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孔子的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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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鴻銘曾幫助我解纜離開我的停泊處，而把我推進懷疑的海中。
也許沒有辜鴻銘，我也會回到國家的思想主流；因為沒有一個有研究精神的中國人，能以長期逗留在對中國學問的一知半解為滿意。
發現一個人自己國家的曆史及遺産的呼聲是一種從深處發出來的渴求。
在中國語言的字眼裡面有某些東西，雖然看不見但卻有力地改變人的思想方式。
思想方式、概念、意象、每句話的音調，在英語與中國話之間是如此不同。
說英語時，人們用英國的方式來思想；而用中國話來說話時，人不免用中國的方式來思想。
如果我在一個早上寫兩篇題目相同、見解相同的文章，一篇是用英文寫，一篇用中文寫，這兩篇文章自己會現出不同來，因為思想之流随着不同的意象、引述及聯想，會自動地導入不同的途徑。
人并不是因為他想而說話，而是因為他說話、因為他有字句來玩弄而想，思想隻是了解說話而已。
當一個人說一種不同的言語的時候，概念的本身披上了不同的衣服及膚色，因為那些字句有不同的音色及不同的聯想。
因此，研究中文，我開始像一個中國人這樣想；而像一個中國人這樣想，我便差不多本能地了解及接受某些真理及意象，在中文和英文兩種這樣不同的語文中間跳是有點奇怪。
我的英文嘲笑中文單音字是光滑、發光的圓石；而我的中文承認英文思想具有較大的明定性及準确性，但仍笑它是可疑抽象的雜碎。
我必須說，中國人對抽象的觀念沒有胃口。
中國的語言就好像女人的閑聊，每一樁事情不是爬，就是走，不是嫁出去，就是要回來。
中國人的抽象觀念，遵守中國人實在思想的規律，常是兩種實在性質的混合，因此大小代表&ldquo面積&rdquo（那顆鑽石大小如何？），長短代表&ldquo長度&rdquo，而輕重代表&ldquo重量&rdquo。
更令人不可解的，代表&ldquo物&rdquo的常用字是&ldquo東西&rdquo（你在冰箱裡有沒有可吃的東西？）。
嚴格的哲學概念，&ldquo正&rdquo、&ldquo義&rdquo、&ldquo忠&rdquo、&ldquo利&rdquo，都是深奧的單音字，且需傾向于彼此相似。
以是與非為例，它把真與假、對與錯兩種相對的觀念并合起來，區域的界線是消滅了；還有心與頭腦的分離成為二而一的東西，當一個中國人承認他們用他們的心來思想（我在我的肚子裡想，有時我在我的心裡想）的時候。
那個&ldquo心&rdquo字是同時指心腸及頭腦，因此中國人在他們的思想中是情感的。
聖經的&ldquo腸&rdquo（bowels）字和它最為相近。
克倫威爾在一六五○年寫信給蘇格蘭教會會員大會說：&ldquo我以基督的&lsquo腸&rsquo（愛心）懇求你們考慮你們是否可能有錯。
&rdquo因此，中國人的思想中甚少抽象概念，或者根本沒有，他們從來沒有離開生活的範圍，沒有沉溺于抽象推論過程太久的危險。
人，像是一條鲸魚，必須升上海面來呼吸自由的空氣，偶然瞥望一下雲彩及天空。
這種思想的結果之一是在中國哲學中沒有理論的術語，沒有專門傳達思想的暗号，沒有&ldquo群衆&rdquo知識與科學知識之間的分别。
用一種普通人所能懂的語文來為關于哲學的文章，永不會是一件丢面子的事。
中國的學者并不以知識&ldquo大衆化&rdquo為恥。
據說柏拉圖寫了兩本哲學書，其一是專家的，其一是通俗的，後來那本專家本幸而散失，因此近代讀者可以享受柏拉圖對話錄的明朗。
如果西方的哲學家，能用柏拉圖簡明的筆調來寫英文，則哲學在普通人的思想中仍可獲得一席之地。
