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04 最高的理想，不過簡單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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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ghtingfieldswereprodigalofblood.
這是愛國志士的鄉土，
他們為了祖國的安全在戰場上殺人流血。
詩人贊美為國捐軀的志士，雖然他們在戰場上殺害生靈，同歸于盡，志士為國而死，這乃是一種靈感的（inspirational）行為，就和詩人寫成一首詩一般難能可貴。
所以為國殺身的行為，隻有詩人最能領略，隻有詩人最該能讴歌。
莎士比亞是英國最大的詩人，也是世界最大的愛國詩人。
他說： I'dlove Mycountry'sgood，witharespectmoretender， Moreholyandprofoundthanmineownlife. 我愛我的國家的福利， 較之我愛我的性命， 尤為深厚虔誠。
莎氏的戲劇本身，即是極濃厚的國家思想的象征，他的幾出連貫的史劇，無異是希臘的荷馬或羅馬的伊尼得，莎氏劇裡有一個根本的原理，即是：&ldquo積極勞動的愛國本能可以促成正義的行為。
&rdquo（&ldquoAnactiveinstinctofpatriotismpromotesrighteousconduct.&rdquo）這條原理乃是所有的莎氏史劇的中心思想，即是關于羅馬的幾出史劇也是如此。
《理查王第二》（RichardⅡ）乃最富愛國精神的戲，布靈布克（Bolingbroke）亦即是富愛國精神的一個角色。
布靈布克被放逐于國外，但想起他的祖國，他有無限的依戀的情緒，他把英國當作他的母親、保姆。
做了英國的人民，是他最引以自豪的一件事。
他說： Where'erIwander，boastofthisIcan. Thoughbanished，yetafreebornEnglishman. 無論流落何處，我可引以自豪。
雖被放逐，仍是堂堂的一個英國人。
莎氏并非是沒有世界眼光，心胸狹隘的詩人。
他并不是不愛和平，他更不曾鼓吹盲目地窮兵黩武。
亨利第五（HenryⅤ）是一個善戰之士，但他說： Inpeacethere'snothingsobecomesaman Asmodeststillnessandhumility. Butwhentheblastofwarblowsinhisears， Thenimitatetheactionofthetiger. 在和平時期，謙遜下人， 這當然是無上的美德。
但戰釁一開的時候， 便該像猛虎似的奮鬥。
亨利第五是有真正的愛國的熱情，而他并不陷于偏私的嫉外主義（chauvinism）。
英法是世仇，他鼓吹的親善。
莎氏把這些愛國的角色盡力地贊揚，實即贊揚其愛國思想。
莎氏史劇之所以偉大，這也是主因之一。
許多詩人不但是愛國，并且還愛愛國的精神，所以他們不隻是愛他們自己的國，且進而愛他人的國。
這是一種俠義的風度，也可說是對真理的忠誠。
一般人常以為詩人而倡言愛國，乃器量狹小之征候，然而試看拜倫之幫助希臘的獨立運動，果是器量狹小嗎？拜倫崇奉的偶像是自由&mdash&mdash個人的自由、國家的自由、人類的自由。
他拟想從前希臘的鼎盛時代，如今竟屈服于外力之下，不禁悲感交集，于是縱其筆鋒，迸為《希臘之群島》（IslesofGreece），筆鋒不足，佐以劍鋒，馳驟沙場，身死于米索朗奇。
布蘭地斯（Brandes）批評他說： Itwasthefree-bornEnglishman'sindignationatseeingothernationsunabletoshakeofffromaforeignyoketowhichhisownnationwouldneverhavedreamofsubmitting. 這乃是堂堂的英國人，目擊别國不能脫離外國君王的勢力，因而憤怒不平，因為英國自己從來沒有夢想到過要受制于外國。
拜倫對希臘的同情，實在也是對于一切弱小民族、一切被損害民族的同情。
拜倫是反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健将，當他大聲疾呼地向着日趨式微的西班牙喊着： Awake，yesonsofSpain!Awake!Advance! Lo，chivalry，youancientgoddess，cries! 醒啊，西班牙的子孫！醒啊！前進！ 啊，你們古昔崇祀的武士道在喊着呢！ 無論哪一小國的國民都該覺得有一種警頑起懦的力量，一團真火把心血燒得澎湃沸騰。
