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先知的倫理與神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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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由先知所發起，譬如以賽亞（7:9），并且極力強調到這種驚人的地步。
這也切合先知的感靈方式及其解釋。
他們聽到的是神的聲音，而這聲音所要求于先知并通過他們而要求于人民的，首先别無其他，就是信仰。
先知必須自我要求信仰，而信仰無非就是獻身于神所交付他們的宣示。
猶太先知所要求的信仰，因此并不是路德與宗教改革者所理解的那種内在的态度。
信仰真正意指的不過是無條件地信賴神的無所不能，信賴他的話語是肺腑之言，并且必定會實現，不管一切外在情勢顯得多麼的不可能。
此一信念正是偉大的先知，尤其是以賽亞與以西結，所據以為其立場的根基。
順從和特别是謙卑，乃是由此信念而來的兩大美德，耶和華最最看重的就是這兩者，尤其是謙卑&mdash&mdash不止是要嚴格避免希臘意味下的傲慢（Hybris），而是最終要徹底避免任何對自我成就的仰賴與一切的自吹自擂。
此一理念對後來猶太教的虔信之發展有着巨大的影響。
害怕太過幸福會招來神的嫉妒，害怕高慢的自信會遭到神的報複，這種貫穿于荷馬時代直到梭倫與希羅多德時代的處世之道裡的想法，在以色列那兒則因一種對人的命運既聰慧又嚴肅的看法而作用有限。
先知意味下的&ldquo謙卑&rdquo之要求，有傷英雄的尊榮感，而純正的天意信仰&mdash&mdash要求榮耀盡歸于神并卑微屈從神的決意，隻可能在世界君主國的近鄰裡赢得支配優勢，而不可能在自由國家裡。
大王失敗、其帝國毀滅，是因為他們把勝利的榮耀歸給自己，而不是歸于耶和華。
先知自己國家裡的大人物也同樣亦步亦趨地自取滅亡。
反之，凡是滿懷謙卑與恭順履行耶和華之道者，有神同行，便無所畏懼。
這也就是先知政治的基礎。
先知是群衆煽動家，但是與現實的從政者或政治黨派分子完全兩回事。
以此，我們又回到一開始所談的話題。
先知的政治立場純粹是宗教性的，全由耶和華與以色列的關系所激發，然而從政治上看來，其立場純屬烏托邦性格。
唯獨耶和華恣肆己意操控一切。
并且，對于最近的将來，其意圖有鑒于其子民的舉止态度，是威吓與恐怖的。
大王及其軍隊，如我們所見，是他的工具。
既然大王的作為是神所意欲的，在以賽亞看來，耶和華要把他自己召喚來的這些人滅亡的這種意旨，毋甯是&ldquo野蠻的&rdquo。
對耶利米而言，尼布甲尼撒是&ldquo神的仆人&rdquo，在俘囚期之後晚期的《但以理書》裡，這個王因此一稱謂的結果，變成一個信奉耶和華的改宗者。
這些觀念的性質，尤其是這些觀念之為以色列的虔信所接受，再度彰顯出以色列的特殊地位。
德爾菲的阿波羅在一個完全相似的情況下，亦即波斯的攻擊迫在眉睫時，也對自己的人民發出災禍神谕：忠告他們趕快逃去天涯海角。
不過，這是注定的命運，而非宗教罪過的結果。
其間，一個被激怒的神，即使是自己的團體神，也會降災禍給自己的子民，這樣的想法也是廣布于整個古代的，特别也見之于早期希臘的詩歌裡。
更加特别的一個想法：一個普世的神為了懲罰人民的罪過而招來城市的敵人，并且借此而使之瀕臨毀滅或者真的滅亡，這想法也不是以色列所固有的。
在柏拉圖那兒就可找到&mdash&mdash在《柯裡西阿斯》的殘篇和《提瑪友斯》裡[7]：這些篇章很可能是在伊哥斯波塔米[8]戰敗後雅典權勢瓦解的恐怖印象下寫成的。