（我猜如果他們寫得清楚一點，他們會顯露出他們實在沒有什麼事情要說。
） 有時我會問自己，中國曾産生過像康德這樣的思想嗎？那答案顯然是沒有，而且中國不可能有。
一個中國的康德，當他談及物自身那一瞬會譏笑自己：他的理性&mdash&mdash他可能有一種有力的理性，直接的，直覺的&mdash&mdash會告訴他他是可笑的。
一切知識，在康德看來，是從知識得來：是好的。
一切理解是被一種先天的心的規律所決定：是好的。
一個盲人可能藉用他的手指的觸覺，感覺到梨皮和香蕉皮的組織之不同而得到關于梨及香蕉的知識。
不錯，但中國哲學家會覺得在梨皮及香蕉皮中，必然有不同的性質是與觸覺上的不同相一緻的。
這種知識不是&ldquo真&rdquo的嗎？為什麼你要知道香蕉的物本身和梨子的物本身呢？假定有一種和人不同的存在，結構不同，且被賦以不同的精神力量，例如，火星人會用一種不同的官感，不同的方法，去感覺香蕉皮與梨皮之間的不同。
這種不同不仍是與香蕉物本身及梨的物本身的不同符合一緻嗎？然則我們談及香蕉的物本身及梨子的物本身，來代替對梨子皮的堅韌及香蕉皮的軟滑的直接感覺及經驗的了解，有什麼益處？梨皮的堅韌及香蕉皮的軟滑，就足以告訴人它自己是什麼，這是直接的、正确的，且最有用的。
耳朵對于不同的聲波，眼睛對于不同的光波的直接了解，也是一樣。
這是&ldquo知識&rdquo的自然的方式，這般微妙地發展，使一隻鹿用他的嗅覺、聽覺或視覺能老遠就知道有一隻老虎走來。
這些感覺必須正确，且必須和真實環境符合一緻而因此必須是&ldquo真&rdquo的，否則那隻鹿不能夠生存。
我們要記得，例如，外面世界變遷的畫面，一架在二百碼以外的汽車對着一個人的方向駛來或駛去，記錄在面積不過半寸的視網膜的影像之内，因此這架汽車的影像的本身大約隻能有千分之一英寸大小，而這萬分之一英寸的細微的活動，直接記錄下來且常常不會有差錯，為什麼康德卻要談及那架車的物本身呢？西方的哲學家将立刻回答：&ldquo中國佬，你不了解康德所說的是什麼。
&rdquo中國人反唇相譏：&ldquo我當然不懂。
&rdquo&ldquo現在我可以吃我的香蕉嗎？&rdquo這樣，東方與西方必然各聳聳他們的肩膀走開了。
我也曾問我自己，中國曾否産生過像亞裡士多德這樣的思想呢？那答案也顯然是沒有。
中國也不可能産生。
中國不講究分析的能力、觀念的及系統化邏輯的檢測；對思想的途徑及知識範圍的差異也不具有客觀的興趣。
柏拉圖與亞裡士多德令人注意的地方是他們推理型式是這般現代的，而中國的推理型式卻完全不同。
中古學究型的推理及認識論的尋求畢竟以亞裡士多德開始。
一個中國人樂于傾聽亞裡士多德的倫理學、政治學及詩學，&hellip&hellip而對于他的植物學、天文學、氣象學，及生物學知識，雖然觀念粗一點，但為他的淵博所驚及感動。
那平心靜氣的考察，在物理學及生物學中，對生命的一切片段、好奇的、客觀的解剖（因為亞裡士多德是一位醫生）是驚人的。
中國人有限的視野逼使他把一切雞科學分類為不是&ldquo硬的&rdquo，就是&ldquo軟的&rdquo。
至于它和别的鳥類，例如，雉，珠雞的可能關系，立刻被摒棄為無益。
孔子有一個學生子夏，他有一種收集事實報導的嗜好，且對詩經所提及的鳥類、蟲類有興趣，孔子對他說：&ldquo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rdquo&ldquo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
&rdquo 中國人事實上耽溺于對全體的直覺的了解，耶魯大學教授諾斯拉普稱之為&ldquo無差别的美學的連續&rdquo。
諾斯拉普教授的意思是，中國人喜歡在第一瞥中估量事物，而以這樣來保留對它們全體的較佳的感覺。