可見主張愛國的詩人，其心胸之廣大正不在世界主義者之下。
詩人不是屬于一國的，而屬于全人類的；他激發人們的愛國，不是激發一國的國民愛國，而是激發全人類的愛國心。
除了為希臘效命的詩人拜倫而外，還有為愛爾蘭表深摯的同情的康白耳（Campbell）。
康白耳是蘇格蘭人，他心裡充滿了愛國的熱誠和愛自由的思想。
他一面高唱着YeMarinersofEngland，一面為希臘、波蘭、西班牙等國唱着悲歌慷慨的調子。
他追念西班牙的愛國志士： Glorytothemthatdieinthisgreatcause Kings，Bigots，caninflictnobrandofshame， Orshapeofdeath，toshroudthemfromapplause No!&mdash&mdashManglersofthemartyr'searthlyframe! Yourhangman'sfingerscannottouchhisfame. Stillinyourprostrateland，thereshallbesome Proudhearts，theshrinesoffreedom'svestalflame. Longtrainsofillmaypassunheeded，dumb， Butvengeanceisbehind，andjusticeistocome. 他們為國而死的人，何等榮耀， 帝王們，暴主們，不能科他們以 玷辱或死刑，埋沒他們的聲譽：&mdash&mdash 不能！&mdash&mdash殺傷志士身軀的人們， 你們的狡吏的手指不能觸動他的名譽分毫。
在你的降伏的國土裡，仍有一些 不屈不撓的心靈，&ldquo自由&rdquo貞火的神龛。
連貫的罪惡或可暫時含混過去， 但是報複随後就到，正義終必得伸。
他又在《希臘人之歌》（SongoftheGreeks）裡說： Againtothebattle，Achaians! Ourheartsbidthetyrantsdefiance Ourland，thefirstgardenofLiberty'stree&mdash&mdash Ithasbeen，andshallyetbe，thelandofthefree. 再來厮殺啊，阿克伊安人！ 我們的心靈向暴主們抗衡； 我們的國土，最初的&ldquo自由&rdquo之樹的花園&mdash&mdash 曾經是，将來還是，自由之土。
在詩人眼裡，當一個愛國志士聽見國家呼喚他的時候，挺身而起，拔劍而鬥，這其間沒有什麼道理可講，沒有什麼功利可圖，隻是鼓着滿腔熱血灑向疆場。
&ldquo他們不必答語，他們不必思維什麼道理，他們隻消去做，并且去死。
&rdquo殉國是一樁最美的事，為國戰死更是最可敬的事。
詩人愛和平，但是詩人尤愛自由，詩人恨争鬥，但是詩人尤恨桎梏。
詩人中有許多是誤解愛國精神的。
更有人因詩人的誤解，輾轉援引，更加誤解。
印度的太戈爾不必再說，英國詩人有很多反對國家主義的，譬如說，約翰孫博士給愛國精神下定義說：&ldquoPatriotismisthelastrefugeofascoundrel.&rdquo（&ldquo愛國精神乃流氓最後的護身符。
&rdquo）不知約翰孫此語蓋有所指，并非泛論愛國精神。
還有些詩人，确是抱着帝國主義的精神，最近的例便是吉百齡（Kipling）。
他愛英國，但是他因為愛英國而輕視别國，在East＆West一首固足表示其心胸的狹隘，而《白人的擔負》（Whiterftert&rsquosBurden）一首裡簡直暴露其侵略的主張了。
他以為隻有他的國家與他的種族是世界上最優越的，這是由于他的思想上的根本錯誤，而吾人攻擊詩人的國家主義卻不能引他為例。
本文所論是限于一般常态的詩人并說明他們的國家思想。
像吉百齡這樣的例外，可不多談。
詩人的愛國是極自然的事。
我們在一個地方住久了，便會生出戀戀不舍的情緒，更何況于我們祖宗墳墓所在的祖國呢？詩人做詩不可勉強，當然要聽候于他的靈感。
其實靈感是什麼？就是詩人的情感受了内部或外界的刺激而發生的激動（emotionalexcitement）。
詩人的心境不同，環境亦異，所以詩人的靈感當然難得一緻。
不過在國家風雨飄搖之秋而産生幾個愛國的詩人，這是毫無足異的了。