而且，在此如同以色列那樣，拜金主義與傲慢的惡德，也被視為招惹神來幹預的根由。
然而由哲學學派首領所做出的這種神學建構，在宗教史上一點作用也沒有。
耶路撒冷的街頭與學院的園林畢竟是大不相同的（宗教）宣示場所，先知粗犷的群衆煽動也遠遠異于高貴的思想家、雅典有教養的青年與（有時候）叙拉古的僭主或改革者等政治教育者，并且秩序井然的雅典人民大會及其理性規制的會議&mdash&mdash縱使鬼神作祟的惶恐迷信與興奮過頭的慷慨激昂所在多有&mdash&mdash恐怕也不會是忘我神谕的對路場合。
尤其是，以色列特有的觀念在那兒完全付之阙如，像是耶和華的災禍本質，或如人民與神所立的特殊契約等，正是這些觀念為整個先知的理念注入了昂揚悲怆的共鳴，亦即因破棄與這個可怕的神本身所立的契約而遭受懲罰。
因此，盡管神谕與吉兇之兆在希臘古代的個别政治決斷裡扮演了如此可觀的角色，但這樣一種先知的神義論卻未自其中發展出來，不像記述先知打一開始就為了其災禍曆史的解釋而發展出此種神義論為其基礎。
的确，災禍的幻象并非此種解釋方式的結果。
耶利米即曾要耶和華保證說：并不是他為猶大招來災禍的日子，他隻不過是被命令加以宣示而已，而且宣示的是令他萬分苦痛的事。
同樣的，我們看到，以賽亞内心裡也反抗對付亞述的災禍恫吓。
然而，對于一旦已發生在以色列身上的災禍所作的解釋還是走上了那條軌道，亦即以色列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律法書教師，奠基于古老的契約思想上的種種觀念已經指示出來的軌道。
以色列奉教說的命令為金科玉律。
倘若其他民族膽敢觸犯耶和華的尊嚴，耶和華便會出面幹涉。
以賽亞對亞述的著名詛咒，依其理由看來，動機全然在于以下事實：愈加細察這些大王的态度，先知就愈加認為，耶和華不可能會永久默認此種态度。
換言之，這位先知對于亞述的态度表面上有所轉變，但在此種轉變上，任何的現實政治考量一點關系也沒有。
對于耶路撒冷，他的态度轉變也同樣是出于純粹宗教的理由。
這個腐敗的城市似乎打一開始就注定要沒落。
西底家對耶和華的虔敬讓他有了這樣的想法：耶路撒冷将永不隕滅。
雖然西拿基立的退兵強化了這樣的見解，但當他痛切感受到冒渎犯罪橫行不止一如往昔，最後他又再度走回悲觀主義的老路：這是極惡不赦的了。
對其他的先知而言，同樣的，當權階層的宗教态度總是關鍵所在。
有時候，似乎任何一位先知都難免絕望透頂。
阿摩司、以賽亞和耶利米想必時時陷入此種狀态。
然而，他們其中未曾有任何一人懷憂喪志棄絕到底。
他們的未來期望，如同其政治，一樣的烏托邦。
此種期望從背後支配着先知的一切言行那般，從内在總攝着先知的整個思想世界。
*** [1]Christos（基督）一詞源于希臘文，它的希伯來文是彌賽亞（Messiah），即&ldquo受膏者&rdquo。
猶太人的君王和司祭都接受受膏禮，以表示他們是被祝聖的人。
Kyrios與《舊約》中&ldquo耶和華是主&rdquo的&ldquo主&rdquo是同一個詞。
&mdash&mdash譯注 [2]因為，這是自明之理，律法書的慈善命令并不是由農民的鄰人倫理本身升華而來的；後者就像所有的農民倫理，與這樣的感傷性質是遠遠疏離的。
這些慈善命令毋甯屬于近東-埃及王國及其文士階層&mdash&mdash祭司與書記&mdash&mdash的意識形态。
[3]西拿基立是聖經的譯法，又稱為辛那赫裡布（Sennacherib），亞述國王（前705&mdash前681），薩爾貢二世（SargonII）之子。
他從父親手中繼承了一個從巴比倫尼亞到巴勒斯坦南部，并包括小亞細亞的帝國。
尼尼微城即為他所修建。
其父薩爾貢二世時滅了北國以色列，南國猶大本來采取親亞述的政策，然而在希西家王的時期卻逐漸放棄此一政策。