他們永遠懷疑對不可分割的東西的分割，他們甯願信賴直接的觀感。
孚來第爾用埃默森的語氣對思想所說的話，道出中國哲學家的真相：&ldquo他的見解就在這裡，事前未作準備的，無可争辯的，像航海家從雲霧罩着的深海中露出來的信号。
&hellip&hellip他的風格、作品及思想，都是一個絕對的印象主義者。
他永不會用一種明确的、邏輯的或精心結撰的方式提出他的意見，而是用自然且需是偶然發出的命令的方式。
像&lsquo内容的次序&rsquo、&lsquo緒論&rsquo、&lsquo轉調&rsquo這種東西，對他并不存在。
他開始想申述某個觀點時，我們以為他是在有系統地編織它，從各方面來說明它，且為它鞏固防線以抵抗一切可能的攻擊。
誰知突然有外來的一張圖畫或一個明喻，一句警句或一段摘要感觸他，充塞在他思想的環節中間，主題從此以後便旋轉在一個新的軸心之上。
&rdquo 我偉大的旅行便這樣開始，最初我毫無感覺。
我的心像任何大學畢業生一樣裝備了近代思想的武器，必然會掠過那些思想的大陸，且發現它們奇怪、乏味、空虛（孔子的話初聽常似有點空虛）。
我四十歲生日時為自己寫了一幅對聯：&ldquo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學今古文章。
&rdquo我必須用更精确的邏輯思想的框架，闡釋中國人的良心及直覺的知識。
且把西方思想的建議放在中國直覺的評判之下來測驗。
因此我必須停下來，用分章描述在我終于接受基督教做為對人靈性問題的滿意答複之前，我的沿途所見。
我轉回基督教，有些人曾表示驚訝，且覺得難以相信我會放棄對現世及現實主義的接受，而去換取較為可疑、且較為形而上的基督教&ldquo信仰&rdquo。
我以為我應詳述中國方式的美和缺陷，指出在那裡他們已達到他們的最高室，他們對給人以完滿答複不足的地方，從而将我的演進和轉變作清楚的說明。
我也應該說清楚天堂與地獄和這件事沒有什麼關系，我仍然如我曾在别的地方所說，認為如果上帝有一半像我的母親這樣愛我，他将不會送我去地獄&mdash&mdash不是五分鐘，不是五天，而是永遠的淪落在地獄裡&mdash&mdash這是一種甚至世俗法庭也永不會覺得心安的判決。
我不會相信這樣的事情。
我之回到基督教會，不如說是由于我的道德的一種直覺知識，由中國人最為擅長的&ldquo從深處發出的訊号&rdquo的感應。
我也必須說明經過的程序不是方便而容易的，我并非輕微地改變我所常信的道理。
我曾在甜美、幽靜的思想草原上漫遊，看見過某些美麗的山谷；我曾住在孔子人道主義的堂室，曾爬登道山的高室且看見它的崇偉；我曾瞥見過佛教的迷霧懸挂在可怕的空虛之上；而也隻有在經過這些之後，我才降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峰，到達雲上有陽光的世界。
我将隻讨論儒家、道家這兩支最重要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之流，及東方第三大靈性勢力的佛教。
在古代的中國哲學中，除了儒家及道家之外，還有詭辯家、法家、論理學家、墨家（墨翟的門徒）及楊朱派（為我而活），此外還有一些小流派。
我甚至不想談及墨家，因為這一派在主前三世紀及二世紀已經絕迹，并沒有在中國人的思想上留下永久的影響。
但墨翟及他們的門徒，因為問答方法及論理學的發展而為人所注意。
他的學說實在是一個可注意的以&ldquo上帝的父性&rdquo及人與人是兄弟關系的教義為基礎的苦行及舍己為人的宗教。
據說墨家是&ldquo腓無毛&rdquo的，這是說他們為幫助别人，勞苦到隻剩一把骨頭。
墨翟同時堅決地主張一神，他稱自己為天，在中國，天是上帝的通稱。
在後面論及儒家、道家及佛教的三章中，我首要關切的是人的靈性問題，及這些可敬思想系統關于宇宙及人生哲學的見解。