詩的價值的平衡是在其自身的藝術的優美，所以我還是笃信&ldquo藝術為藝術&rdquo的主張，我論愛國詩的時候，是論詩裡的愛國思想，與詩的優劣毫無關系。
在我們中國，有一種傳統的觀念，以為詩人隻是吟風弄月之徒。
風非不可吟，月非不可弄，隻以風月為吟哦的對象便不近人情了。
我們中國的文化至今已漸漸地要成為曆史上的一個事實，目前隻見西方的勢力從各方面侵入。
我們的青年詩人還是要赓續我們曆來的詩風而吟風弄月呢，抑是暫且換一個更雄壯的調子來喚醒我們國人的心，起來鞏固我們中華文化的堡壘，以便後來的詩人還有吟風弄月之餘地呢？詩人的國家主義，不隻是政治經濟上的一個主義，而是廣義的自由獨立的精神。
國家主義的詩人所誓死抵抗的是侵害與怯懦，他所要求的是正義與忠誠。
詩人所最不能忍受的便是看着自己的祖國淪落到不能自立的地步而國人尚不自覺。
啊！我們的偉大的中華于今何在？ 我們的中華的國魂何時醒來？ 略談《新月》與新詩 中國人寫詩給中國人看，不要完全抛棄傳統 《新月》創刊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共出了四卷，每十二期為一卷，停刊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實際共出了四十三期。
編輯的任務我獨力擔任過八期，與朋友合編過八期。
我寫過三十幾篇文字。
所以我略知一點有關這個月刊的事情，雖然那已是距今四十多年的往事，記憶已經有些不太清楚。
在台灣，我隻一度略為翻閱過黃得時教授所藏的最初十冊。
我手頭并無任何其他可供參考的資料。
《新月》是一個綜合的刊物，一般思想與文藝并重。
胡适之先生是白話運動的前驅者，雖然他在《嘗試集》以後不大寫新詩，但是偶然做一兩首短短的詩，而且他對新詩的發展一直很感興趣，他自己知道他不是詩人，他頭腦太清晰，分析得太明白，比較長于寫散文。
他理智太強，對于詩也始終要求以&ldquo明白清楚&rdquo為基本的要素。
詩，不能停留在&ldquo明白清楚&rdquo的地步，隻能以&ldquo明白清楚&rdquo為基礎的一項，于&ldquo明白清楚&rdquo之外還要進而講究文學修飾之美，追求境界之高超以及情感表現之深邃。
胡先生的詩，的确是明白清楚，有時也頗有風緻，但是他的資質與主張把他拘束住了。
《新月》所刊出的詩篇數量不小，胡先生從來不加批評，他本着&ldquo但開風氣不為師&rdquo的主張靜靜地旁觀。
可是，他看到當時一些晦澀神秘的作品便搖頭歎息，有時候忍耐不住還要谥之為&ldquo笨謎&rdquo（其實詩就是近于謎，不過不應該笨而已）。
就我個人而論，我大緻上接受胡先生的理論，不過我認為還不夠，要在胡先生的理論之外再進一步去探求詩的奧義。
所謂晦澀的詩是指哪些人的作品，則胡先生從不提名道姓。
據我所知，那是一股相當流行的作風，最早開其端的大概是李金發。
他的詩大概是受法國的象征派詩人的影響，我不大看得懂，可是我的朋友聞一多說：&ldquo你自管看不懂，他的詩裡有東西。
&rdquo我問他是什麼東西，他又說不出來。
此外，徐玉諾的詩也相當地古怪。
稍後梁宗岱介紹法國人梵樂希的《水仙辭》及其他，并宣揚德國人裡爾克的詩論，更像是激其濁而揚其波。
我記得我在《詩刊》上寫過一篇文章，對于這一趨勢加以批評，我特别地舉出了林徽因女士的一首詩為例，後來我見到林女士，她有容忍的雅量，不以為忤。
《新月》上發表詩作的人以徐志摩、聞一多為最具代表性。
這兩位詩人對中國舊文字有相當根底，對英美近代詩也有相當的認識，所以他們寫的詩一方面繼承胡适先生所開創的白話詩作風，一方面複引進了模仿英美詩的嘗試。
在整個新詩發展過程中，《新月》的詩是一進步，但也隻是若幹企求進步的分子中之一。
徐志摩是極為浪漫而有風趣，今日讀其詩猶可想見其為人。
我憶起有一次在胡先生家裡集會，志摩遲到，他進得屋來，便從袖裡掏出一件東西給大家看，原來是一具小小的木制的棺材，長約四五寸，紅漆爍然。
棺材是不吉之物，但是縮小的袖珍的尺寸，便很玲珑乖巧。
打開棺蓋，裡面裝有香煙十數支，志摩乃舉以敬客。
大家都很欣賞這個香煙盒，使人想起浪漫詩人拜倫還有一個人頭骷髅制造的酒杯。
真乃無獨有偶，也算是一種&ldquo死的提醒物&rdquo（MementoMori）吧。
志摩的詩一部分得力于哈代，在格局上模仿的痕迹明顯，但是他沒有哈代的宿命論的哲學。
知志摩最深者莫若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曾說過志摩一生中的信條隻有一個&ldquo愛&rdquo字。
這就是唯情主義。
