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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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好些不準輕言立儲的口諭作根據，將王掞定了死罪。
覆奏送入乾清宮。
王掞在乾清門外待罪，不敢進宮。
皇帝卻諒解了他，對另一個大學士李光地說：「王掞的話，原不能算錯。
不過，他不應該授意言官同奏，言官不能本諸良心、獨立行事，成群結黨、遇事要脅，是明朝最壞的習慣。
你們把王掞的處分，擬得太重了，叫他進來，我有話開導他。
」 於是王掞奉召入宮，皇帝招手命他跪在禦榻前面，說了好久好久的話，聲音極低，定罪一事，亦就寬免。
連陳嘉猷等八人，亦無任何罪過。
猜想皇帝已將繼承大位的皇子，必須年紀較輕、體格壯健這兩個條件，告知了王掞。
及至皇十四子胤禎封為郡王，受命為撫遠大將軍，特準使用正黃旗纛，等於代替禦駕親征。
滿朝文武，皆知大命有歸。
如今安藏一事，已經收功。
恰又欣逢登極六十年，意料中將會詔告天下，立皇十四子為皇太子，誰知一無動靜。
而且眾臣上表，三月十八日萬壽，請準朝賀，皇帝亦復不許，心境這樣之壞，是為了什麼？王掞認為是皇帝對皇十四子深感失望，仍舊想立「二阿哥」，而苦於無法自我轉圜，因而再度上奏，請釋放二阿哥，話說得相當激切。
接著又有廣西道禦史陶彜，糾合同官十一人，包括陳嘉猷在內一起上奏，與王掞所作的請求，完全相同。
這一下，激起皇帝的震怒。
前後兩次，事出一轍！頭一次可以原諒他本心無他；第二次明知故犯，絕非偶然。
在皇帝看，是王掞有意不讓他過幾天舒服日子，存心搗亂。
其情可惡，其心可誅。
再也饒不得他了！ 於是皇帝在乾清門召集王公大臣，痛責王掞，植黨希榮，而且提到他祖父王錫爵的罪過，他說：「王錫爵在明神宗時，力奏建儲。
泰昌在位未及數月，天啟庸懦，天下大亂，至崇禎而不能守。
明朝之亡，錫爵不能辭其咎。
」 對王錫爵的指責，大緻是不錯的。
明末的史實，在當時信而有證。
神宗萬曆十年八月皇長子生；十四年正月皇三子生，他的生母鄭氏立刻進封為皇貴妃。
皇長子之母恭妃王氏，誕育元子，而未進封，顯然無寵。
從來帝王之家，母以子貴，而子亦以母貴，皇三子之母既然得寵，便很可能以幼奪長，被立為太子，所以宰相申時行等，上疏請立元子為東宮。
皇帝拒絕，他的理由是皇後年紀還輕，尚未有子，倘如現在立了東宮，將來皇後生了嫡子，又將如何？ 以後數年，便常有請求建儲的爭議，到得萬曆二十一年，王錫爵從家鄉省親回朝，便全力推動此事。
皇帝支吾其詞，想出各種辦法來拖延，最後計窮力竭，迫不得已在萬曆二十五年立皇長子為太子。
此時共有五個皇子，除皇三子封為福王以外，其餘三子封為瑞王、惠王、桂王。
萬曆四十九年七月，皇帝賓天，即為神宗。
皇長子於八月初一即位，改明年為泰昌元年。
哪知這個皇帝資質下愚，在熱孝之中，荒淫無度，以緻即位十天，便得了病。
有個鴻臚寺丞李可灼，私下進了一服丸藥，自稱是「仙丹」，其實是由婦人經水中提煉出來的紅鉛，乃是一種壯陽的春藥。
皇帝服了一丸，覺得暖潤滋暢，胃口大開，非常舒服。
哪知再進一丸，到了五鼓天明，嗚呼哀哉！這天是九月初一，在位剛好一個月。
這就是當初宮闈「三案」中的「紅丸」一案。
這個廟號光宗的皇帝既崩，皇長子即位，是為熹宗，寵信魏忠賢與乳媼客氏，搞得宮闈穢亂，醜不可聞，確是明朝亡天下的一個大關鍵。
康熙皇帝的意思是，倘非王錫爵極力主張立太子，則神宗雖然偏愛福王，但廢長立幼，亦知臣下必然反對，不緻貿然行事。
這樣到了臨終之前，擇賢而立，明朝的氣運又當別論了。
