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末世論與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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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先知本身而言，斷定其災禍威吓是以教育為首要目的的假定，一般而言當然是不足取的。
他們宣告自己所看見與所聽見的。
他們并非字義上所指的真正的&ldquo忏悔的說教者&rdquo，就像出現在福音書時代和中古時期的那種人物。
反之，按照耶利米的說法，罪的告發才是純正先知的一個特征，而此一重要原則使得他們有别于一切的秘教者。
《何西阿書》打從卷頭起就以最為激切的方式揭橥此一原則，并且同樣呈現在《耶利米書》（7）裡。
雖然如此，偉大的幻視與幻聽的直接内容通常不外是，關于災禍與救贖，耶和華已經做了何種決斷，或者為什麼如此決斷；并未附加任何訓誡而隻是嚴正且清楚地期望人民，要為他們自己或祖先所犯的罪過負起責任[3]。
先知真正的說教性斥責與呼籲悔改的講論與訓誡本身，一般說來并不是作為耶和華的話語而被添加進來，而是作為在神的命令下所産生的先知自己的言論。
總而言之，先是災禍然後救贖的模式，是依事情的本質而得出，用不着假設是借用而來的說法即可明白。
先知的控訴、威吓以及多半極為一般性措辭的警告裡所含帶的驚人激情，與律法書的風格形成對比&mdash&mdash《申命記》較具教化的聲調，較為古老的教說則是沉重有力，但實事求是地一一列舉針對各事項的特殊要求。
此種對比并非僅因氣質的殊異使然。
反之，氣質本身尤其是取決于先知的未來期望的及時性（Aktualität）。
期待中的災禍或救贖很少被推到遙遠的未來，多半可能随時就要席卷而來。
不過，通常要不是好像就是确實已貼近在門外。
以賽亞就看到将産下末世論王子的少女已經懷了孕。
美索不達米亞支配者的每一次進軍，特别像是塞西亞人的入侵事件[4]，可能便意味着那&ldquo北方之敵&rdquo&mdash&mdash也許是民間神話期待裡的一種人物&mdash&mdash的來臨或開始接近，在耶利米看來，這特别是末日的帶來者，而目前卷進戰争中的各國可怕的命運急遽翻轉，更是讓此種期待一直生氣勃勃。
不過，末世期望的這種及時的特性，正是預言的實踐-倫理意義之絕對關鍵所在。
末世論的期待與希望顯然普遍廣布于鄰近諸國的民間裡。
然而其含糊的不确定性，就像所有這類事情一樣，使得實踐的态度成為其幾乎完全無法觸及邊際的事項。
說故事人或祭典當中的假面表演者，或者智性的靈知派教徒在其秘教的集會裡，知道以此發揮時間上或人身上很有限的效果。
這些期望從未被認為是當下随時就要顯現并且必須納入整體生活樣式當中的考量因素。
宮廷救贖先知的預言，或者包括譬如希臘的雲遊的占蔔預言者，也鼓吹及時的期望。
然而對此或多或少加以考量的，在前者不過是狹小的宮廷圈子，而後者則是個别的私人。
在以色列，由于其政治結構與情勢，如同耶利米的死刑審判所顯示的，像彌迦所預言的那樣一則災禍神谕，甚至在百年之後，任何人&mdash&mdash至少在長老的圈子裡&mdash&mdash都知道，所以每當有宣示驚人威吓的先知出現，全民便陷入激動興奮狀态。
因為，被預言的災禍及時迫近，威脅到每個人的生存，任誰都必得要問：如何才能躲得過？再者，某些個災禍神谕之撼動人心而令人無法或忘的确切證實，使得預言獲得某種正當性，況且預言本身也受到古來反對王權的強大勢力的支持。
借着義無反顧且公開的群衆煽動而展現出來的那樣一種及時迫近的期望，并且同時将此期望與自古傳來的耶和華與以色列立下契約的觀念相結合的事例，是世界所無、此處僅有的。
當然，對于真正信仰耶和華的圈子而言，期望的這種及時性正是決定關鍵所在。
我們從中世紀與宗教改革時期，同樣也從早期的基督教教團得知，此種期望的強大作用。
在以色列，此種期望觀顯然也對那樣的虔信圈子的生活樣式發揮了全面的決定性作用。
畢竟，唯有從這種觀想才能夠清楚解釋先知烏托邦式的現世漠然。