他的詩都是抒情的，對于遣詞用字他都肯用心，不是随随便便的大白話，故往往有濃麗之美，而不能出之于自然。
最初刊印的《志摩的詩》還是在摸索的階段，《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則是他的成熟之作。
布雷克的《猛虎》一詩的翻譯是他的得意之作。
雖是翻譯，但他認為他體會了原詩的精神，他表達了原詩的力量，他朗誦這首詩給我聽過，伸出他的特别大的巴掌作猛虎之攫拿狀，痛快淋漓。
聞一多也是浪漫派，不過比志摩沉郁一點，沒有志摩的輕靈。
影響一多最深的英詩人是伯朗甯、吉蔔齡、濟慈等人。
他一方面注重音節，一方面喜歡典雅繁缛。
志摩的詩以靈感見長，一多的詩以功力勝，我曾戲言謂&ldquo今之李杜&rdquo。
二人有一共同點：他們都想建立新詩的形式。
凡是藝術，沒有不重形式的。
絕句、律詩都是固定的形式，詞、曲尤為講究形式。
如今的白話詩往往隻是白話，不能成為詩。
西洋的&ldquo自由詩&rdquo&ldquo散文詩&rdquo，隻是一種變體，不足為訓。
以中國語文模仿西洋詩，在技術上有困難，因為中文是單音節。
一多一度試驗，在詩行中不以字為音節的單位，而以詞為單位，每行三個或四個詞甚至五個詞，讀起來就有節奏，同時寫起來也力求整齊，印出來方方的一塊。
有人譏之為&ldquo豆腐幹體&rdquo。
其實絕句、律詩若是分行印出來，便是&ldquo豆腐幹體&rdquo。
新詩印成豆腐幹形，又有何妨？不過這一試驗，由一多倡導，饒子離、朱湘、陳夢家等也參加此一嘗試，結果并未成功通行，實因這種寫法的基本原理仍是西式的，不谙英語、英詩的讀者仍難領略到其中的節奏。
中國單音文字的節奏仍需要有賴于單字的平仄才能表現出其抑揚頓挫。
舊體詩盡管可以不必再寫，舊體詩的音樂性不是可以由白話詩所能輕易設法取代的。
朱湘很有才氣，可惜很早就跳江而死。
他和《新月》沒有什麼關系，因為在《新月》之前就在北平和聞一多弄得不愉快。
他口口聲聲要打倒&ldquo偶像&rdquo聞一多，一多寫信給我說他是&ldquo瘋狗&rdquo。
兩個人積不相能，當然不能算是《新月》的一分子。
饒子離在詩方面成績不惡，在上海做過一陣市府秘書，抗戰後在四川青城山上學道，不知所終，他的詩沒有專集行世。
聞一多最賞識的兩位青年詩人，一個是方玮德，方令孺女士的侄兒，不幸早故；另一個是陳夢家，最初寫詩楚楚有緻，後來轉到甲骨文方面的研究，著有成績。
這兩位年輕詩人，是志摩很依賴的《詩刊》的生力軍。
《詩刊》隻出了四期，是在一九三一年左右發刊的。
那時我和一多在青島，《詩刊》的集稿由志摩一手包辦。
《詩刊》雖然壽命不長，但它是繼北平《晨報·詩镌》而來，和《新月》月刊都是一脈相承的。
這時候還有一位孫大雨，他寫詩氣魄很大，态度也不苟且，他給《詩刊》寫詩，好像還寫過一首很長很長的詩，這該是第一次長詩的出現。
孫大雨還譯過莎士比亞的《琅耶王》，用詩體譯的，很見功力。
《新月》月刊以相當的篇幅刊載新詩，寫詩的人也慎重其事地全力以赴，想給新詩打一點基礎，但是成就有限，僅在新詩發展過程中留下一點漣漪。
超越了早期白話詩的形态，這一點做到了，寫令人能懂的詩，不故弄玄虛，不走晦澀的路子，這一點也做到了。
可是距離建立新詩的典型，還差得遠。
我覺得《新月》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既不附和象征派的晦澀怪誕的作風，複無視于左派之口号叫嚣的嚷嚷鬥鬥。
《新月》發刊詞所揭橥的&ldquo尊嚴與健康&rdquo，亦正是《新月》一批人對于新詩的主張。
我以為，中國人用中國字寫新詩給中國人看，不能完全抛棄中國舊詩的傳統。
胡适之一開始就不願用&ldquo文學革命&rdquo的字樣。
他隻說&ldquo文學改良刍議&rdquo，&ldquo文學革命論&rdquo是陳獨秀的口号。
胡先生對一切都主張一點一滴地改良，不贊成革命。
舊詩是已到了需要改革的時候，但是胡先生常說初期白話詩如解放的小腳，嫌其不夠自然，這比喻并不太确切。
小腳如真的徹底解放，或腳根本不纏，那豈不是恢複腳的原狀？文學是前進的，不能恢複以前的狀态。
文學随着時代進展，必定随時代以新的姿态出現。
用白話寫新詩便是新姿态，這一潮流無法遏止。
不過我們有理由要求新詩寫得更像樣些。
如何能使新詩更像樣，不是官方的文藝政策所能奏效，亦不是文學批評家的意見所能左右，完全要靠詩人們自己的努力創作。
舊詩做不下去，要做新詩，但新詩仍然要使用舊詩的若幹技巧，這才是一條正确發展的路線。
新詩人要讀舊詩，要能寫舊詩，然後他寫出的新詩才能更進一步。