「王掞莫非以為我是明神宗，沒有主張，可以聽任大臣擺佈的昏君嗎？」皇帝疾言厲色地，「我本來沒有殺大臣的意思，哪知大臣自取其死，我也就無可如何了？你們傳旨給王掞，叫他明白回奏！」 皇帝很少有這樣震怒過，也很少以處死來威脅大臣，因而舉朝失色，甚至沒有人敢拿筆硯給王掞，仿佛這樣一做，就會被誤認為王掞的同黨，牽連獲罪。
王掞就在宮門待罪。
聽侍衛傳旨，要他回奏，卻連紙筆都沒有。
思量面奏，又憚於天威，怕言語失誤，反為不妙，迫不得已隻好老實說了。
「無紙無筆，無從回奏，可否賜我方便？」 那侍衛於心不忍，替他找來一張紙，一枝筆，一錠墨。
王便伏在階石上，用些唾沫將墨濡濕了，拿筆蘸了一蘸，寫了一篇簡單的奏疏。
他說：「臣伏見宋仁宗為一代賢君，而晚年立儲猶豫。
其時名臣為範鎮、包拯等，皆交章切諫，鬚髮為白。
臣愚，信書太篤，妄思效法古人，實未嘗妄嗾臺臣，共為此奏。
」 寫完，由侍衛捧著呈上禦前。
皇帝看他自己承認是個書呆子，心裏的氣消了些，不過，最後一點，卻還須細查&mdash&mdash唐朝設禦史臺，所以禦史稱為臺臣。
王掞自辯，不曾嗾使陶彜等十二禦史奏請建儲，這話是真是假，當然要查。
查明王掞的話不假，同時建議同一事，隻是巧合。
其時王大臣議奏：王掞及陶彜等十二人，應革職，從重議罪。
皇帝考慮下來，作了一個情理法兼顧的決定。
「王掞跟陶彜等人的奏摺，都說是為國為君，如今青海、西藏一帶，正在用兵，如果是忠君，就應該有滅此朝食的決心。
這十三個人，可以暫緩議罰，照八旗滿洲文官的例子，一律改委為額外章京，發往軍前，交撫遠大將軍差遣，效力贖罪。
」 在文官來說，這等於變相的充軍。
十二禦史，尚在中年，王掞年將七旬，鬢眉蒼蒼，一旦到了大漠荒寒之地，必死無疑。
因此，皇帝又作了一個權宜的處置，命王掞的長子，正在當翰林的王奕清，代父從軍。
王家兄弟很友愛，老二奕鴻正在湖南做糧道，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認為老父獲罪，長兄出塞，自己何能恬然居官。
所以變賣了自己的產業，與奕清同行，成了一段佳話，號稱「十三忠臣一孝子。
」
覆奏送入乾清宮。
王掞在乾清門外待罪，不敢進宮。
皇帝卻諒解了他，對另一個大學士李光地說：「王掞的話，原不能算錯。
不過，他不應該授意言官同奏，言官不能本諸良心、獨立行事，成群結黨、遇事要脅，是明朝最壞的習慣。
你們把王掞的處分，擬得太重了，叫他進來，我有話開導他。
」 於是王掞奉召入宮，皇帝招手命他跪在禦榻前面，說了好久好久的話，聲音極低，定罪一事，亦就寬免。
連陳嘉猷等八人，亦無任何罪過。
猜想皇帝已將繼承大位的皇子，必須年紀較輕、體格壯健這兩個條件，告知了王掞。
及至皇十四子胤禎封為郡王，受命為撫遠大將軍，特準使用正黃旗纛，等於代替禦駕親征。
滿朝文武，皆知大命有歸。
如今安藏一事，已經收功。
恰又欣逢登極六十年，意料中將會詔告天下，立皇十四子為皇太子，誰知一無動靜。
而且眾臣上表，三月十八日萬壽，請準朝賀，皇帝亦復不許，心境這樣之壞，是為了什麼？王掞認為是皇帝對皇十四子深感失望，仍舊想立「二阿哥」，而苦於無法自我轉圜，因而再度上奏，請釋放二阿哥，話說得相當激切。
接著又有廣西道禦史陶彜，糾合同官十一人，包括陳嘉猷在內一起上奏，與王掞所作的請求，完全相同。
這一下，激起皇帝的震怒。
前後兩次，事出一轍！頭一次可以原諒他本心無他；第二次明知故犯，絕非偶然。
在皇帝看，是王掞有意不讓他過幾天舒服日子，存心搗亂。
其情可惡，其心可誅。
再也饒不得他了！ 於是皇帝在乾清門召集王公大臣，痛責王掞，植黨希榮，而且提到他祖父王錫爵的罪過，他說：「王錫爵在明神宗時，力奏建儲。
泰昌在位未及數月，天啟庸懦，天下大亂，至崇禎而不能守。
明朝之亡，錫爵不能辭其咎。
」 對王錫爵的指責，大緻是不錯的。
明末的史實，在當時信而有證。
