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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潔芝賦予男性的勇猛的沖擊力，而男人何意冰倒表現了女性的委曲與猶豫。
又是一個劇烈的對比。
在《人權》裡，明和華想把嚴京令拖出學者的書齋，拖到狂風暴雨裡去。
他向往着知識分子的戰鬥的道路，他想說服嚴京令，但他自己也隻有一具朦胧的感覺，而他終于使嚴京令想到了自己的青春的熱情，&ldquo這種熱情使他覺得，任何生活都是嶄新的，有一個永恒的東西，将要到來。
&rdquo但明和華最後終于失望了，向着那個嚴肅的東西告白了；&ldquo我向你告白吧：我不敢去懂得青春、愛情、美麗，我不敢看見人生，我用知識粉飾我自己！我從這個時代落荒了下來，我懷疑自己是否還是一個活人，更懷疑自己的道路裡，我麻木，退縮，甚至不知道要求人權！&lsquo人是生而自由的。
&rsquo&mdash&mdash盧騷，盧騷啊，假如我隻求安甯，躲在火旁，我可以安适，一旦成名，也是學者，我豈能懂得自由！&rdquo于是他的心裡充滿了莊嚴：&ldquo一切夢想已經粉碎，現在是到了渴求行動的時間了！我不能遺忘我的那些兄弟們！&rdquo《中國勝利之夜》是一篇速寫，用輕輕的筆觸寫着那一陣歡樂的幸福的氣氛，一些人物浪似的湧上去，又退下來，一章輕松詩，淡淡地寫着那些快要爆炸了的心。
讀着這本書，我像是在一個江流邊靜靜地踱着，看那些金色的水花湧起又平伏，有一股郁郁的流，帶着奮激的熱力，在水花底下，也在我的心裡靜靜地流過。
一些無聲又遒勁的呼喊，一些陽光的從憂郁的雲層裡透出的喜悅，美麗又溫柔的人性的躍動的詩篇，激動又凝結的人性的詩篇，使我想起了沈從文與契诃夫的許多短篇。
但沈從文多松散，契诃夫的憂郁是近乎悲泣與嗚咽的，路翎的筆卻有更多凝煉的流質的華采與飛揚着的從無意識的深淵裡突發出來的生命的呼喊與神采。
現代的小說與現代的詩一樣，正陷在一種兩面苦戰的困苦萬狀的境況裡。
它必須而應該進行兩條戰線上的鬥争：一面要與庸俗的唯智主義（或理性主義），概念萬能的觀念論與新聞主義的結合物鬥争，另一方面又要與逃世式的神秘主義鬥争。
神秘主義是感覺主義或經驗主義的極端的發展與玄學的幻覺的結合，以異教的先知的姿态出現于近代文學中，實際上是基督教的靈的精神的另一變态。
現代最好的小說家之一，依修午德就曾在佛教的靈修中獲得這一傾向的發展。
教條主義，唯智主義群裡有肖伯納的說教，韋爾斯的理想小說，甚至帕索斯的從社會主義概念出發的新聞主義。
這兩者都是認識過程的某一階級（理性或感性的階級）的畸形的發展，也正是社會變革年代的意識形态上的必然産物。
但路翎小說卻有着一種年青的或原始的單純而深厚的生命力，像早晨的太陽，&ldquo甯靜而緻遠&rdquo，飽含着朦胧的柔和的美。
如果拿《青春的祝福》與《求愛》來作一番比較，那《求愛》就顯得更成熟，更細緻，更柔和，更是有生活的實感了。
《青春的祝福》還有些并不太真切的人生的姿态（僅僅是美的姿态，卻并未賦予相當的生命力），《求愛》卻比較更洗練，自然了，雖未如李廣田那樣洗盡鉛華而爐火純青，卻沒有了那些姿态與辭藻的堆砌。
如果拿《求愛》裡的各篇章來一番比較，那麼，即使是小說意味最重的幾篇如《秋夜》、《可憐的父親》、《求愛》，也還與其餘的各篇一樣是絢麗的人性的詩章。
這其中最富于詩情畫意的是開頭的那幾篇，《王家老太婆與她的小豬》、《灘上》、《悲憤的生涯》與《英雄的舞蹈》。
作者告訴我們，在他寫作的那段時間裡，他所接觸到的東西大半非常沉悶，帶着一種暗淡的性質。
&ldquo巨大的思想内容被濃煙遮蓋着而窒息了，旋轉在我的四周的卻是一個花樣複雜的世界。