在台灣寫新詩的不少，我看像餘光中、夏菁、症弦、周夢蝶、葉珊、羅青等諸君子，他們的詩作較前人邁進一大步，不僅有新詩意，在文字技巧上一面吸取西詩，一面保存中國舊詩的優點，新詩之最後到達成熟階段也許是已經微露曙光了吧？
詩人贊美為國捐軀的志士，雖然他們在戰場上殺害生靈，同歸于盡，志士為國而死，這乃是一種靈感的（inspirational）行為，就和詩人寫成一首詩一般難能可貴。
所以為國殺身的行為，隻有詩人最能領略，隻有詩人最該能讴歌。
莎士比亞是英國最大的詩人，也是世界最大的愛國詩人。
他說： I'dlove Mycountry'sgood，witharespectmoretender， Moreholyandprofoundthanmineownlife. 我愛我的國家的福利， 較之我愛我的性命， 尤為深厚虔誠。
莎氏的戲劇本身，即是極濃厚的國家思想的象征，他的幾出連貫的史劇，無異是希臘的荷馬或羅馬的伊尼得，莎氏劇裡有一個根本的原理，即是：&ldquo積極勞動的愛國本能可以促成正義的行為。
&rdquo（&ldquoAnactiveinstinctofpatriotismpromotesrighteousconduct.&rdquo）這條原理乃是所有的莎氏史劇的中心思想，即是關于羅馬的幾出史劇也是如此。
《理查王第二》（RichardⅡ）乃最富愛國精神的戲，布靈布克（Bolingbroke）亦即是富愛國精神的一個角色。
布靈布克被放逐于國外，但想起他的祖國，他有無限的依戀的情緒，他把英國當作他的母親、保姆。
做了英國的人民，是他最引以自豪的一件事。
他說： Where'erIwander，boastofthisIcan. Thoughbanished，yetafreebornEnglishman. 無論流落何處，我可引以自豪。
雖被放逐，仍是堂堂的一個英國人。
莎氏并非是沒有世界眼光，心胸狹隘的詩人。
他并不是不愛和平，他更不曾鼓吹盲目地窮兵黩武。
亨利第五（HenryⅤ）是一個善戰之士，但他說： Inpeacethere'snothingsobecomesaman Asmodeststillnessandhumility. Butwhentheblastofwarblowsinhisears， Thenimitatetheactionofthetiger. 在和平時期，謙遜下人， 這當然是無上的美德。
但戰釁一開的時候， 便該像猛虎似的奮鬥。
亨利第五是有真正的愛國的熱情，而他并不陷于偏私的嫉外主義（chauvinism）。
英法是世仇，他鼓吹的親善。
莎氏把這些愛國的角色盡力地贊揚，實即贊揚其愛國思想。
莎氏史劇之所以偉大，這也是主因之一。
許多詩人不但是愛國，并且還愛愛國的精神，所以他們不隻是愛他們自己的國，且進而愛他人的國。
這是一種俠義的風度，也可說是對真理的忠誠。
一般人常以為詩人而倡言愛國，乃器量狹小之征候，然而試看拜倫之幫助希臘的獨立運動，果是器量狹小嗎？拜倫崇奉的偶像是自由&mdash&mdash個人的自由、國家的自由、人類的自由。
他拟想從前希臘的鼎盛時代，如今竟屈服于外力之下，不禁悲感交集，于是縱其筆鋒，迸為《希臘之群島》（IslesofGreece），筆鋒不足，佐以劍鋒，馳驟沙場，身死于米索朗奇。
布蘭地斯（Brandes）批評他說： Itwasthefree-bornEnglishman'sindignationatseeingothernationsunabletoshakeofffromaforeignyoketowhichhisownnationwouldneverhavedreamofsubmitting. 這乃是堂堂的英國人，目擊别國不能脫離外國君王的勢力，因而憤怒不平，因為英國自己從來沒有夢想到過要受制于外國。
拜倫對希臘的同情，實在也是對于一切弱小民族、一切被損害民族的同情。
拜倫是反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健将，當他大聲疾呼地向着日趨式微的西班牙喊着： Awake，yesonsofSpain!Awake!Advance! Lo，chivalry，youancientgoddess，cries! 醒啊，西班牙的子孫！醒啊！前進！ 啊，你們古昔崇祀的武士道在喊着呢！ 無論哪一小國的國民都該覺得有一種警頑起懦的力量，一團真火把心血燒得澎湃沸騰。
可見主張愛國的詩人，其心胸之廣大正不在世界主義者之下。
詩人不是屬于一國的，而屬于全人類的；他激發人們的愛國，不是激發一國的國民愛國，而是激發全人類的愛國心。