他們之拒斥所有的同盟締結，他們總是一再地反對現世的徒勞虛浮的追求，而耶利米則是獨身不娶，這和耶稣的訓誡&ldquo恺撒的歸恺撒&rdquo毋甯是出于同樣的理由，或者，也如同保羅以下的訓誨，是基于同一道理：每個人都該謹守天職，每個人都要保持獨身或已婚如同先前，并且，娶了妻如同未娶一樣。
所有這些當下的事情自是全然無關緊要的，因為末日就在眼前。
正如在早期的基督教教團裡一樣，期望的這種及時性深切刻畫在先知及其門徒的整個内在态度上，這也就是他們的宣告所加之于其聽衆的力量。
盡管救贖之日的延遲不來，每一個新的先知&mdash&mdash即使俘囚期之前僅限于狹小的圈子&mdash&mdash總是一再能找到同樣激情的信仰，直到巴克巴[5]的沒落為止，長達千年之久。
在此，也正因為這非現實的一面，産生了作用，其痕迹潛入了宗教的最深刻之處，并奠定了其于生活的支配力。
唯獨它使得生命足堪忍受，亦即給予希望。
尤其是，當每一個生存者都不得不指望親身經曆末世論的景象之時，也就是最輕易能夠容忍全然棄絕一切彼世希望以及棄絕不管何種真正神義論的時刻&mdash&mdash盡管時而總有追問災禍有何道理的問題，以及要求公平報償的問題。
以色列孕生出來的這些最為激情的人，生活在一種不斷等待的心情基調裡。
一等到災禍襲卷過後，人指望的便是救贖。
再也沒有比耶利米在城市傾毀當頭所表現出來的态度更能清楚地顯示出這點：他買進了一塊田地，因為期望中的新時代馬上就要到臨；他并且告誡被俘囚者，要在沿途做下記号，以便尋得回家的道路。
期待中的救贖本身慢慢地被升華了。
最初有兩種并存的末日希望：一是在何西阿與以賽亞那兒可以看見的，将宇宙意味下的樂園視為末日狀态的千禧年期望，一是内容紮實的、實質性的市民的申命記式期望，亦即以色列将是耶路撒冷貴族人民，其他民族則是債務奴隸與佃農。
這兩種期望後來逐漸消退，直到俘囚期之後才再度複蘇，前者見于《約珥書》，後者見于第三以賽亞（《以賽亞書》61:5、6）。
除了特别見于《彌迦書》（4:13）的政治期望，亦即以色列的軍事勝利并淩駕支配其他民族，以及除了（《阿摩司書》裡）收獲豐饒與外在繁盛的古老農耕應許之外，先知們還有更加理想化的和平主義的未來希望，亦即一個和平的王國，有神殿堡壘作為中心點（以賽亞），作為律法書、智能與所有其他民族之教誨的唯一聖所（彌迦）。
早在《何西阿書》（2:19）裡便已出現這樣的希望，亦即耶和華屆時必與以色列立下新約并保證有&ldquo恩慈、憐
對先知本身而言，斷定其災禍威吓是以教育為首要目的的假定，一般而言當然是不足取的。
他們宣告自己所看見與所聽見的。
他們并非字義上所指的真正的&ldquo忏悔的說教者&rdquo，就像出現在福音書時代和中古時期的那種人物。
反之，按照耶利米的說法，罪的告發才是純正先知的一個特征，而此一重要原則使得他們有别于一切的秘教者。
《何西阿書》打從卷頭起就以最為激切的方式揭橥此一原則，并且同樣呈現在《耶利米書》（7）裡。
雖然如此，偉大的幻視與幻聽的直接内容通常不外是，關于災禍與救贖，耶和華已經做了何種決斷，或者為什麼如此決斷；并未附加任何訓誡而隻是嚴正且清楚地期望人民，要為他們自己或祖先所犯的罪過負起責任[3]。
先知真正的說教性斥責與呼籲悔改的講論與訓誡本身，一般說來并不是作為耶和華的話語而被添加進來，而是作為在神的命令下所産生的先知自己的言論。
總而言之，先是災禍然後救贖的模式，是依事情的本質而得出，用不着假設是借用而來的說法即可明白。
先知的控訴、威吓以及多半極為一般性措辭的警告裡所含帶的驚人激情，與律法書的風格形成對比&mdash&mdash《申命記》較具教化的聲調，較為古老的教說則是沉重有力，但實事求是地一一列舉針對各事項的特殊要求。
此種對比并非僅因氣質的殊異使然。
反之，氣質本身尤其是取決于先知的未來期望的及時性（Aktualität）。
期待中的災禍或救贖很少被推到遙遠的未來，多半可能随時就要席卷而來。
不過，通常要不是好像就是确實已貼近在門外。
以賽亞就看到将産下末世論王子的少女已經懷了孕。
美索不達米亞支配者的每一次進軍，特别像是塞西亞人的入侵事件[4]，可能便意味着那&ldquo北方之敵&rdquo&mdash&mdash也許是民間神話期待裡的一種人物&mdash&mdash的來臨或開始接近，在耶利米看來，這特别是末日的帶來者，而目前卷進戰争中的各國可怕的命運急遽翻轉，更是讓此種期待一直生氣勃勃。