在我逐漸地認識這個世界的時候，我的精神常常地被迫着後退，但我也偶爾地抓住了洶湧的波濤中的碎船的一片，從它們來繼續我的道路。
&rdquo是的，我們可以感知一種陰郁的類于呻吟的感情，但這感情同時是一股強大的激蕩，恰如破船之下的海洋的激蕩。
不錯，這時代的詩正應該是激蕩的人生，激蕩的世界的詩。
但這激蕩的詩是應該以更凝練更透明的光彩來表現的。
現代的文學正是自覺的文學，自覺的思想的透明與澄清是一個強大的力量，放棄這個力量，如作者的說法，不以自己的精神來說明客觀世界，隻沾沾自喜或随波逐流是一個損失，一種過錯。
而且隻以自己的精神來&ldquo說明客觀世界&rdquo還是不夠的，主觀的自覺的思想與别的一些從無意識的寶藏裡的巨大生命的沖擊力應該在作品的客觀性的形象裡凝集起來，發展成完整的一個小宇宙的覺識，主觀與客觀應該天衣無縫地渾然凝合。
&hellip&hellip （原載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日《文藝複興》第四卷第二期）蔣純祖的勝利 &mdash&mdash《财主底兒女們》讀後魯芋 不論它将接受到什麼樣的驚訝或者冷淡，《财主底兒女們》在它的雄辯的感召裡是應該而且已經被理解為&mdash&mdash&ldquo五四&rdquo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書的。
同時，主要地，知識分子在從傳統的迷陣頭破血流地突圍出來裡所感到的一切感情和意志的糾紛，在它裡面，都得到了應有的單純的解決。
為了實證這種理解不是陷于無益的虛誇，我們的讀者不能不挖出他自己的赤心來交感作者的也就是他的人物們的誠懇和悲壯。
唯有通過對革命的忠貞以及因之難免的帶血的戰績，我們（作者們和讀者們）在創作和閱讀的呼吸過程裡&mdash&mdash不，在發動和接應精神武器鬥争裡&mdash&mdash才不緻像目前一般文藝家及其顧客們那樣：一方面迷途于、甚至沉湎于，動物性的官能的刺激和反射；另一方面用挾天子令諸侯的氣派拿着&ldquo唯物論&rdquo的翻天印逼視着肉眼凡胎的芸芸衆生。
勝利是人人所追求的，但它決不會那麼容易地在三朋兩友的鬧戲園子的呼嘯裡發生。
它要流血&mdash&mdash流敵人的，也流自己的。
《财主底兒女們》熱烈而輝煌帶給我們的，正是這種人生的青春的勝利，希望的雄偉的勝利，蔣純祖憑着灼熱的愛與恨去和五顔六色的過去的煉獄共同碎身的勝利。
這是不可忽略的，尤其是不容歪曲的：蔣純祖的意志力量決不是像一般吹毛求疵的冷眼們所認為的&mdash&mdash來源于所謂&ldquo超人&rdquo的真空的昂揚；它，那種絕緣而又絕望的&ldquo英雄主義&rdquo，已經明确地具體在外強中幹的蔣少祖的複古的殡儀裡。
那麼，是什麼安排了蔣純祖的凄厲的一生呢？或者問，是什麼養育了他的那種愛愛仇仇的性格呢？當我們沉思于中國通史的難題時，是決不能放過上面這兩個問題的。
如果讀者本身對于生活裡的虛僞和殘忍沒有先天的免疫性和後天的抗毒力，那麼在浮腫的蒼白的人生哲學的領導下，他決不會理解到蔣純祖為什麼那麼酷愛豪邁的曠野，并且甘願在荒寒的石橋鄉向那些冷淡的人類化石們回擲他的屍體。
在今天，在中國，懦怯的各種辯護和軟弱的各種掩飾都将被嚴厲地批掴，而後萬劫不複地跌進他們應得的悲慘的晚景裡去。
投機者，動搖者們的這種躲不脫的遭遇，如果在曆史巨冊的前頁裡看不出明确的先例，那麼敢說在今天這一章上，它将作為人民凱旋的壯觀的陪襯而被輕淡地描寫過去。
但，蔣純祖此時此地卻是站了起來而且站住了。
蔣純祖的一生就是這個特定的時代裡一個特定的人格的鍛煉過程。