我最關心生命的理想及人類的品性。
耶稣的教訓是在一個獨特的範疇裡，獨特而且具有奇怪的美，闡述一些在其它宗教找不到的、人所公認的教訓。
但首先我想在這裡說明白，我們不能隻為方便地作一種黑暗與光明的對比，說基督教是&ldquo真&rdquo的，因此儒家是&ldquo假&rdquo的。
我們不能因此而用簡單的句子摒棄佛教為&ldquo拜偶像的邪教&rdquo。
不能因此而說耶稣談及愛、謙虛的教訓是對的，而老子談及愛的力量的教訓是錯的。
或許也就是因為這個理由，我必須在作比較之前，先進入這三個思想系統及這些生活的理想。
其次，我們必須指出這些思想系統在一切觀點上都甚少互相排擠。
甚至斯多噶學派及伊壁鸠魯學派表面上顯得是互相排擠，但如果你細心觀察，它們其實是相接近的。
而對于中國各家的教訓，由中國人自己看來，尤其是如此；它不是中國的懷疑論，而是中國人對于無論在那裡找到的真及美都能接受的本領。
偉大的中國人，像白居易（八世紀）及蘇東坡（十一世紀），過的是儒家的生活，卻寫參透了道家見解的佛教詩。
特别儒家的情形是如此，我們不能說一個基督徒不能同時是儒生。
因此儒家是&ldquo君子&rdquo與&ldquo好教養&rdquo、&ldquo有禮貌&rdquo的人的宗教，而這樣等于說一個好基督徒不相信人要做一個君子和有禮貌的人。
道家過份加強基督教主張的愛及溫柔的教訓，使許多人不敢接受。
如果說佛教拯救的方式和基督教的方式不同，它的基本出發點&mdash&mdash對于罪的承認及深深地關切人類受苦的事實，卻是和基督教很接近的。
這種文化融合的最好實例，可在蘇東坡給他的侍妾朝雲的話中找到。
蘇東坡&mdash&mdash中國最偉大詩人之一及偉大的儒家學者，在六十歲的時候，過的是被流放的生活。
他的妻已死，而他的少妾在主後一○九四年自願随他到戍所惠州。
朝雲當時已成為佛教徒，而蘇贊美她在對神（佛）的服事上，像一個維摩天女。
在這些詩中的一首，蘇東坡談及她把從前的歌衫舞扇抛在一旁，而專心緻志于佛經及丹爐（道教）。
當不死之樂找到的時候，她将和他說再見而到仙山去，不再像巫峽的神女和他結成生死姻緣（儒家）。
這首詩之所以比其它的詩突出，就是因為這種情感的
也許沒有辜鴻銘，我也會回到國家的思想主流；因為沒有一個有研究精神的中國人，能以長期逗留在對中國學問的一知半解為滿意。
發現一個人自己國家的曆史及遺産的呼聲是一種從深處發出來的渴求。
在中國語言的字眼裡面有某些東西，雖然看不見但卻有力地改變人的思想方式。
思想方式、概念、意象、每句話的音調，在英語與中國話之間是如此不同。
說英語時，人們用英國的方式來思想；而用中國話來說話時，人不免用中國的方式來思想。
如果我在一個早上寫兩篇題目相同、見解相同的文章，一篇是用英文寫，一篇用中文寫，這兩篇文章自己會現出不同來，因為思想之流随着不同的意象、引述及聯想，會自動地導入不同的途徑。
人并不是因為他想而說話，而是因為他說話、因為他有字句來玩弄而想，思想隻是了解說話而已。
當一個人說一種不同的言語的時候，概念的本身披上了不同的衣服及膚色，因為那些字句有不同的音色及不同的聯想。
因此，研究中文，我開始像一個中國人這樣想；而像一個中國人這樣想，我便差不多本能地了解及接受某些真理及意象，在中文和英文兩種這樣不同的語文中間跳是有點奇怪。
我的英文嘲笑中文單音字是光滑、發光的圓石；而我的中文承認英文思想具有較大的明定性及準确性，但仍笑它是可疑抽象的雜碎。
我必須說，中國人對抽象的觀念沒有胃口。
中國的語言就好像女人的閑聊，每一樁事情不是爬，就是走，不是嫁出去，就是要回來。
中國人的抽象觀念，遵守中國人實在思想的規律，常是兩種實在性質的混合，因此大小代表&ldquo面積&rdquo（那顆鑽石大小如何？），長短代表&ldquo長度&rdquo，而輕重代表&ldquo重量&rdquo。
