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父子成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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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不錯的。
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張家口農村勞動，他那時還從幼兒園剛畢業，剛剛學會漢語拼音，用漢語拼音給我寫了第一封信，我也隻好趕緊學會漢語拼音，好給他寫回信。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打成“黑幫”，送進“牛棚”。
偶爾回家，孩子們對我還是很親熱。
我的老伴告誡他們：“你們要和爸爸‘劃清界限’”，兒子反問母親：“那你怎麼還給他打酒？”隻有一件事，兩代之間，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縣“插隊落戶”。
按規定，春節可以回京探親。
我們等着他回來。
不料他同時帶回了一個同學。
他這個同學的父親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軍将領。
這個同學在北京已經沒有家，按照大隊的規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夥同學的秘密幫助下，我的兒子就偷偷地把他帶回來了，他連“臨時戶口”也不能上，是個“黑人”，我們留他在家住，等于“窩藏”了他。
公安局随時可以來查戶口，街道辦事處的大媽也可能舉報。
當時人人自危，自顧不暇，兒子惹了這麼一個麻煩，使我們非常為難。
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們的卧室，對他的冒失行為表示很不滿，我責備他；“怎麼事前也不和我們商量一下！”我的兒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傷心。
我們當時立刻明白了：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
我們這種怕擔幹系的思想是庸俗的。
我們對兒子和同學之間義氣缺乏理解，對他的感情不夠尊重。
他的同學在我們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離去。
對兒子的幾次戀愛，我采取的态度是“聞而不問”。
了解，但不幹涉。
我們相信他自己的選擇，他的決定。
最後，他悄悄和一個小學時期女同學好上了，結了婚。
有了一個女兒，已近七歲。
我的孩子有時叫我“爸”，有時叫我“老頭子”！連我的孫女也跟着叫。
我的親家母說這孩子“沒大沒小”。
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
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
兒女是屬于他們自己的。
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
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盡量保持一點童心。
１９９０年９月１日 【點評】 汪曾祺（１９２０—１９９７），現、當代作家。
江蘇高郵人。
１９３９年考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深受教寫作課的沈從文的影響。
１９４０年開始發表小說。
１９４３年大學畢業後在昆明、上海任中學國文教員和曆史博物館職員。
１９４６年起在《文學雜志》、《文藝複興》和《文藝春秋》上發表《戴車匠》、《複仇》、《綠貓》、《雞鴨名家》等短篇小說，引起文壇注目。
１９５０年後在北京文聯、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工作，編輯《北京文藝》和《民間文學》等刊物。
１９６２年調北京京劇團（後改北京京劇院）任編劇。
著有小說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晚飯花集》、《寂寞與溫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橋集》、《塔上随筆》，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以及《汪曾祺自選集》等。
另有一些京劇劇本。
短篇《受戒》和《大淖記事》是他的獲獎小說。
《多年父子成兄弟》：作者的父親是一個多才多藝、情感豐富的人，父親的好脾氣使孩子們很喜歡和他親近，這樣父子之間溝通起來就十分方便和暢通。
父親也注重兒子的學業卻從不強求，而是讓兒子任性發展，甚至是有些“放縱”兒子，即使是朋友也很難做到。
現實社會中那種試圖用自己的模式來塑造孩子的父母，他們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可行的甚至是愚蠢的。
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張家口農村勞動，他那時還從幼兒園剛畢業，剛剛學會漢語拼音，用漢語拼音給我寫了第一封信，我也隻好趕緊學會漢語拼音，好給他寫回信。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被打成“黑幫”，送進“牛棚”。
偶爾回家，孩子們對我還是很親熱。
我的老伴告誡他們：“你們要和爸爸‘劃清界限’”，兒子反問母親：“那你怎麼還給他打酒？”隻有一件事，兩代之間，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縣“插隊落戶”。
按規定，春節可以回京探親。
我們等着他回來。
不料他同時帶回了一個同學。
他這個同學的父親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軍将領。
這個同學在北京已經沒有家，按照大隊的規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夥同學的秘密幫助下，我的兒子就偷偷地把他帶回來了，他連“臨時戶口”也不能上，是個“黑人”，我們留他在家住，等于“窩藏”了他。
公安局随時可以來查戶口，街道辦事處的大媽也可能舉報。
當時人人自危，自顧不暇，兒子惹了這麼一個麻煩，使我們非常為難。
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們的卧室，對他的冒失行為表示很不滿，我責備他；“怎麼事前也不和我們商量一下！”我的兒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傷心。
我們當時立刻明白了：他是對的，我們是錯的。
我們這種怕擔幹系的思想是庸俗的。
我們對兒子和同學之間義氣缺乏理解，對他的感情不夠尊重。
他的同學在我們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離去。
對兒子的幾次戀愛，我采取的态度是“聞而不問”。
了解，但不幹涉。
我們相信他自己的選擇，他的決定。
最後，他悄悄和一個小學時期女同學好上了，結了婚。
有了一個女兒，已近七歲。
我的孩子有時叫我“爸”，有時叫我“老頭子”！連我的孫女也跟着叫。
我的親家母說這孩子“沒大沒小”。
我覺得一個現代化的，充滿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須做到“沒大沒小”。
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有意思。
兒女是屬于他們自己的。
他們的現在，和他們的未來，都應由他們自己來設計。
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另外，作為一個父親，應該、盡量保持一點童心。
１９９０年９月１日 【點評】 汪曾祺（１９２０—１９９７），現、當代作家。
江蘇高郵人。
１９３９年考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深受教寫作課的沈從文的影響。
１９４０年開始發表小說。
１９４３年大學畢業後在昆明、上海任中學國文教員和曆史博物館職員。
１９４６年起在《文學雜志》、《文藝複興》和《文藝春秋》上發表《戴車匠》、《複仇》、《綠貓》、《雞鴨名家》等短篇小說，引起文壇注目。
１９５０年後在北京文聯、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工作，編輯《北京文藝》和《民間文學》等刊物。
１９６２年調北京京劇團（後改北京京劇院）任編劇。
著有小說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晚飯花集》、《寂寞與溫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橋集》、《塔上随筆》，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以及《汪曾祺自選集》等。
另有一些京劇劇本。
短篇《受戒》和《大淖記事》是他的獲獎小說。
《多年父子成兄弟》：作者的父親是一個多才多藝、情感豐富的人，父親的好脾氣使孩子們很喜歡和他親近，這樣父子之間溝通起來就十分方便和暢通。
父親也注重兒子的學業卻從不強求，而是讓兒子任性發展，甚至是有些“放縱”兒子，即使是朋友也很難做到。
現實社會中那種試圖用自己的模式來塑造孩子的父母，他們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可行的甚至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