除了為希臘效命的詩人拜倫而外，還有為愛爾蘭表深摯的同情的康白耳（Campbell）。
康白耳是蘇格蘭人，他心裡充滿了愛國的熱誠和愛自由的思想。
他一面高唱着YeMarinersofEngland，一面為希臘、波蘭、西班牙等國唱着悲歌慷慨的調子。
他追念西班牙的愛國志士： Glorytothemthatdieinthisgreatcause Kings，Bigots，caninflictnobrandofshame， Orshapeofdeath，toshroudthemfromapplause No!&mdash&mdashManglersofthemartyr'searthlyframe! Yourhangman'sfingerscannottouchhisfame. Stillinyourprostrateland，thereshallbesome Proudhearts，theshrinesoffreedom'svestalflame. Longtrainsofillmaypassunheeded，dumb， Butvengeanceisbehind，andjusticeistocome. 他們為國而死的人，何等榮耀， 帝王們，暴主們，不能科他們以 玷辱或死刑，埋沒他們的聲譽：&mdash&mdash 不能！&mdash&mdash殺傷志士身軀的人們， 你們的狡吏的手指不能觸動他的名譽分毫。
在你的降伏的國土裡，仍有一些 不屈不撓的心靈，&ldquo自由&rdquo貞火的神龛。
連貫的罪惡或可暫時含混過去， 但是報複随後就到，正義終必得伸。
他又在《希臘人之歌》（SongoftheGreeks）裡說： Againtothebattle，Achaians! Ourheartsbidthetyrantsdefiance Ourland，thefirstgardenofLiberty'stree&mdash&mdash Ithasbeen，andshallyetbe，thelandofthefree. 再來厮殺啊，阿克伊安人！ 我們的心靈向暴主們抗衡； 我們的國土，最初的&ldquo自由&rdquo之樹的花園&mdash&mdash 曾經是，将來還是，自由之土。
在詩人眼裡，當一個愛國志士聽見國家呼喚他的時候，挺身而起，拔劍而鬥，這其間沒有什麼道理可講，沒有什麼功利可圖，隻是鼓着滿腔熱血灑向疆場。
&ldquo他們不必答語，他們不必思維什麼道理，他們隻消去做，并且去死。
&rdquo殉國是一樁最美的事，為國戰死更是最可敬的事。
詩人愛和平，但是詩人尤愛自由，詩人恨争鬥，但是詩人尤恨桎梏。
詩人中有許多是誤解愛國精神的。
更有人因詩人的誤解，輾轉援引，更加誤解。
印度的太戈爾不必再說，英國詩人有很多反對國家主義的，譬如說，約翰孫博士給愛國精神下定義說：&ldquoPatriotismisthelastrefugeofascoundrel.&rdquo（&ldquo愛國精神乃流氓最後的護身符。
&rdquo）不知約翰孫此語蓋有所指，并非泛論愛國精神。
還有些詩人，确是抱着帝國主義的精神，最近的例便是吉百齡（Kipling）。
他愛英國，但是他因為愛英國而輕視别國，在East＆West一首固足表示其心胸的狹隘，而《白人的擔負》（Whiterftert&rsquosBurden）一首裡簡直暴露其侵略的主張了。
他以為隻有他的國家與他的種族是世界上最優越的，這是由于他的思想上的根本錯誤，而吾人攻擊詩人的國家主義卻不能引他為例。
本文所論是限于一般常态的詩人并說明他們的國家思想。
像吉百齡這樣的例外，可不多談。
詩人的愛國是極自然的事。
我們在一個地方住久了，便會生出戀戀不舍的情緒，更何況于我們祖宗墳墓所在的祖國呢？詩人做詩不可勉強，當然要聽候于他的靈感。
其實靈感是什麼？就是詩人的情感受了内部或外界的刺激而發生的激動（emotionalexcitement）。
詩人的心境不同，環境亦異，所以詩人的靈感當然難得一緻。
不過在國家風雨飄搖之秋而産生幾個愛國的詩人，這是毫無足異的了。
詩的價值的平衡是在其自身的藝術的優美，所以我還是笃信&ldquo藝術為藝術&rdquo的主張，我論愛國詩的時候，是論詩裡的愛國思想，與詩的優劣毫無關系。
在我們中國，有一種傳統的觀念，以為詩人隻是吟風弄月之徒。
風非不可吟，月非不可弄，隻以風月為吟哦的對象便不近人情了。
我們中國的文化至今已漸漸地要成為曆史上的一個事實，目前隻見西方的勢力從各方面侵入。