從蔣捷三的凄婉的蘇州認識了無可補救的過去的&ldquo光榮&rdquo的遺迹；從朱谷良和石華貴們的滴血的生命認識了荒鷹般翺翔于人間的卑污和懦怯之上的英雄氣派；從汪卓倫的默默的獻身以及他的那本忠實的記事冊認識了平庸和偉大之間的微妙的距離；從王定和，傅蒲生們的勾心鬥角認識了拜金者們的枉然的傾軋；從蔡淑媛，蔣秀菊的華貴的生活和夢想認識了小市民們的無聊而可笑的虛榮；從蔣少祖的一面用文章領導青年，一面投遞名片拜訪汪精衛和陳獨秀&mdash&mdash結果隻落得抄着手對落日悲惜地遐想的&ldquo中庸主義&rdquo，認識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躊躇的難關；而且，更從目前有聲有色的文化界&mdash&mdash戲劇界&mdash&mdash認識了&ldquo戰鬥者&rdquo的糜爛的僞裝；&mdash&mdash他，蔣純祖，有着時代渴求的熱情，和用以作為人生戰鬥的焦點的意志。
他必須用它們争取勝利，同時他必須和中國人民的沉默的搏殺息息相關地完成自己。
這時，中國充塞着悲壯的龐大的事件，除了轟轟烈烈的人民進軍以外，還有着不想看就看不見的人生暗壓的個别的掙紮和反抗，前者和後者除了比例的分别外是毫無性質的不同的。
中國所從事的，除了全世界都知道的&ldquo土地改革&rdquo以外，還有着麻痹的思想界的清血運動。
雖然後者常為一般人諱疾忌醫地含混過去，它卻不能不到底成為我們這些&ldquo一切為了前線&rdquo的文化君子們的嚴肅的課題之一。
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生活祭壇上面，過一天算兩個半天的灰色的憂郁自然是毫無意義的；但是，&ldquo畢其功于一役&rdquo的樂觀口吻以及&ldquo朕即人民&rdquo的高尚氣派也未免和實際情況有些出入。
什麼才是這方面的勝利呢？難道不正是蔣純祖所追求所擴充的勝利嗎？&mdash&mdash蔣純祖對卑污而虛僞的意識和行為用輕蔑和反抗和攻擊所換來的勝利嗎？ 蔣純祖終于帶着肺結核死在荒涼的石橋鄉了，在萬同華的愛情表白裡結束了他的短暫而複雜的一生。
如果我還不緻學無恥的犬儒下流到嘲笑他的生活上的無能，或者因為他沒有走上少年陸明棟所走的道路而否定他的真誠的一生，那麼，難道不可能從他的灼熱的心和悲壯的行程吸取一點勇氣來向即使周圍是銅牆鐵壁也要碰個你死我活的我們中國的大災難獻身嗎？他的勝利未必不就是把他的屍體當為一個後來者們沖鋒的踏闆嗎？由于戰鬥面積的龐大，以及人生遭遇的曲折，我們被部署在各種生活地域裡，有的在馬鞍上和子彈箱旁邊，那固然是直接了當而且幸福，有的卻在海外的酒吧間和國内的貧民窟巷裡。
但是，任你在茫茫人海的哪一個浪頭，正如太陽照在每一個人身上一樣，鬥争的良知呵護着每一個戰士的戰鬥要求的。
在蔣純祖的不幸的生活地域裡，如果有人為了招架&ldquo生活&rdquo而可悲地成為它的谄媚的奴才，那麼除了讓實際的浪潮來回答他的迷惘外，大可不必在彈網的空隙裡來慨歎這些虛妄的犧牲。
然而，蔣純祖是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地實踐着他的戰鬥要求的，假使我們失去了甚至根本就沒有一點微弱的忠貞，或者自以為有着比它更可貴的身份和地位而實際和人生的大痛苦、大悲涼和大歡樂保持着虛與委蛇的關系，我們是不配指着蔣純祖的遺體來信口雌黃的。
蔣純祖是幼稚而誠實地在中國的荊棘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多年。
他的戰績分量顯然是不足夠的。
隻有在這點上說，他才有着可悲悼的失敗。
那麼，為了證明而且補價的失敗，讓我們完成持久而輝煌的勝利罷。