不過，末世期望的這種及時的特性，正是預言的實踐-倫理意義之絕對關鍵所在。
末世論的期待與希望顯然普遍廣布于鄰近諸國的民間裡。
然而其含糊的不确定性，就像所有這類事情一樣，使得實踐的态度成為其幾乎完全無法觸及邊際的事項。
說故事人或祭典當中的假面表演者，或者智性的靈知派教徒在其秘教的集會裡，知道以此發揮時間上或人身上很有限的效果。
這些期望從未被認為是當下随時就要顯現并且必須納入整體生活樣式當中的考量因素。
宮廷救贖先知的預言，或者包括譬如希臘的雲遊的占蔔預言者，也鼓吹及時的期望。
然而對此或多或少加以考量的，在前者不過是狹小的宮廷圈子，而後者則是個别的私人。
在以色列，由于其政治結構與情勢，如同耶利米的死刑審判所顯示的，像彌迦所預言的那樣一則災禍神谕，甚至在百年之後，任何人&mdash&mdash至少在長老的圈子裡&mdash&mdash都知道，所以每當有宣示驚人威吓的先知出現，全民便陷入激動興奮狀态。
因為，被預言的災禍及時迫近，威脅到每個人的生存，任誰都必得要問：如何才能躲得過？再者，某些個災禍神谕之撼動人心而令人無法或忘的确切證實，使得預言獲得某種正當性，況且預言本身也受到古來反對王權的強大勢力的支持。
借着義無反顧且公開的群衆煽動而展現出來的那樣一種及時迫近的期望，并且同時将此期望與自古傳來的耶和華與以色列立下契約的觀念相結合的事例，是世界所無、此處僅有的。
當然，對于真正信仰耶和華的圈子而言，期望的這種及時性正是決定關鍵所在。
我們從中世紀與宗教改革時期，同樣也從早期的基督教教團得知，此種期望的強大作用。
在以色列，此種期望觀顯然也對那樣的虔信圈子的生活樣式發揮了全面的決定性作用。
畢竟，唯有從這種觀想才能夠清楚解釋先知烏托邦式的現世漠然。
他們之拒斥所有的同盟締結，他們總是一再地反對現世的徒勞虛浮的追求，而耶利米則是獨身不娶，這和耶稣的訓誡&ldquo恺撒的歸恺撒&rdquo毋甯是出于同樣的理由，或者，也如同保羅以下的訓誨，是基于同一道理：每個人都該謹守天職，每個人都要保持獨身或已婚如同先前，并且，娶了妻如同未娶一樣。
所有這些當下的事情自是全然無關緊要的，因為末日就在眼前。
正如在早期的基督教教團裡一樣，期望的這種及時性深切刻畫在先知及其門徒的整個内在态度上，這也就是他們的宣告所加之于其聽衆的力量。
盡管救贖之日的延遲不來，每一個新的先知&mdash&mdash即使俘囚期之前僅限于狹小的圈子&mdash&mdash總是一再能找到同樣激情的信仰，直到巴克巴[5]的沒落為止，長達千年之久。
在此，也正因為這非現實的一面，産生了作用，其痕迹潛入了宗教的最深刻之處，并奠定了其于生活的支配力。
唯獨它使得生命足堪忍受，亦即給予希望。
尤其是，當每一個生存者都不得不指望親身經曆末世論的景象之時，也就是最輕易能夠容忍全然棄絕一切彼世希望以及棄絕不管何種真正神義論的時刻&mdash&mdash盡管時而總有追問災禍有何道理的問題，以及要求公平報償的問題。
以色列孕生出來的這些最為激情的人，生活在一種不斷等待的心情基調裡。
一等到災禍襲卷過後，人指望的便是救贖。
再也沒有比耶利米在城市傾毀當頭所表現出來的态度更能清楚地顯示出這點：他買進了一塊田地，因為期望中的新時代馬上就要到臨；他并且告誡被俘囚者，要在沿途做下記号，以便尋得回家的道路。
期待中的救贖本身慢慢地被升華了。
最初有兩種并存的末日希望：一是在何西阿與以賽亞那兒可以看見的，将宇宙意味下的樂園視為末日狀态的千禧年期望，一是内容紮實的、實質性的市民的申命記式期望，亦即以色列将是耶路撒冷貴族人民，其他民族則是債務奴隸與佃農。
這兩種期望後來逐漸消退，直到俘囚期之後才再度複蘇，前者見于《約珥書》，後者見于第三以賽亞（《以賽亞書》61:5、6）。
除了特别見于《彌迦書》（4:13）的政治期望，亦即以色列的軍事勝利并淩駕支配其他民族，以及除了（《阿摩司書》裡）收獲豐饒與外在繁盛的古老農耕應許之外，先知們還有更加理想化的和平主義的未來希望，亦即一個和平的王國，有神殿堡壘作為中心點（以賽亞），作為律法書、智能與所有其他民族之教誨的唯一聖所（彌迦）。
早在《何西阿書》（2:19）裡便已出現這樣的希望，亦即耶和華屆時必與以色列立下新約并保證有&ldquo恩慈、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