更令人不可解的，代表&ldquo物&rdquo的常用字是&ldquo東西&rdquo（你在冰箱裡有沒有可吃的東西？）。
嚴格的哲學概念，&ldquo正&rdquo、&ldquo義&rdquo、&ldquo忠&rdquo、&ldquo利&rdquo，都是深奧的單音字，且需傾向于彼此相似。
以是與非為例，它把真與假、對與錯兩種相對的觀念并合起來，區域的界線是消滅了；還有心與頭腦的分離成為二而一的東西，當一個中國人承認他們用他們的心來思想（我在我的肚子裡想，有時我在我的心裡想）的時候。
那個&ldquo心&rdquo字是同時指心腸及頭腦，因此中國人在他們的思想中是情感的。
聖經的&ldquo腸&rdquo（bowels）字和它最為相近。
克倫威爾在一六五○年寫信給蘇格蘭教會會員大會說：&ldquo我以基督的&lsquo腸&rsquo（愛心）懇求你們考慮你們是否可能有錯。
&rdquo因此，中國人的思想中甚少抽象概念，或者根本沒有，他們從來沒有離開生活的範圍，沒有沉溺于抽象推論過程太久的危險。
人，像是一條鲸魚，必須升上海面來呼吸自由的空氣，偶然瞥望一下雲彩及天空。
這種思想的結果之一是在中國哲學中沒有理論的術語，沒有專門傳達思想的暗号，沒有&ldquo群衆&rdquo知識與科學知識之間的分别。
用一種普通人所能懂的語文來為關于哲學的文章，永不會是一件丢面子的事。
中國的學者并不以知識&ldquo大衆化&rdquo為恥。
據說柏拉圖寫了兩本哲學書，其一是專家的，其一是通俗的，後來那本專家本幸而散失，因此近代讀者可以享受柏拉圖對話錄的明朗。
如果西方的哲學家，能用柏拉圖簡明的筆調來寫英文，則哲學在普通人的思想中仍可獲得一席之地。
（我猜如果他們寫得清楚一點，他們會顯露出他們實在沒有什麼事情要說。
） 有時我會問自己，中國曾産生過像康德這樣的思想嗎？那答案顯然是沒有，而且中國不可能有。
一個中國的康德，當他談及物自身那一瞬會譏笑自己：他的理性&mdash&mdash他可能有一種有力的理性，直接的，直覺的&mdash&mdash會告訴他他是可笑的。
一切知識，在康德看來，是從知識得來：是好的。
一切理解是被一種先天的心的規律所決定：是好的。
一個盲人可能藉用他的手指的觸覺，感覺到梨皮和香蕉皮的組織之不同而得到關于梨及香蕉的知識。
不錯，但中國哲學家會覺得在梨皮及香蕉皮中，必然有不同的性質是與觸覺上的不同相一緻的。
這種知識不是&ldquo真&rdquo的嗎？為什麼你要知道香蕉的物本身和梨子的物本身呢？假定有一種和人不同的存在，結構不同，且被賦以不同的精神力量，例如，火星人會用一種不同的官感，不同的方法，去感覺香蕉皮與梨皮之間的不同。
這種不同不仍是與香蕉物本身及梨的物本身的不同符合一緻嗎？然則我們談及香蕉的物本身及梨子的物本身，來代替對梨子皮的堅韌及香蕉皮的軟滑的直接感覺及經驗的了解，有什麼益處？梨皮的堅韌及香蕉皮的軟滑，就足以告訴人它自己是什麼，這是直接的、正确的，且最有用的。
耳朵對于不同的聲波，眼睛對于不同的光波的直接了解，也是一樣。
這是&ldquo知識&rdquo的自然的方式，這般微妙地發展，使一隻鹿用他的嗅覺、聽覺或視覺能老遠就知道有一隻老虎走來。
這些感覺必須正确，且必須和真實環境符合一緻而因此必須是&ldquo真&rdquo的，否則那隻鹿不能夠生存。
我們要記得，例如，外面世界變遷的畫面，一架在二百碼以外的汽車對着一個人的方向駛來或駛去，記錄在面積不過半寸的視網膜的影像之内，因此這架汽車的影像的本身大約隻能有千分之一英寸大小，而這萬分之一英寸的細微的活動，直接記錄下來且常常不會有差錯，為什麼康德卻要談及那架車的物本身呢？西方的哲學家将立刻回答：&ldquo中國佬，你不了解康德所說的是什麼。
&rdquo中國人反唇相譏：&ldquo我當然不懂。
&rdquo&ldquo現在我可以吃我的香蕉嗎？&rdquo這樣，東方與西方必然各聳聳他們的肩膀走開了。