（載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螞蟻小集》之四）
又是一個劇烈的對比。
在《人權》裡，明和華想把嚴京令拖出學者的書齋，拖到狂風暴雨裡去。
他向往着知識分子的戰鬥的道路，他想說服嚴京令，但他自己也隻有一具朦胧的感覺，而他終于使嚴京令想到了自己的青春的熱情，&ldquo這種熱情使他覺得，任何生活都是嶄新的，有一個永恒的東西，将要到來。
&rdquo但明和華最後終于失望了，向着那個嚴肅的東西告白了；&ldquo我向你告白吧：我不敢去懂得青春、愛情、美麗，我不敢看見人生，我用知識粉飾我自己！我從這個時代落荒了下來，我懷疑自己是否還是一個活人，更懷疑自己的道路裡，我麻木，退縮，甚至不知道要求人權！&lsquo人是生而自由的。
&rsquo&mdash&mdash盧騷，盧騷啊，假如我隻求安甯，躲在火旁，我可以安适，一旦成名，也是學者，我豈能懂得自由！&rdquo于是他的心裡充滿了莊嚴：&ldquo一切夢想已經粉碎，現在是到了渴求行動的時間了！我不能遺忘我的那些兄弟們！&rdquo《中國勝利之夜》是一篇速寫，用輕輕的筆觸寫着那一陣歡樂的幸福的氣氛，一些人物浪似的湧上去，又退下來，一章輕松詩，淡淡地寫着那些快要爆炸了的心。
讀着這本書，我像是在一個江流邊靜靜地踱着，看那些金色的水花湧起又平伏，有一股郁郁的流，帶着奮激的熱力，在水花底下，也在我的心裡靜靜地流過。
一些無聲又遒勁的呼喊，一些陽光的從憂郁的雲層裡透出的喜悅，美麗又溫柔的人性的躍動的詩篇，激動又凝結的人性的詩篇，使我想起了沈從文與契诃夫的許多短篇。
但沈從文多松散，契诃夫的憂郁是近乎悲泣與嗚咽的，路翎的筆卻有更多凝煉的流質的華采與飛揚着的從無意識的深淵裡突發出來的生命的呼喊與神采。
現代的小說與現代的詩一樣，正陷在一種兩面苦戰的困苦萬狀的境況裡。
它必須而應該進行兩條戰線上的鬥争：一面要與庸俗的唯智主義（或理性主義），概念萬能的觀念論與新聞主義的結合物鬥争，另一方面又要與逃世式的神秘主義鬥争。
神秘主義是感覺主義或經驗主義的極端的發展與玄學的幻覺的結合，以異教的先知的姿态出現于近代文學中，實際上是基督教的靈的精神的另一變态。
現代最好的小說家之一，依修午德就曾在佛教的靈修中獲得這一傾向的發展。
教條主義，唯智主義群裡有肖伯納的說教，韋爾斯的理想小說，甚至帕索斯的從社會主義概念出發的新聞主義。
這兩者都是認識過程的某一階級（理性或感性的階級）的畸形的發展，也正是社會變革年代的意識形态上的必然産物。
但路翎小說卻有着一種年青的或原始的單純而深厚的生命力，像早晨的太陽，&ldquo甯靜而緻遠&rdquo，飽含着朦胧的柔和的美。
如果拿《青春的祝福》與《求愛》來作一番比較，那《求愛》就顯得更成熟，更細緻，更柔和，更是有生活的實感了。
《青春的祝福》還有些并不太真切的人生的姿态（僅僅是美的姿态，卻并未賦予相當的生命力），《求愛》卻比較更洗練，自然了，雖未如李廣田那樣洗盡鉛華而爐火純青，卻沒有了那些姿态與辭藻的堆砌。
如果拿《求愛》裡的各篇章來一番比較，那麼，即使是小說意味最重的幾篇如《秋夜》、《可憐的父親》、《求愛》，也還與其餘的各篇一樣是絢麗的人性的詩章。
這其中最富于詩情畫意的是開頭的那幾篇，《王家老太婆與她的小豬》、《灘上》、《悲憤的生涯》與《英雄的舞蹈》。
作者告訴我們，在他寫作的那段時間裡，他所接觸到的東西大半非常沉悶，帶着一種暗淡的性質。
&ldquo巨大的思想内容被濃煙遮蓋着而窒息了，旋轉在我的四周的卻是一個花樣複雜的世界。
在我逐漸地認識這個世界的時候，我的精神常常地被迫着後退，但我也偶爾地抓住了洶湧的波濤中的碎船的一片，從它們來繼續我的道路。
