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籀篇疏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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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班固謂《蒼颉》、《愛曆》、《博學》三篇文字多取諸《史籀篇》，許慎謂其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或之者、疑之；頗之者，少之也。
《史籀》十五篇，文成數千，而《說文》僅出二百二十餘字，其不出者必與篆文同者也。
考戰國時秦之文字，如傳世秦大良造鞅銅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大良造鞅戟亦然。
新郪虎符作于秦并天下以前，其符凡四十字，而同于篆文者三十六字。
《詛楚文》摹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奓、字則同籀文。
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
則《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也。
至許書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書，其體與籀文、篆文頗不相近，六國遺器亦然。
壁中古文者，周秦間東土之文字也。
然則《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行于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
惟秦人作字書，乃獨取其文字，用其體例，是《史篇》獨行于秦之一證。
若謂其字頗或同于殷周古文者亦多矣，且秦處宗周故地，其文字自當多仍周舊，未可因此遽定為宗周之書，此可疑者二也。
其可得而斷定者又有三事：一，籀文非書體之名，世莫不以古、籀、篆為三體，謂籀文變古文，篆文又變籀文，不知自其變者觀之，則文字殆無往而不變，故有一卷之書面前後異文，一人之作而器蓋殊字；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文字之形與勢皆以漸變。
凡既有文字之國，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創造一體者。
許君謂《史籀》大篆與古文或異，則固有不異者；且所謂異者，亦由後人觀之，在作書時亦隻用當世通行之字，有所取舍，而無所謂創作及增省也。
羅叔言參事《殷商貞蔔文字考》，謂《史籀》一篇亦猶《蒼颉》、《愛曆》、《凡将》、《急就》等篇，取當世用字，編纂章句，以便誦習。
其識卓矣。
此可斷定者一也。
一，《史篇》字數，張懷瓘謂籀文凡九千字，《說文》字數與此适合，先民謂即取此而釋之。
近世孫氏星衍序所刊《說文解字》，猶用其說，此蓋誤讀《說文》叙也。
《說文叙》引漢尉律諷籀書九千字，諷籀即諷讀，《漢書·藝文志》所引無籀字可證。
且《蒼颉》二篇僅二千五百字，加以揚雄訓纂，亦僅五千三百四十字，不應《史籀篇》反有九千字，此可斷定者二也。
至《史篇》文體，段氏玉裁據《說文》所引三事，（奭下雲：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
匋下雲：《史篇》讀與缶同。
姚下雲：《史篇》以為姚易也）以為亦有說解，又疑即王育解說中語。
然據此三事，不能定其即有說解，凡此三者，亦得由其文義知之。
苟篇中有周旦召醜語，便可知醜為召公之名；苟假匋為缶，便可知匋字之讀苟；姚易二字連言，便可知其以姚為姚易字，不為女姓矣，若以此三事為王育說《史篇》語，則《說文》引《蒼颉訓纂》、《蒼颉故》等書，但稱揚雄說杜林說，不稱《蒼颉》，則其引史篇解說語，亦當如為秃無諸字下經稱王育說，不得雲《史篇》，故《史篇》文體，決非如《爾雅》、《說文》，而當如秦之《蒼颉篇》。
《蒼颉篇》，據許氏《說文序》、郭氏《爾雅注》所引，皆四字為句；又據近日敦煌所出殘簡，不知四字為句，二句一韻。
《蒼颉》文字既取諸《史篇》，文體亦當仿之，又觀于其牆二文，知篇中之有複字，雱姚諸字，知用字之多假借，皆與《蒼颉篇》同，此可斷定者三也。
此二疑三斷，關于全書之宏旨，故書以弁其首，也有達者，董而教之。
若文字之變化正誤，則散見于各條下，茲不贅雲。
丙辰二月
《史籀》十五篇，文成數千，而《說文》僅出二百二十餘字，其不出者必與篆文同者也。
考戰國時秦之文字，如傳世秦大良造鞅銅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大良造鞅戟亦然。
新郪虎符作于秦并天下以前，其符凡四十字，而同于篆文者三十六字。
《詛楚文》摹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奓、字則同籀文。
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也。
則《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也。
至許書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書，其體與籀文、篆文頗不相近，六國遺器亦然。
壁中古文者，周秦間東土之文字也。
然則《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勝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而不行于東方諸國，故齊魯間文字，作法體勢與之殊異；諸儒著書口說，亦未有及之者。
惟秦人作字書，乃獨取其文字，用其體例，是《史篇》獨行于秦之一證。
若謂其字頗或同于殷周古文者亦多矣，且秦處宗周故地，其文字自當多仍周舊，未可因此遽定為宗周之書，此可疑者二也。
其可得而斷定者又有三事：一，籀文非書體之名，世莫不以古、籀、篆為三體，謂籀文變古文，篆文又變籀文，不知自其變者觀之，則文字殆無往而不變，故有一卷之書面前後異文，一人之作而器蓋殊字；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文字之形與勢皆以漸變。
凡既有文字之國，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創造一體者。
許君謂《史籀》大篆與古文或異，則固有不異者；且所謂異者，亦由後人觀之，在作書時亦隻用當世通行之字，有所取舍，而無所謂創作及增省也。
羅叔言參事《殷商貞蔔文字考》，謂《史籀》一篇亦猶《蒼颉》、《愛曆》、《凡将》、《急就》等篇，取當世用字，編纂章句，以便誦習。
其識卓矣。
此可斷定者一也。
一，《史篇》字數，張懷瓘謂籀文凡九千字，《說文》字數與此适合，先民謂即取此而釋之。
近世孫氏星衍序所刊《說文解字》，猶用其說，此蓋誤讀《說文》叙也。
《說文叙》引漢尉律諷籀書九千字，諷籀即諷讀，《漢書·藝文志》所引無籀字可證。
且《蒼颉》二篇僅二千五百字，加以揚雄訓纂，亦僅五千三百四十字，不應《史籀篇》反有九千字，此可斷定者二也。
至《史篇》文體，段氏玉裁據《說文》所引三事，（奭下雲：此燕召公名，《史篇》名醜。
匋下雲：《史篇》讀與缶同。
姚下雲：《史篇》以為姚易也）以為亦有說解，又疑即王育解說中語。
然據此三事，不能定其即有說解，凡此三者，亦得由其文義知之。
苟篇中有周旦召醜語，便可知醜為召公之名；苟假匋為缶，便可知匋字之讀苟；姚易二字連言，便可知其以姚為姚易字，不為女姓矣，若以此三事為王育說《史篇》語，則《說文》引《蒼颉訓纂》、《蒼颉故》等書，但稱揚雄說杜林說，不稱《蒼颉》，則其引史篇解說語，亦當如為秃無諸字下經稱王育說，不得雲《史篇》，故《史篇》文體，決非如《爾雅》、《說文》，而當如秦之《蒼颉篇》。
《蒼颉篇》，據許氏《說文序》、郭氏《爾雅注》所引，皆四字為句；又據近日敦煌所出殘簡，不知四字為句，二句一韻。
《蒼颉》文字既取諸《史篇》，文體亦當仿之，又觀于其牆二文，知篇中之有複字，雱姚諸字，知用字之多假借，皆與《蒼颉篇》同，此可斷定者三也。
此二疑三斷，關于全書之宏旨，故書以弁其首，也有達者，董而教之。
若文字之變化正誤，則散見于各條下，茲不贅雲。
丙辰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