我們的青年詩人還是要赓續我們曆來的詩風而吟風弄月呢，抑是暫且換一個更雄壯的調子來喚醒我們國人的心，起來鞏固我們中華文化的堡壘，以便後來的詩人還有吟風弄月之餘地呢？詩人的國家主義，不隻是政治經濟上的一個主義，而是廣義的自由獨立的精神。
國家主義的詩人所誓死抵抗的是侵害與怯懦，他所要求的是正義與忠誠。
詩人所最不能忍受的便是看着自己的祖國淪落到不能自立的地步而國人尚不自覺。
啊！我們的偉大的中華于今何在？ 我們的中華的國魂何時醒來？ 略談《新月》與新詩 中國人寫詩給中國人看，不要完全抛棄傳統 《新月》創刊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共出了四卷，每十二期為一卷，停刊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實際共出了四十三期。
編輯的任務我獨力擔任過八期，與朋友合編過八期。
我寫過三十幾篇文字。
所以我略知一點有關這個月刊的事情，雖然那已是距今四十多年的往事，記憶已經有些不太清楚。
在台灣，我隻一度略為翻閱過黃得時教授所藏的最初十冊。
我手頭并無任何其他可供參考的資料。
《新月》是一個綜合的刊物，一般思想與文藝并重。
胡适之先生是白話運動的前驅者，雖然他在《嘗試集》以後不大寫新詩，但是偶然做一兩首短短的詩，而且他對新詩的發展一直很感興趣，他自己知道他不是詩人，他頭腦太清晰，分析得太明白，比較長于寫散文。
他理智太強，對于詩也始終要求以&ldquo明白清楚&rdquo為基本的要素。
詩，不能停留在&ldquo明白清楚&rdquo的地步，隻能以&ldquo明白清楚&rdquo為基礎的一項，于&ldquo明白清楚&rdquo之外還要進而講究文學修飾之美，追求境界之高超以及情感表現之深邃。
胡先生的詩，的确是明白清楚，有時也頗有風緻，但是他的資質與主張把他拘束住了。
《新月》所刊出的詩篇數量不小，胡先生從來不加批評，他本着&ldquo但開風氣不為師&rdquo的主張靜靜地旁觀。
可是，他看到當時一些晦澀神秘的作品便搖頭歎息，有時候忍耐不住還要谥之為&ldquo笨謎&rdquo（其實詩就是近于謎，不過不應該笨而已）。
就我個人而論，我大緻上接受胡先生的理論，不過我認為還不夠，要在胡先生的理論之外再進一步去探求詩的奧義。
所謂晦澀的詩是指哪些人的作品，則胡先生從不提名道姓。
據我所知，那是一股相當流行的作風，最早開其端的大概是李金發。
他的詩大概是受法國的象征派詩人的影響，我不大看得懂，可是我的朋友聞一多說：&ldquo你自管看不懂，他的詩裡有東西。
&rdquo我問他是什麼東西，他又說不出來。
此外，徐玉諾的詩也相當地古怪。
稍後梁宗岱介紹法國人梵樂希的《水仙辭》及其他，并宣揚德國人裡爾克的詩論，更像是激其濁而揚其波。
我記得我在《詩刊》上寫過一篇文章，對于這一趨勢加以批評，我特别地舉出了林徽因女士的一首詩為例，後來我見到林女士，她有容忍的雅量，不以為忤。
《新月》上發表詩作的人以徐志摩、聞一多為最具代表性。
這兩位詩人對中國舊文字有相當根底，對英美近代詩也有相當的認識，所以他們寫的詩一方面繼承胡适先生所開創的白話詩作風，一方面複引進了模仿英美詩的嘗試。
在整個新詩發展過程中，《新月》的詩是一進步，但也隻是若幹企求進步的分子中之一。
徐志摩是極為浪漫而有風趣，今日讀其詩猶可想見其為人。
我憶起有一次在胡先生家裡集會，志摩遲到，他進得屋來，便從袖裡掏出一件東西給大家看，原來是一具小小的木制的棺材，長約四五寸，紅漆爍然。
棺材是不吉之物，但是縮小的袖珍的尺寸，便很玲珑乖巧。
打開棺蓋，裡面裝有香煙十數支，志摩乃舉以敬客。
大家都很欣賞這個香煙盒，使人想起浪漫詩人拜倫還有一個人頭骷髅制造的酒杯。
真乃無獨有偶，也算是一種&ldquo死的提醒物&rdquo（MementoMori）吧。
志摩的詩一部分得力于哈代，在格局上模仿的痕迹明顯，但是他沒有哈代的宿命論的哲學。
知志摩最深者莫若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曾說過志摩一生中的信條隻有一個&ldquo愛&rdquo字。
這就是唯情主義。
他的詩都是抒情的，對于遣詞用字他都肯用心，不是随随便便的大白話，故往往有濃麗之美，而不能出之于自然。
最初刊印的《志摩的詩》還是在摸索的階段，《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則是他的成熟之作。
布雷克的《猛虎》一詩的翻譯是他的得意之作。