神宗萬曆十年八月皇長子生；十四年正月皇三子生，他的生母鄭氏立刻進封為皇貴妃。
皇長子之母恭妃王氏，誕育元子，而未進封，顯然無寵。
從來帝王之家，母以子貴，而子亦以母貴，皇三子之母既然得寵，便很可能以幼奪長，被立為太子，所以宰相申時行等，上疏請立元子為東宮。
皇帝拒絕，他的理由是皇後年紀還輕，尚未有子，倘如現在立了東宮，將來皇後生了嫡子，又將如何？ 以後數年，便常有請求建儲的爭議，到得萬曆二十一年，王錫爵從家鄉省親回朝，便全力推動此事。
皇帝支吾其詞，想出各種辦法來拖延，最後計窮力竭，迫不得已在萬曆二十五年立皇長子為太子。
此時共有五個皇子，除皇三子封為福王以外，其餘三子封為瑞王、惠王、桂王。
萬曆四十九年七月，皇帝賓天，即為神宗。
皇長子於八月初一即位，改明年為泰昌元年。
哪知這個皇帝資質下愚，在熱孝之中，荒淫無度，以緻即位十天，便得了病。
有個鴻臚寺丞李可灼，私下進了一服丸藥，自稱是「仙丹」，其實是由婦人經水中提煉出來的紅鉛，乃是一種壯陽的春藥。
皇帝服了一丸，覺得暖潤滋暢，胃口大開，非常舒服。
哪知再進一丸，到了五鼓天明，嗚呼哀哉！這天是九月初一，在位剛好一個月。
這就是當初宮闈「三案」中的「紅丸」一案。
這個廟號光宗的皇帝既崩，皇長子即位，是為熹宗，寵信魏忠賢與乳媼客氏，搞得宮闈穢亂，醜不可聞，確是明朝亡天下的一個大關鍵。
康熙皇帝的意思是，倘非王錫爵極力主張立太子，則神宗雖然偏愛福王，但廢長立幼，亦知臣下必然反對，不緻貿然行事。
這樣到了臨終之前，擇賢而立，明朝的氣運又當別論了。
「王掞莫非以為我是明神宗，沒有主張，可以聽任大臣擺佈的昏君嗎？」皇帝疾言厲色地，「我本來沒有殺大臣的意思，哪知大臣自取其死，我也就無可如何了？你們傳旨給王掞，叫他明白回奏！」 皇帝很少有這樣震怒過，也很少以處死來威脅大臣，因而舉朝失色，甚至沒有人敢拿筆硯給王掞，仿佛這樣一做，就會被誤認為王掞的同黨，牽連獲罪。
王掞就在宮門待罪。
聽侍衛傳旨，要他回奏，卻連紙筆都沒有。
思量面奏，又憚於天威，怕言語失誤，反為不妙，迫不得已隻好老實說了。
「無紙無筆，無從回奏，可否賜我方便？」 那侍衛於心不忍，替他找來一張紙，一枝筆，一錠墨。
王便伏在階石上，用些唾沫將墨濡濕了，拿筆蘸了一蘸，寫了一篇簡單的奏疏。
他說：「臣伏見宋仁宗為一代賢君，而晚年立儲猶豫。
其時名臣為範鎮、包拯等，皆交章切諫，鬚髮為白。
臣愚，信書太篤，妄思效法古人，實未嘗妄嗾臺臣，共為此奏。
」 寫完，由侍衛捧著呈上禦前。
皇帝看他自己承認是個書呆子，心裏的氣消了些，不過，最後一點，卻還須細查&mdash&mdash唐朝設禦史臺，所以禦史稱為臺臣。
王掞自辯，不曾嗾使陶彜等十二禦史奏請建儲，這話是真是假，當然要查。
查明王掞的話不假，同時建議同一事，隻是巧合。
其時王大臣議奏：王掞及陶彜等十二人，應革職，從重議罪。
皇帝考慮下來，作了一個情理法兼顧的決定。
「王掞跟陶彜等人的奏摺，都說是為國為君，如今青海、西藏一帶，正在用兵，如果是忠君，就應該有滅此朝食的決心。
這十三個人，可以暫緩議罰，照八旗滿洲文官的例子，一律改委為額外章京，發往軍前，交撫遠大將軍差遣，效力贖罪。
」 在文官來說，這等於變相的充軍。
十二禦史，尚在中年，王掞年將七旬，鬢眉蒼蒼，一旦到了大漠荒寒之地，必死無疑。
因此，皇帝又作了一個權宜的處置，命王掞的長子，正在當翰林的王奕清，代父從軍。
王家兄弟很友愛，老二奕鴻正在湖南做糧道，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認為老父獲罪，長兄出塞，自己何能恬然居官。
所以變賣了自己的產業，與奕清同行，成了一段佳話，號稱「十三忠臣一孝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