西拿基立遂興兵問罪，希西家雖盡力以财寶進獻西拿基立，仍未能奏效。
西拿基立大軍掃蕩猶大城池，公元前701年圍困耶路撒冷。
西拿基立此次軍事行動的記錄仍保存在今日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的西拿基立碑。
碑文稱亞述王西拿基立攻取猶大46座城池，掠得戰利品無數，并且把猶大王希西家像一隻鳥關在耶路撒冷的鳥籠裡。
至于亞述王西拿基立這次圍困耶路撒冷的結果卻令人驚訝，由于他的軍隊在耶路撒冷城外突然大批死亡，使得西拿基立不得不倉皇撤退。
這件奇迹在《以賽亞書》37:33&mdash38、《列王紀下》19:32&mdash37都有相同的記載。
&mdash&mdash譯注 [4]色諾芬（Xenophon，前431&mdash前350），希臘曆史學家。
出生于阿提卡一個富有的雅典人家庭，在雅典與斯巴達的大戰時期長大成人（前431&mdash前404），曾在雅典的騎兵部隊中服役。
《居魯士的教育》（XenophonsKyrupädie）是他衆多作品中的一部，書中通過叙述波斯君主居魯士所受的理想教育來說明他對于培養政治人才的見解，這是他在思想方面最有獨到見解和風格新穎的一部作品。
&mdash&mdash譯注 [5]色諾芬尼（Xenophanes，前560&mdash前478？），希臘詩人和叙事詩作者。
他又是宗教思想家和埃利亞學派的著名先驅者，這一學派強調統一而不強調差别，并且把具體事物的個别存在看成是表面的而不是實在的。
約在公元前546年他被波斯人逐出希臘。
曾在西西裡居住，并在地中海其他地區流浪若幹時候，後在意大利南部的埃利亞（Elea）定居。
在後來提過色諾芬尼的少數其他希臘作家中，有柏拉圖和泰奧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
柏拉圖說：&ldquo埃利亞學派開始于色諾芬尼，甚至更早，它的出發點是萬物統一的原則。
&rdquo泰奧弗拉斯托斯則把色諾芬尼的學說總結為如下的公式：&ldquo萬物歸于一，而一就是上帝。
&rdquo色諾芬尼多半是一個詩人和宗教改革家。
他把一般哲學和科學的見解應用于通俗的概念，隻在很小程度上是巴門尼德那樣的自然哲學家（尋求構成自然變化基礎的抽象原則）。
&mdash&mdash譯注 [6]參見Sellin，前引書，S.125。
[7]韋伯此處所指的是有關亞特蘭蒂斯（Atlantis）的傳說。
柏拉圖在他的著作《對話錄》中，曾兩次提及亞特蘭蒂斯，分别有提瑪友斯（Timaeus）和柯裡西亞斯（Critias）。
在提瑪友斯中提及公元前960年，一支來自大西洋的軍隊正準備進攻歐洲，甚至企圖攻占亞洲，而這支軍隊就是來自亞特蘭蒂斯，這是一個強大帝國，一個擁有超高度文明的大國，後來亞特蘭蒂斯發生嚴重的地震和水災，陸地更沉入水中，一夜間整個國家就消失于空氣中。
《對話錄》中的另一節柯裡西亞斯，則記錄着由柏拉圖的表弟柯裡西亞斯所叙述的亞特蘭蒂斯的故事。
根據柏拉圖的記述，由于亞特蘭蒂斯的文明程度極高，國勢富強，漸漸社會開始腐化，貪财好富，利欲熏心，遂發動征服世界的戰争。
但是他們遇到強悍的雅典士兵便吃了敗仗。
亞特蘭蒂斯這種背棄上帝眷顧的行為導緻天神震怒，因而喚起大自然的力量，消滅了這個罪惡之島。
&mdash&mdash譯注 [8]伊哥斯波塔米戰役（Aegospotami），公元前405年古希臘半島伯羅奔尼撒戰争中的最後關鍵性的一次戰役。
斯巴達和雅典的艦隊在赫勒斯滂（Hellespont）相持了四天，未交一戰。
第五天，來山得（Lysander）率領斯巴達海軍偷襲雅典海軍的停泊地。