雖是翻譯，但他認為他體會了原詩的精神，他表達了原詩的力量，他朗誦這首詩給我聽過，伸出他的特别大的巴掌作猛虎之攫拿狀，痛快淋漓。
聞一多也是浪漫派，不過比志摩沉郁一點，沒有志摩的輕靈。
影響一多最深的英詩人是伯朗甯、吉蔔齡、濟慈等人。
他一方面注重音節，一方面喜歡典雅繁缛。
志摩的詩以靈感見長，一多的詩以功力勝，我曾戲言謂&ldquo今之李杜&rdquo。
二人有一共同點：他們都想建立新詩的形式。
凡是藝術，沒有不重形式的。
絕句、律詩都是固定的形式，詞、曲尤為講究形式。
如今的白話詩往往隻是白話，不能成為詩。
西洋的&ldquo自由詩&rdquo&ldquo散文詩&rdquo，隻是一種變體，不足為訓。
以中國語文模仿西洋詩，在技術上有困難，因為中文是單音節。
一多一度試驗，在詩行中不以字為音節的單位，而以詞為單位，每行三個或四個詞甚至五個詞，讀起來就有節奏，同時寫起來也力求整齊，印出來方方的一塊。
有人譏之為&ldquo豆腐幹體&rdquo。
其實絕句、律詩若是分行印出來，便是&ldquo豆腐幹體&rdquo。
新詩印成豆腐幹形，又有何妨？不過這一試驗，由一多倡導，饒子離、朱湘、陳夢家等也參加此一嘗試，結果并未成功通行，實因這種寫法的基本原理仍是西式的，不谙英語、英詩的讀者仍難領略到其中的節奏。
中國單音文字的節奏仍需要有賴于單字的平仄才能表現出其抑揚頓挫。
舊體詩盡管可以不必再寫，舊體詩的音樂性不是可以由白話詩所能輕易設法取代的。
朱湘很有才氣，可惜很早就跳江而死。
他和《新月》沒有什麼關系，因為在《新月》之前就在北平和聞一多弄得不愉快。
他口口聲聲要打倒&ldquo偶像&rdquo聞一多，一多寫信給我說他是&ldquo瘋狗&rdquo。
兩個人積不相能，當然不能算是《新月》的一分子。
饒子離在詩方面成績不惡，在上海做過一陣市府秘書，抗戰後在四川青城山上學道，不知所終，他的詩沒有專集行世。
聞一多最賞識的兩位青年詩人，一個是方玮德，方令孺女士的侄兒，不幸早故；另一個是陳夢家，最初寫詩楚楚有緻，後來轉到甲骨文方面的研究，著有成績。
這兩位年輕詩人，是志摩很依賴的《詩刊》的生力軍。
《詩刊》隻出了四期，是在一九三一年左右發刊的。
那時我和一多在青島，《詩刊》的集稿由志摩一手包辦。
《詩刊》雖然壽命不長，但它是繼北平《晨報·詩镌》而來，和《新月》月刊都是一脈相承的。
這時候還有一位孫大雨，他寫詩氣魄很大，态度也不苟且，他給《詩刊》寫詩，好像還寫過一首很長很長的詩，這該是第一次長詩的出現。
孫大雨還譯過莎士比亞的《琅耶王》，用詩體譯的，很見功力。
《新月》月刊以相當的篇幅刊載新詩，寫詩的人也慎重其事地全力以赴，想給新詩打一點基礎，但是成就有限，僅在新詩發展過程中留下一點漣漪。
超越了早期白話詩的形态，這一點做到了，寫令人能懂的詩，不故弄玄虛，不走晦澀的路子，這一點也做到了。
可是距離建立新詩的典型，還差得遠。
我覺得《新月》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既不附和象征派的晦澀怪誕的作風，複無視于左派之口号叫嚣的嚷嚷鬥鬥。
《新月》發刊詞所揭橥的&ldquo尊嚴與健康&rdquo，亦正是《新月》一批人對于新詩的主張。
我以為，中國人用中國字寫新詩給中國人看，不能完全抛棄中國舊詩的傳統。
胡适之一開始就不願用&ldquo文學革命&rdquo的字樣。
他隻說&ldquo文學改良刍議&rdquo，&ldquo文學革命論&rdquo是陳獨秀的口号。
胡先生對一切都主張一點一滴地改良，不贊成革命。
舊詩是已到了需要改革的時候，但是胡先生常說初期白話詩如解放的小腳，嫌其不夠自然，這比喻并不太确切。
小腳如真的徹底解放，或腳根本不纏，那豈不是恢複腳的原狀？文學是前進的，不能恢複以前的狀态。
文學随着時代進展，必定随時代以新的姿态出現。
用白話寫新詩便是新姿态，這一潮流無法遏止。
不過我們有理由要求新詩寫得更像樣些。
如何能使新詩更像樣，不是官方的文藝政策所能奏效，亦不是文學批評家的意見所能左右，完全要靠詩人們自己的努力創作。
舊詩做不下去，要做新詩，但新詩仍然要使用舊詩的若幹技巧，這才是一條正确發展的路線。
新詩人要讀舊詩，要能寫舊詩，然後他寫出的新詩才能更進一步。
在台灣寫新詩的不少，我看像餘光中、夏菁、症弦、周夢蝶、葉珊、羅青等諸君子，他們的詩作較前人邁進一大步，不僅有新詩意，在文字技巧上一面吸取西詩，一面保存中國舊詩的優點，新詩之最後到達成熟階段也許是已經微露曙光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