我也曾問我自己，中國曾否産生過像亞裡士多德這樣的思想呢？那答案也顯然是沒有。
中國也不可能産生。
中國不講究分析的能力、觀念的及系統化邏輯的檢測；對思想的途徑及知識範圍的差異也不具有客觀的興趣。
柏拉圖與亞裡士多德令人注意的地方是他們推理型式是這般現代的，而中國的推理型式卻完全不同。
中古學究型的推理及認識論的尋求畢竟以亞裡士多德開始。
一個中國人樂于傾聽亞裡士多德的倫理學、政治學及詩學，&hellip&hellip而對于他的植物學、天文學、氣象學，及生物學知識，雖然觀念粗一點，但為他的淵博所驚及感動。
那平心靜氣的考察，在物理學及生物學中，對生命的一切片段、好奇的、客觀的解剖（因為亞裡士多德是一位醫生）是驚人的。
中國人有限的視野逼使他把一切雞科學分類為不是&ldquo硬的&rdquo，就是&ldquo軟的&rdquo。
至于它和别的鳥類，例如，雉，珠雞的可能關系，立刻被摒棄為無益。
孔子有一個學生子夏，他有一種收集事實報導的嗜好，且對詩經所提及的鳥類、蟲類有興趣，孔子對他說：&ldquo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rdquo&ldquo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
&rdquo 中國人事實上耽溺于對全體的直覺的了解，耶魯大學教授諾斯拉普稱之為&ldquo無差别的美學的連續&rdquo。
諾斯拉普教授的意思是，中國人喜歡在第一瞥中估量事物，而以這樣來保留對它們全體的較佳的感覺。
他們永遠懷疑對不可分割的東西的分割，他們甯願信賴直接的觀感。
孚來第爾用埃默森的語氣對思想所說的話，道出中國哲學家的真相：&ldquo他的見解就在這裡，事前未作準備的，無可争辯的，像航海家從雲霧罩着的深海中露出來的信号。
&hellip&hellip他的風格、作品及思想，都是一個絕對的印象主義者。
他永不會用一種明确的、邏輯的或精心結撰的方式提出他的意見，而是用自然且需是偶然發出的命令的方式。
像&lsquo内容的次序&rsquo、&lsquo緒論&rsquo、&lsquo轉調&rsquo這種東西，對他并不存在。
他開始想申述某個觀點時，我們以為他是在有系統地編織它，從各方面來說明它，且為它鞏固防線以抵抗一切可能的攻擊。
誰知突然有外來的一張圖畫或一個明喻，一句警句或一段摘要感觸他，充塞在他思想的環節中間，主題從此以後便旋轉在一個新的軸心之上。
&rdquo 我偉大的旅行便這樣開始，最初我毫無感覺。
我的心像任何大學畢業生一樣裝備了近代思想的武器，必然會掠過那些思想的大陸，且發現它們奇怪、乏味、空虛（孔子的話初聽常似有點空虛）。
我四十歲生日時為自己寫了一幅對聯：&ldquo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學今古文章。
&rdquo我必須用更精确的邏輯思想的框架，闡釋中國人的良心及直覺的知識。
且把西方思想的建議放在中國直覺的評判之下來測驗。
因此我必須停下來，用分章描述在我終于接受基督教做為對人靈性問題的滿意答複之前，我的沿途所見。
我轉回基督教，有些人曾表示驚訝，且覺得難以相信我會放棄對現世及現實主義的接受，而去換取較為可疑、且較為形而上的基督教&ldquo信仰&rdquo。
我以為我應詳述中國方式的美和缺陷，指出在那裡他們已達到他們的最高室，他們對給人以完滿答複不足的地方，從而将我的演進和轉變作清楚的說明。
我也應該說清楚天堂與地獄和這件事沒有什麼關系，我仍然如我曾在别的地方所說，認為如果上帝有一半像我的母親這樣愛我，他将不會送我去地獄&mdash&mdash不是五分鐘，不是五天，而是永遠的淪落在地獄裡&mdash&mdash這是一種甚至世俗法庭也永不會覺得心安的判決。
