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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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此密旨,來掀開皇帝陰私的挾持之意,更非殺此人不可了。

     不過,他也實在怕鬧出「千古君臣的大笑話」來。

    殺年羹堯容易,要殺年羹堯而讓中外大臣覺得皇帝一再寬容、仁至義盡,實在是年羹堯自速其死,皇帝為了朝廷的綱紀不得不殺,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須一步一步來。

     第一步是查年羹堯的財產,以便將來抄家,也是斷絕他造反的本錢。

    皇帝早得密報,年羹堯從回任以後,便有二十車的箱籠行李,從西安出潼關,到了河南,便不知去向了,所以密令田文鏡嚴查。

     田文鏡很能幹,居然查到,實際上是十八車,由河南到直隸,最後停留地點是保定。

    在那裏,年羹堯買了前任漕運總督王梁一所大宅,由他親信家人嚴二看守,這十八車行李,便卸在這所大宅之內。

     於是直隸總督李維鈞,為皇帝認定是年羹堯一黨。

    直隸境內之事,河南巡撫能查得到,本省地方長官豈有不知之理?知而不報,自是徇庇。

     形勢內外皆張,而年羹堯始終不肯死心,以為皇帝隻是看他權高震主,隻要自己表示無意弄權,皇帝為了不願鬧笑話,仍會優容。

    所以,在五月初上了一個密摺,請求到浙江以後,賞假半年,以便養病,接著在五月十三又上了一個密摺。

     「跪讀上諭三道,輾轉深思,汗流浹背,愧悔莫及。

    惟自知愧悔而感激益深,感激益深而恐懼彌甚。

    雖已具摺遵旨回奏,然臣之負罪如山,萬死莫贖,既不敢久羈陝省,亦不敢遽赴浙江,聞江南儀正縣地方,為南北水陸分途,今將川陝總督衙門欽部案件並臣任內皇上密交事務面與署督臣嶽鍾琪逐一交代明白。

    臣於雍正三年五月十七日啟程,前至儀正縣,靜候綸音,理合奏明,伏祈聖主,大施再造之恩,曲賜生全之路,庶幾犬馬之微軀,猶圖矢報於將來。

    臣不勝驚惶待罪之至。

    」 這個摺子寫得壞透了。

    年羹堯的想法是。

    皇帝既拿「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戰場」這句由擁護「朱三太子」的遺民,所製作傳佈的口號,用來警告他不可有謀逆之心,那麼為了避免嫌疑,最好是不赴浙江。

    在江蘇儀正縣南北水陸分途之處待命,希望調他回京,乃是自明心跡之意。

     但「既不敢久羈陝省,亦不敢遽赴浙江」這句話,實在是講不通的,接下文「靜候綸音」來看,則又頗有挾持之意。

     皇帝覺得這是一個有力的把柄,也是一個極好的題目,頗有發揮的餘地。

    於是第一步是將原摺發交內閣、六部、九卿、科道等共同閱看,當作何處置? 各衙門公議:「年羹堯背義負恩,越分藐法,為天地之必誅,臣民所共憤。

    應請革職,追奪一切恩賞,鎖拿來京,嚴審正法。

    」皇帝道是,有許多不法情事,正命年羹堯明白回奏,所請處分,應候回奏到日再行請旨。

     由此開始,皇帝零敲碎剮,不肯給年羹堯一個痛快。

    最初是將年羹堯的太保革掉,然後有一件參案,加一次處分。

    七月初八,追奪黃帶、紫韁,並命繳回四團龍補服;七月十九,由一等公降為二等公;七月二十五,由二等公降為三等公;七月二十七,年羹堯奏報接任日期,並不謝恩,革去杭州將軍,降為閒散章京。

    八月初十,由三等公降為一等精奇尼哈番,這個滿洲話的世職,比公爵低得多,相當於一品武將;過了四天又降為阿思哈尼哈番,相當於從二品武將;八月二十七日再降為阿達哈哈番,隻相當於從三品武將了。