那裡共有雅典艦船180艘，結果最後雅典統帥科農（Conon）僅率20艘脫逃。
雅典海軍有3000或4000名被俘，後被處死。
這次勝利使來山得長驅直入，進逼雅典，迫使雅典在公元前404年4月投降。
&mdash&mdash譯注
這也切合先知的感靈方式及其解釋。
他們聽到的是神的聲音，而這聲音所要求于先知并通過他們而要求于人民的，首先别無其他，就是信仰。
先知必須自我要求信仰，而信仰無非就是獻身于神所交付他們的宣示。
猶太先知所要求的信仰，因此并不是路德與宗教改革者所理解的那種内在的态度。
信仰真正意指的不過是無條件地信賴神的無所不能，信賴他的話語是肺腑之言，并且必定會實現，不管一切外在情勢顯得多麼的不可能。
此一信念正是偉大的先知，尤其是以賽亞與以西結，所據以為其立場的根基。
順從和特别是謙卑，乃是由此信念而來的兩大美德，耶和華最最看重的就是這兩者，尤其是謙卑&mdash&mdash不止是要嚴格避免希臘意味下的傲慢（Hybris），而是最終要徹底避免任何對自我成就的仰賴與一切的自吹自擂。
此一理念對後來猶太教的虔信之發展有着巨大的影響。
害怕太過幸福會招來神的嫉妒，害怕高慢的自信會遭到神的報複，這種貫穿于荷馬時代直到梭倫與希羅多德時代的處世之道裡的想法，在以色列那兒則因一種對人的命運既聰慧又嚴肅的看法而作用有限。
先知意味下的&ldquo謙卑&rdquo之要求，有傷英雄的尊榮感，而純正的天意信仰&mdash&mdash要求榮耀盡歸于神并卑微屈從神的決意，隻可能在世界君主國的近鄰裡赢得支配優勢，而不可能在自由國家裡。
大王失敗、其帝國毀滅，是因為他們把勝利的榮耀歸給自己，而不是歸于耶和華。
先知自己國家裡的大人物也同樣亦步亦趨地自取滅亡。
反之，凡是滿懷謙卑與恭順履行耶和華之道者，有神同行，便無所畏懼。
這也就是先知政治的基礎。
先知是群衆煽動家，但是與現實的從政者或政治黨派分子完全兩回事。
以此，我們又回到一開始所談的話題。
先知的政治立場純粹是宗教性的，全由耶和華與以色列的關系所激發，然而從政治上看來，其立場純屬烏托邦性格。
唯獨耶和華恣肆己意操控一切。
并且，對于最近的将來，其意圖有鑒于其子民的舉止态度，是威吓與恐怖的。
大王及其軍隊，如我們所見，是他的工具。
既然大王的作為是神所意欲的，在以賽亞看來，耶和華要把他自己召喚來的這些人滅亡的這種意旨，毋甯是&ldquo野蠻的&rdquo。
對耶利米而言，尼布甲尼撒是&ldquo神的仆人&rdquo，在俘囚期之後晚期的《但以理書》裡，這個王因此一稱謂的結果，變成一個信奉耶和華的改宗者。
這些觀念的性質，尤其是這些觀念之為以色列的虔信所接受，再度彰顯出以色列的特殊地位。
德爾菲的阿波羅在一個完全相似的情況下，亦即波斯的攻擊迫在眉睫時，也對自己的人民發出災禍神谕：忠告他們趕快逃去天涯海角。
不過，這是注定的命運，而非宗教罪過的結果。
其間，一個被激怒的神，即使是自己的團體神，也會降災禍給自己的子民，這樣的想法也是廣布于整個古代的，特别也見之于早期希臘的詩歌裡。
更加特别的一個想法：一個普世的神為了懲罰人民的罪過而招來城市的敵人，并且借此而使之瀕臨毀滅或者真的滅亡，這想法也不是以色列所固有的。
在柏拉圖那兒就可找到&mdash&mdash在《柯裡西阿斯》的殘篇和《提瑪友斯》裡[7]：這些篇章很可能是在伊哥斯波塔米[8]戰敗後雅典權勢瓦解的恐怖印象下寫成的。
而且，在此如同以色列那樣，拜金主義與傲慢的惡德，也被視為招惹神來幹預的根由。
然而由哲學學派首領所做出的這種神學建構，在宗教史上一點作用也沒有。
耶路撒冷的街頭與學院的園林畢竟是大不相同的（宗教）宣示場所，先知粗犷的群衆煽動也遠遠異于高貴的思想家、雅典有教養的青年與（有時候）叙拉古的僭主或改革者等政治教育者，并且秩序井然的雅典人民大會及其理性規制的會議&mdash&mdash縱使鬼神作祟的惶恐迷信與興奮過頭的慷慨激昂所在多有&mdash&mdash恐怕也不會是忘我神谕的對路場合。