&rdquo是的，我們可以感知一種陰郁的類于呻吟的感情，但這感情同時是一股強大的激蕩，恰如破船之下的海洋的激蕩。
不錯，這時代的詩正應該是激蕩的人生，激蕩的世界的詩。
但這激蕩的詩是應該以更凝練更透明的光彩來表現的。
現代的文學正是自覺的文學，自覺的思想的透明與澄清是一個強大的力量，放棄這個力量，如作者的說法，不以自己的精神來說明客觀世界，隻沾沾自喜或随波逐流是一個損失，一種過錯。
而且隻以自己的精神來&ldquo說明客觀世界&rdquo還是不夠的，主觀的自覺的思想與别的一些從無意識的寶藏裡的巨大生命的沖擊力應該在作品的客觀性的形象裡凝集起來，發展成完整的一個小宇宙的覺識，主觀與客觀應該天衣無縫地渾然凝合。
&hellip&hellip （原載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日《文藝複興》第四卷第二期）蔣純祖的勝利 &mdash&mdash《财主底兒女們》讀後魯芋 不論它将接受到什麼樣的驚訝或者冷淡，《财主底兒女們》在它的雄辯的感召裡是應該而且已經被理解為&mdash&mdash&ldquo五四&rdquo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書的。
同時，主要地，知識分子在從傳統的迷陣頭破血流地突圍出來裡所感到的一切感情和意志的糾紛，在它裡面，都得到了應有的單純的解決。
為了實證這種理解不是陷于無益的虛誇，我們的讀者不能不挖出他自己的赤心來交感作者的也就是他的人物們的誠懇和悲壯。
唯有通過對革命的忠貞以及因之難免的帶血的戰績，我們（作者們和讀者們）在創作和閱讀的呼吸過程裡&mdash&mdash不，在發動和接應精神武器鬥争裡&mdash&mdash才不緻像目前一般文藝家及其顧客們那樣：一方面迷途于、甚至沉湎于，動物性的官能的刺激和反射；另一方面用挾天子令諸侯的氣派拿着&ldquo唯物論&rdquo的翻天印逼視着肉眼凡胎的芸芸衆生。
勝利是人人所追求的，但它決不會那麼容易地在三朋兩友的鬧戲園子的呼嘯裡發生。
它要流血&mdash&mdash流敵人的，也流自己的。
《财主底兒女們》熱烈而輝煌帶給我們的，正是這種人生的青春的勝利，希望的雄偉的勝利，蔣純祖憑着灼熱的愛與恨去和五顔六色的過去的煉獄共同碎身的勝利。
這是不可忽略的，尤其是不容歪曲的：蔣純祖的意志力量決不是像一般吹毛求疵的冷眼們所認為的&mdash&mdash來源于所謂&ldquo超人&rdquo的真空的昂揚；它，那種絕緣而又絕望的&ldquo英雄主義&rdquo，已經明确地具體在外強中幹的蔣少祖的複古的殡儀裡。
那麼，是什麼安排了蔣純祖的凄厲的一生呢？或者問，是什麼養育了他的那種愛愛仇仇的性格呢？當我們沉思于中國通史的難題時，是決不能放過上面這兩個問題的。
如果讀者本身對于生活裡的虛僞和殘忍沒有先天的免疫性和後天的抗毒力，那麼在浮腫的蒼白的人生哲學的領導下，他決不會理解到蔣純祖為什麼那麼酷愛豪邁的曠野，并且甘願在荒寒的石橋鄉向那些冷淡的人類化石們回擲他的屍體。
在今天，在中國，懦怯的各種辯護和軟弱的各種掩飾都将被嚴厲地批掴，而後萬劫不複地跌進他們應得的悲慘的晚景裡去。
投機者，動搖者們的這種躲不脫的遭遇，如果在曆史巨冊的前頁裡看不出明确的先例，那麼敢說在今天這一章上，它将作為人民凱旋的壯觀的陪襯而被輕淡地描寫過去。
但，蔣純祖此時此地卻是站了起來而且站住了。
蔣純祖的一生就是這個特定的時代裡一個特定的人格的鍛煉過程。