     其時浙江巡撫法海,因為說過「內外所用皆小人,隻有年羹堯是豪傑」的話,為皇帝調取進京。

    新任巡撫福敏是小阿哥弘曆的師傅,一向親信。

    八月二十九到任,當天就上了三個摺子,一個是接印謝恩;一個是沿途所見年成及米價;一個就是年羹堯在杭州的情形,亦是福敏此行的特殊任務。

     福敏說:「道經江南地方,一路密訪年羹堯行止,皆雲到浙之日,隨從尚有千餘人,馬匹亦多。

    將軍署中,人眾難容,另造房屋百餘間居住,所有誘引兵丁之言,如雲:『爾等聽我說話,不憂窮苦。

    』並合杭州知府隨時給發兵餉,不許遲誤。

    且代為籌畫馬價銀兩,百計市恩是實。

    」 年羹堯革職後,繼任杭州將軍的叫鄂彌達,年羹堯革職的上諭,就是由他親口傳達的。

    當時傳旨的情形,福敏奏報:「及將軍鄂彌達到日,令處閒散章京之列,始覺惶悚,向鄂彌達雲:『皇上要殺我麼?』鄂彌達雲:『爾敗壞至此,皆爾自取,且參爾者即爾平日信用之人,更有何說?』年羹堯雲:『彼參我,亦是無可奈何』等語。

    據年羹堯所言如此,則李維鈞等結黨不散,明參暗合,顯然有據。

    」 如果年羹堯對李維鈞翻臉成仇,破口大罵一頓,倒也無事,這種諒解的語氣,竟是相知極深,彼此都能體諒對方本心無他的交情,那就無怪乎連福敏都要疑心他們「結黨不散,明參暗合」了。

     代為藏匿財產,既經田文鏡參劾有據,如今年羹堯又是這樣的態度,李維鈞的紗帽自然再也保不住。

    而年羹堯「百計市恩」,居心亦頗不可問。

    在皇帝看,四海之內,隻有浙江的民風士習最澆薄,前明東林黨的積習,至今不改,反清復明的事故,比哪裏都多。

    當初將年羹堯調為杭州將軍,原有一種下餌的作用,若有前明的遺民,心存救國,或許會跟年羹堯去接頭,煽動他造反,便可一網打盡。

    如今看樣子,這一著亦很危險,不要年羹堯成了氣候,以東南財賦之區,亦足以為造反的憑藉。

     因此,皇帝決定不必再折磨年羹堯了,派內大臣拉錫攜帶硃諭,到浙江去鎖拿年羹堯進京治罪。

    到了十月初七,福敏與鄂彌達連名上了個密摺:「九月二十八日申刻,欽差閒散內大臣都統拉錫到杭州,齊捧上諭,鎖拏年羹堯,欽此,欽遵,臣等即於是夜,同都統拉錫,傳喚年羹堯到臣彌達衙門,臣敏宣讀上諭,即時鎖拏看守,臣敏恐伊家財產有藏匿遺漏之處,立即親自同內監二人,赴年羹堯家內查點,將內外各房門一一封閉,守至天明,與拉錫等面同逐件查點,撰造總冊,會疏具題外,又臣等會同搜查年羹堯內室,並書房櫥櫃內,書信並無一紙,隨將伊家人夾訊。

    據供:年羹堯於九月十二日,將一應書劄、書信燒毀等語,及問年羹堯供詞無異。

    至拉錫起身之後,臣等再加細搜粗重傢夥,於亂紙中得抄寫書二本,書面標題《讀書堂西征隨筆》,內有自序,係汪景祺姓名,臣等細觀其中所言,甚屬悖逆,不勝驚駭,連日密訪其人。

    至十月十六日,始知汪景祺即錢塘縣舉人汪日祺。

    臣等一面飭令地方官,將伊家屬封鎖看守,一面喚伊近房族弟,翰林院編修汪受祺,問其去向,據稱汪日祺現在京師罐兒胡同居住,我若欺罔不行實說,甘與日祺同罪等語,取其親筆供單存案。

    臣謹將逆犯汪日祺所撰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