尤其是，以色列特有的觀念在那兒完全付之阙如，像是耶和華的災禍本質，或如人民與神所立的特殊契約等，正是這些觀念為整個先知的理念注入了昂揚悲怆的共鳴，亦即因破棄與這個可怕的神本身所立的契約而遭受懲罰。
因此，盡管神谕與吉兇之兆在希臘古代的個别政治決斷裡扮演了如此可觀的角色，但這樣一種先知的神義論卻未自其中發展出來，不像記述先知打一開始就為了其災禍曆史的解釋而發展出此種神義論為其基礎。
的确，災禍的幻象并非此種解釋方式的結果。
耶利米即曾要耶和華保證說：并不是他為猶大招來災禍的日子，他隻不過是被命令加以宣示而已，而且宣示的是令他萬分苦痛的事。
同樣的，我們看到，以賽亞内心裡也反抗對付亞述的災禍恫吓。
然而，對于一旦已發生在以色列身上的災禍所作的解釋還是走上了那條軌道，亦即以色列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律法書教師，奠基于古老的契約思想上的種種觀念已經指示出來的軌道。
以色列奉教說的命令為金科玉律。
倘若其他民族膽敢觸犯耶和華的尊嚴，耶和華便會出面幹涉。
以賽亞對亞述的著名詛咒，依其理由看來，動機全然在于以下事實：愈加細察這些大王的态度，先知就愈加認為，耶和華不可能會永久默認此種态度。
換言之，這位先知對于亞述的态度表面上有所轉變，但在此種轉變上，任何的現實政治考量一點關系也沒有。
對于耶路撒冷，他的态度轉變也同樣是出于純粹宗教的理由。
這個腐敗的城市似乎打一開始就注定要沒落。
西底家對耶和華的虔敬讓他有了這樣的想法：耶路撒冷将永不隕滅。
雖然西拿基立的退兵強化了這樣的見解，但當他痛切感受到冒渎犯罪橫行不止一如往昔，最後他又再度走回悲觀主義的老路：這是極惡不赦的了。
對其他的先知而言，同樣的，當權階層的宗教态度總是關鍵所在。
有時候，似乎任何一位先知都難免絕望透頂。
阿摩司、以賽亞和耶利米想必時時陷入此種狀态。
然而，他們其中未曾有任何一人懷憂喪志棄絕到底。
他們的未來期望，如同其政治，一樣的烏托邦。
此種期望從背後支配着先知的一切言行那般，從内在總攝着先知的整個思想世界。
*** [1]Christos（基督）一詞源于希臘文，它的希伯來文是彌賽亞（Messiah），即&ldquo受膏者&rdquo。
猶太人的君王和司祭都接受受膏禮，以表示他們是被祝聖的人。
Kyrios與《舊約》中&ldquo耶和華是主&rdquo的&ldquo主&rdquo是同一個詞。
&mdash&mdash譯注 [2]因為，這是自明之理，律法書的慈善命令并不是由農民的鄰人倫理本身升華而來的；後者就像所有的農民倫理，與這樣的感傷性質是遠遠疏離的。
這些慈善命令毋甯屬于近東-埃及王國及其文士階層&mdash&mdash祭司與書記&mdash&mdash的意識形态。
[3]西拿基立是聖經的譯法，又稱為辛那赫裡布（Sennacherib），亞述國王（前705&mdash前681），薩爾貢二世（SargonII）之子。
他從父親手中繼承了一個從巴比倫尼亞到巴勒斯坦南部，并包括小亞細亞的帝國。
尼尼微城即為他所修建。
其父薩爾貢二世時滅了北國以色列，南國猶大本來采取親亞述的政策，然而在希西家王的時期卻逐漸放棄此一政策。
西拿基立遂興兵問罪，希西家雖盡力以财寶進獻西拿基立，仍未能奏效。
西拿基立大軍掃蕩猶大城池，公元前701年圍困耶路撒冷。
西拿基立此次軍事行動的記錄仍保存在今日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的西拿基立碑。