我不會相信這樣的事情。
我之回到基督教會，不如說是由于我的道德的一種直覺知識，由中國人最為擅長的&ldquo從深處發出的訊号&rdquo的感應。
我也必須說明經過的程序不是方便而容易的，我并非輕微地改變我所常信的道理。
我曾在甜美、幽靜的思想草原上漫遊，看見過某些美麗的山谷；我曾住在孔子人道主義的堂室，曾爬登道山的高室且看見它的崇偉；我曾瞥見過佛教的迷霧懸挂在可怕的空虛之上；而也隻有在經過這些之後，我才降在基督教信仰的瑞士少女峰，到達雲上有陽光的世界。
我将隻讨論儒家、道家這兩支最重要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之流，及東方第三大靈性勢力的佛教。
在古代的中國哲學中，除了儒家及道家之外，還有詭辯家、法家、論理學家、墨家（墨翟的門徒）及楊朱派（為我而活），此外還有一些小流派。
我甚至不想談及墨家，因為這一派在主前三世紀及二世紀已經絕迹，并沒有在中國人的思想上留下永久的影響。
但墨翟及他們的門徒，因為問答方法及論理學的發展而為人所注意。
他的學說實在是一個可注意的以&ldquo上帝的父性&rdquo及人與人是兄弟關系的教義為基礎的苦行及舍己為人的宗教。
據說墨家是&ldquo腓無毛&rdquo的，這是說他們為幫助别人，勞苦到隻剩一把骨頭。
墨翟同時堅決地主張一神，他稱自己為天，在中國，天是上帝的通稱。
在後面論及儒家、道家及佛教的三章中，我首要關切的是人的靈性問題，及這些可敬思想系統關于宇宙及人生哲學的見解。
我最關心生命的理想及人類的品性。
耶稣的教訓是在一個獨特的範疇裡，獨特而且具有奇怪的美，闡述一些在其它宗教找不到的、人所公認的教訓。
但首先我想在這裡說明白，我們不能隻為方便地作一種黑暗與光明的對比，說基督教是&ldquo真&rdquo的，因此儒家是&ldquo假&rdquo的。
我們不能因此而用簡單的句子摒棄佛教為&ldquo拜偶像的邪教&rdquo。
不能因此而說耶稣談及愛、謙虛的教訓是對的，而老子談及愛的力量的教訓是錯的。
或許也就是因為這個理由，我必須在作比較之前，先進入這三個思想系統及這些生活的理想。
其次，我們必須指出這些思想系統在一切觀點上都甚少互相排擠。
甚至斯多噶學派及伊壁鸠魯學派表面上顯得是互相排擠，但如果你細心觀察，它們其實是相接近的。
而對于中國各家的教訓，由中國人自己看來，尤其是如此；它不是中國的懷疑論，而是中國人對于無論在那裡找到的真及美都能接受的本領。
偉大的中國人，像白居易（八世紀）及蘇東坡（十一世紀），過的是儒家的生活，卻寫參透了道家見解的佛教詩。
特别儒家的情形是如此，我們不能說一個基督徒不能同時是儒生。
因此儒家是&ldquo君子&rdquo與&ldquo好教養&rdquo、&ldquo有禮貌&rdquo的人的宗教，而這樣等于說一個好基督徒不相信人要做一個君子和有禮貌的人。
道家過份加強基督教主張的愛及溫柔的教訓，使許多人不敢接受。
如果說佛教拯救的方式和基督教的方式不同，它的基本出發點&mdash&mdash對于罪的承認及深深地關切人類受苦的事實，卻是和基督教很接近的。
這種文化融合的最好實例，可在蘇東坡給他的侍妾朝雲的話中找到。
蘇東坡&mdash&mdash中國最偉大詩人之一及偉大的儒家學者，在六十歲的時候，過的是被流放的生活。
他的妻已死，而他的少妾在主後一○九四年自願随他到戍所惠州。
朝雲當時已成為佛教徒，而蘇贊美她在對神（佛）的服事上，像一個維摩天女。
在這些詩中的一首，蘇東坡談及她把從前的歌衫舞扇抛在一旁，而專心緻志于佛經及丹爐（道教）。
當不死之樂找到的時候，她将和他說再見而到仙山去，不再像巫峽的神女和他結成生死姻緣（儒家）。
這首詩之所以比其它的詩突出，就是因為這種情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