他的一篇理論性文章。
這遠非過時，相反，它隐藏着至今人們尚不完全清楚的思想和建議。
任何一個潛心研究這種純理論文章的人都會對他這個人的心理結構形成一種實際的印象，在他長期生活中，他的科學興趣成為我們心理病理學研究方向中的一個短的插曲。
&rdquo
弗洛伊德在他的凱瑟琳娜的病史中似乎接受了類催眠狀态的概念[138]，而在伊麗莎白的病史中對此概念顯得較含糊些。
隻是在他的最後一章中，弗洛伊德的懷疑态度才明顯地表現出來。
在以後年代（1896c）發表的《癔症的病因》一文中，這種懷疑态度更加公開地表現出來，在《對&ldquo杜拉&rdquo的分析》（1905c）中，他的腳注裡宣稱&ldquo類催眠狀态&rdquo是&ldquo多餘的和誤導的&rdquo，而這個假設&ldquo完全源于布洛伊爾的創始&rdquo（标準版，第7卷，第27頁注）。
但二位作者之間觀點的主要差别是：弗洛伊德後來堅持認為性沖動在癔症病因中所起的作用。
然而，本書所表現出來的差别看起來沒有料想的那麼明顯。
弗洛伊德所認為的癔症的性的起因在他關于心理治療章節的讨論中有非常清楚的闡述。
但是正如他以後所做的那樣，他沒有在一處地方斷言，在癔症病例中，性的病因是一律存在的。
[139]另一方面，布洛伊爾以最強烈的措詞說及數點有關性在神經症中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特别在書的第245～247頁中。
例如（在書中第10頁注釋）他說：&ldquo性本能無疑是興奮性持續增加（及其後發生神經症）的最有力的根源。
&rdquo并宣稱：&ldquo女人中，大多數嚴重神經症的起因是在婚姻的兩性關系上。
&rdquo 為了找到這種科學關系分歧的滿意解釋，我們似乎應當看到印刷文字後的東西。
弗洛伊德給弗利斯的信表明，布洛伊爾是個充滿懷疑和保守的人，總是對自己的結論感到不安。
有個典型的例子說明這一點。
1895年11月8日，大約在《研究》出版後的6個月的一封信中（1950a，信35）弗洛伊德說：&ldquo不久前，布洛伊爾在醫生學術讨論會（Doktorenkollogium）上發表有關我的重大演講，他宣稱他轉而相信（神經症的）性病因學說，當我為他站在我一邊而向他緻謝時，他令我不快地說：&lsquo我不相信它也完全一樣。
&rsquo你能理解嗎？我不能。
&rdquo在《研究》中，閱讀有關布洛伊爾所寫的，從字裡行間我們會産生此人對他自己傑出的發現有一半害怕的印象。
不可避免的是他對尚未肯定的發現有預感而更為難；而且不可避免的是弗洛伊德必然也感到受牽制，而且為他的同事的猶豫不決感到惱火。
這裡列舉許多弗洛伊德後期的書信，信中提到《癔症研究》和布洛伊爾的事，這樣列舉是乏味的，但少數例證可表明他對這些方面的态度。
在《研究》一書緊接的數年後所發表的許多治療方法和心理學理論的簡短說明中，他盡力顯示&ldquo精神分析&rdquo和宣洩方法的差異&mdash&mdash技術上有創新、他對神經症程序而不是癔症程序有擴展、堅持性病因、建立&ldquo防禦&rdquo動機，以及如我們所知，最後對&ldquo類催眠狀态&rdquo的抛棄。
當我們獲得第一套弗洛伊德主要的著作&mdash&mdash關于夢（1900a）、動作倒錯（1901b）、诙諧（1905c）、性（1905d）時&mdash&mdash在這之前幾乎很少或沒有關于這些回顧性的材料，直至在克拉克大學的五次演講（1910a），我們才發現了廣泛的曆史性的研究。
在這些演講中，弗洛伊德急于要建立他和布洛伊爾之間工作的連續性，第一個演講的全部及第二個演講的大部分已見于《研究》的提要中，它給人的印象：不是弗洛伊德，而是布洛伊爾才是精神分析的真正奠基者。
另一個長期回顧性的研究《精神分析運動史》（1914d）用了非常不同的基調。
當然，整篇文章的意義引起争議，不足為奇的是在勾畫精神分析的早期曆史時，弗洛伊德強調的是他與布洛伊爾的分歧，而不是對他的感謝。
他明确宣布不再把他視為精神分析的創造者。
同樣，在該文中，弗洛伊德詳述了布洛伊爾不能正視性移情，并揭示了安娜·O分析這一&ldquo不愉快事件&rdquo的結局。
接下來幾乎就像是公開的道歉&mdash&mdash這已在書中提到的&mdash&mdash意外地歸功于布洛伊爾做出對約束的和非約束的精神能量的區分，原發過程和繼發過程的區分。
當弗洛伊德（在《釋夢》一書中），最初介紹這些假設時，對其歸屬權未給予提示，而第一次注明歸屬權是在關于心理玄學的文章《論潛意識》（1915e）第五節的腳注中，并在《超越快樂原則》（1920g，标準版，第18卷，第26～27頁和第31頁）中予以重注。
不久以後，在弗洛伊德給馬爾庫塞的《簡明辭典》（1923a，标準版，第18卷，第236頁）所寫的一篇文章中出現一些感謝的句子：&ldquo在《研究》的理論部分，布洛伊爾對心理的興奮過程提出了一些純理論性的觀點，這些觀點決定了進一步思考的方向&hellip&hellip&rdquo同樣在稍後的美國版本中（1924f），弗洛伊德寫道：&ldquo宣洩法是精神分析的直接的先驅，盡管有各種經驗的擴展和理論的修正，但它仍是其核心。
&rdquo 弗洛伊德接下來的長期曆史考察《自傳研究》（1925d），似乎進一步地從兩人協作性工作倒退。
他寫道：&ldquo如果我給予的說明已使讀者期望《癔症研究》所包括的所有基本素材是布洛伊爾精神的産物，則這确實是我本人一直認為的&hellip&hellip關于書中所提出的理論，部分由我負責，但至今其範圍不可能确定下來。
該理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質樸的，幾乎沒有超出觀察者的直接描述。
&rdquo另外，他補充道：&ldquo難以從《癔症研究》中猜測性在神經症病因學中起到多重要的作用。
&rdquo并繼續再次提到布洛伊爾不願意承認這個因素。
這以後不久，布洛伊爾去世，用弗洛伊德對其合作者的訃聞的一段引文（1925g），這可能是中止介紹他倆合作的合适的時候。
在評論布洛伊爾不願出版《研究》一書時，弗洛伊德宣稱自己的功績在于說服布洛伊爾同意出版此書。
之後，他說：&ldquo當他順從我的影響并且準備出版《研究》時，似乎肯定了他對其意義的判斷。
他告訴我：&lsquo我相信這是我們倆帶給世界的最重要的東西。
&rsquo布洛伊爾除了貢獻他的第一個病人的病案之外，還對《研究》貢獻了他的一篇理論性文章。
這遠非過時，相反，它隐藏着至今人們尚不完全清楚的思想和建議。
任何一個潛心研究這種純理論文章的人都會對他這個人的心理結構形成一種實際的印象，在他長期生活中，他的科學興趣成為我們心理病理學研究方向中的一個短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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