碑文稱亞述王西拿基立攻取猶大46座城池，掠得戰利品無數，并且把猶大王希西家像一隻鳥關在耶路撒冷的鳥籠裡。
至于亞述王西拿基立這次圍困耶路撒冷的結果卻令人驚訝，由于他的軍隊在耶路撒冷城外突然大批死亡，使得西拿基立不得不倉皇撤退。
這件奇迹在《以賽亞書》37:33&mdash38、《列王紀下》19:32&mdash37都有相同的記載。
&mdash&mdash譯注 [4]色諾芬（Xenophon，前431&mdash前350），希臘曆史學家。
出生于阿提卡一個富有的雅典人家庭，在雅典與斯巴達的大戰時期長大成人（前431&mdash前404），曾在雅典的騎兵部隊中服役。
《居魯士的教育》（XenophonsKyrupädie）是他衆多作品中的一部，書中通過叙述波斯君主居魯士所受的理想教育來說明他對于培養政治人才的見解，這是他在思想方面最有獨到見解和風格新穎的一部作品。
&mdash&mdash譯注 [5]色諾芬尼（Xenophanes，前560&mdash前478？），希臘詩人和叙事詩作者。
他又是宗教思想家和埃利亞學派的著名先驅者，這一學派強調統一而不強調差别，并且把具體事物的個别存在看成是表面的而不是實在的。
約在公元前546年他被波斯人逐出希臘。
曾在西西裡居住，并在地中海其他地區流浪若幹時候，後在意大利南部的埃利亞（Elea）定居。
在後來提過色諾芬尼的少數其他希臘作家中，有柏拉圖和泰奧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
柏拉圖說：&ldquo埃利亞學派開始于色諾芬尼，甚至更早，它的出發點是萬物統一的原則。
&rdquo泰奧弗拉斯托斯則把色諾芬尼的學說總結為如下的公式：&ldquo萬物歸于一，而一就是上帝。
&rdquo色諾芬尼多半是一個詩人和宗教改革家。
他把一般哲學和科學的見解應用于通俗的概念，隻在很小程度上是巴門尼德那樣的自然哲學家（尋求構成自然變化基礎的抽象原則）。
&mdash&mdash譯注 [6]參見Sellin，前引書，S.125。
[7]韋伯此處所指的是有關亞特蘭蒂斯（Atlantis）的傳說。
柏拉圖在他的著作《對話錄》中，曾兩次提及亞特蘭蒂斯，分别有提瑪友斯（Timaeus）和柯裡西亞斯（Critias）。
在提瑪友斯中提及公元前960年，一支來自大西洋的軍隊正準備進攻歐洲，甚至企圖攻占亞洲，而這支軍隊就是來自亞特蘭蒂斯，這是一個強大帝國，一個擁有超高度文明的大國，後來亞特蘭蒂斯發生嚴重的地震和水災，陸地更沉入水中，一夜間整個國家就消失于空氣中。
《對話錄》中的另一節柯裡西亞斯，則記錄着由柏拉圖的表弟柯裡西亞斯所叙述的亞特蘭蒂斯的故事。
根據柏拉圖的記述，由于亞特蘭蒂斯的文明程度極高，國勢富強，漸漸社會開始腐化，貪财好富，利欲熏心，遂發動征服世界的戰争。
但是他們遇到強悍的雅典士兵便吃了敗仗。
亞特蘭蒂斯這種背棄上帝眷顧的行為導緻天神震怒，因而喚起大自然的力量，消滅了這個罪惡之島。
&mdash&mdash譯注 [8]伊哥斯波塔米戰役（Aegospotami），公元前405年古希臘半島伯羅奔尼撒戰争中的最後關鍵性的一次戰役。
斯巴達和雅典的艦隊在赫勒斯滂（Hellespont）相持了四天，未交一戰。
第五天，來山得（Lysander）率領斯巴達海軍偷襲雅典海軍的停泊地。
那裡共有雅典艦船180艘，結果最後雅典統帥科農（Conon）僅率20艘脫逃。
雅典海軍有3000或4000名被俘，後被處死。
這次勝利使來山得長驅直入，進逼雅典，迫使雅典在公元前404年4月投降。
&mdash&mdash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