從蔣捷三的凄婉的蘇州認識了無可補救的過去的&ldquo光榮&rdquo的遺迹；從朱谷良和石華貴們的滴血的生命認識了荒鷹般翺翔于人間的卑污和懦怯之上的英雄氣派；從汪卓倫的默默的獻身以及他的那本忠實的記事冊認識了平庸和偉大之間的微妙的距離；從王定和，傅蒲生們的勾心鬥角認識了拜金者們的枉然的傾軋；從蔡淑媛，蔣秀菊的華貴的生活和夢想認識了小市民們的無聊而可笑的虛榮；從蔣少祖的一面用文章領導青年，一面投遞名片拜訪汪精衛和陳獨秀&mdash&mdash結果隻落得抄着手對落日悲惜地遐想的&ldquo中庸主義&rdquo，認識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躊躇的難關；而且，更從目前有聲有色的文化界&mdash&mdash戲劇界&mdash&mdash認識了&ldquo戰鬥者&rdquo的糜爛的僞裝；&mdash&mdash他，蔣純祖，有着時代渴求的熱情，和用以作為人生戰鬥的焦點的意志。
他必須用它們争取勝利，同時他必須和中國人民的沉默的搏殺息息相關地完成自己。
這時，中國充塞着悲壯的龐大的事件，除了轟轟烈烈的人民進軍以外，還有着不想看就看不見的人生暗壓的個别的掙紮和反抗，前者和後者除了比例的分别外是毫無性質的不同的。
中國所從事的，除了全世界都知道的&ldquo土地改革&rdquo以外，還有着麻痹的思想界的清血運動。
雖然後者常為一般人諱疾忌醫地含混過去，它卻不能不到底成為我們這些&ldquo一切為了前線&rdquo的文化君子們的嚴肅的課題之一。
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生活祭壇上面，過一天算兩個半天的灰色的憂郁自然是毫無意義的；但是，&ldquo畢其功于一役&rdquo的樂觀口吻以及&ldquo朕即人民&rdquo的高尚氣派也未免和實際情況有些出入。
什麼才是這方面的勝利呢？難道不正是蔣純祖所追求所擴充的勝利嗎？&mdash&mdash蔣純祖對卑污而虛僞的意識和行為用輕蔑和反抗和攻擊所換來的勝利嗎？ 蔣純祖終于帶着肺結核死在荒涼的石橋鄉了，在萬同華的愛情表白裡結束了他的短暫而複雜的一生。
如果我還不緻學無恥的犬儒下流到嘲笑他的生活上的無能，或者因為他沒有走上少年陸明棟所走的道路而否定他的真誠的一生，那麼，難道不可能從他的灼熱的心和悲壯的行程吸取一點勇氣來向即使周圍是銅牆鐵壁也要碰個你死我活的我們中國的大災難獻身嗎？他的勝利未必不就是把他的屍體當為一個後來者們沖鋒的踏闆嗎？由于戰鬥面積的龐大，以及人生遭遇的曲折，我們被部署在各種生活地域裡，有的在馬鞍上和子彈箱旁邊，那固然是直接了當而且幸福，有的卻在海外的酒吧間和國内的貧民窟巷裡。
但是，任你在茫茫人海的哪一個浪頭，正如太陽照在每一個人身上一樣，鬥争的良知呵護着每一個戰士的戰鬥要求的。
在蔣純祖的不幸的生活地域裡，如果有人為了招架&ldquo生活&rdquo而可悲地成為它的谄媚的奴才，那麼除了讓實際的浪潮來回答他的迷惘外，大可不必在彈網的空隙裡來慨歎這些虛妄的犧牲。
然而，蔣純祖是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地實踐着他的戰鬥要求的，假使我們失去了甚至根本就沒有一點微弱的忠貞，或者自以為有着比它更可貴的身份和地位而實際和人生的大痛苦、大悲涼和大歡樂保持着虛與委蛇的關系，我們是不配指着蔣純祖的遺體來信口雌黃的。
蔣純祖是幼稚而誠實地在中國的荊棘的道路上走了二十多年。
他的戰績分量顯然是不足夠的。
隻有在這點上說，他才有着可悲悼的失敗。
那麼，為了證明而且補價的失敗，讓我們完成持久而輝煌的勝利罷。
（載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螞蟻小集》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