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我為什麼離開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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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武漢已遭過兩次大轟炸，疏散人口的宣傳與實施也日緊一日。
我贊成疏散人口，并且願為這件事去宣傳。
可是，對于自己，我可沒想到也有離開武漢的必要，仿佛我是與疏散人口這事實毫無關系的。
轟炸，随便吧，炸不死就寫稿子。
炸彈有兩次都落在離我不很遠的地方。
走，我想不到，我相信武漢永久不會陷落，我相信文協的朋友都願繼續工作，我相信到武漢受了更大威脅的時候，我與朋友們就能得到更多的工作。
因此，我不能走，連想也不想一下，好象我是命定的該死在武漢，或是眼看着敵人在這裡敗潰下去。
有些人已向我讨論遷移的問題了，我不大起勁。
剛到武漢，我以留在武漢為恥；現在疏散人口了，我以離開武漢為恥。
多住一天仿佛就多一分勇氣與力量，其實我手無寸鐵，并未曾沖鋒陷陣去，也不能在保衛大武漢的工作中充一名壯丁。
可憐的弱書生啊！ 衛國是最實在的事。
身，膽，心，智，四者都健壯充實，才能作個戰士，空喊是沒有用的，哀号更為可憐。
我沒有好的身體，一切便無須再說了。
留在武漢麼？空有膽子是不中用的，有膽量的老鼠還能咬沉敵人的軍艦麼？我不想走，可是忽然的便上了船，多麼可笑呢！ 是的，我忽然就上了船。
按着馮先生的意思，他要把我送到桂林去。
他說：那裡山水好，還有很好的地方住，去到那裡寫寫文章倒不錯。
我十分感激他的善意，可是我并不願意去；不是對桂林有什麼成見，而是不肯離開武漢。
緊跟着文協便開會了，讨論遷移的問題，幾個理由，使大家決定把總會遷到重慶：（一）總會是全國性的，不必死守武漢。
（二）理事與會員多數是有固定職業的，他們必随着供職的機關而離開武漢。
各機關，各書局，各報館，有的已經遷走，有的正預備移動。
有人才能辦事；人都走淨，總會豈不隻剩下一塊牌子了麼？即使有幾個沒職業的（象我自己）願留在這裡，還有什麼用處呢？再說：（三）疏散人口，舟船不夠用；機關裡能設法索要或包雇船隻，私人不會有此便利。
一到戰局緊急，交通工具都受統制，要走可就更加困難了。
所以要走得趕快走。
（四）政府是在重慶，文協不應與政府失去聯系。
書局與印刷所多數遷往重慶，文協的工作當然與這二者有密切關系，所以也當移往，以便繼續工作。
理事與會員散在各處者不少，可是哪裡也沒有在重慶的這麼多，會務既當取決于多數人，到重慶自最妥當。
有上述的種種理由，總會遷往重慶遂成決議。
誰代表總會去呢？有職業而必須與機關相進退者，也許能，也許不能到重慶去：就是恰巧能到重慶去，也須等着機關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動。
而且，他們即使随着機關到了重慶，他們當然是先忙機關裡的事，有餘力才能顧及文協的會務。
這樣，總會必須委托沒有職業的理事前往重慶，以期專辦會務，象在武漢那樣。
理事，是理事，不是會員。
因為理事對會務熟習，辦事較易；而且被派往重慶者，路費統須自籌；理事，既是理事，雖窮而沒法推辭，職務所在，理當賠錢；若派會員，可就不能這樣不客氣，雖然在辦事上，無所謂理事與會員之分，本是共同努力。
可是在議決案裡不能不說得官樣一些。
好了，我沒職業，我是理事，而且擔任總務，我得走！有錢買船票與否，我不敢問自己，以免減少對會務負責的勇氣。
可是，我真不願走！遷移之議既成，我還希望多延遲幾天。
我自己去訪了幾位最愛護文協的，而且在政府有地位的朋友，探聽探聽：假若我們不走，是不是可以得到些工作呢？不必是用筆的工作，教我們去救護被難的民衆，或伺候傷兵，也行。
心裡想：隻要有點門路，我就可以有話說，不上桂林，也不去重慶，而留在武漢。
可是，我所得到的是：“還是走好。
”完了，武漢不允許我住下去了。
所以，忽然就上了船。
既不能住，何不快走；船票不易得，抓到一張便須起身。
流亡者的生活一半是在舟車之上，流亡者的命運也仿佛被車票與船票決定着。
我離開漢口，擠在洋奴與鴉片鬼之間。
洋奴賞給我不開的水數杯，搶去我“費心”五元；花了錢，換來了痢疾。
沒有強健身體的，不配活在這偉大時代。
我既不能赴前線，又不能留在武漢；我隻能用錢換來痢疾，在那充滿鴉片煙味的船上。
載一九三八年十月《彈花》第六期
這時候，武漢已遭過兩次大轟炸，疏散人口的宣傳與實施也日緊一日。
我贊成疏散人口，并且願為這件事去宣傳。
可是，對于自己，我可沒想到也有離開武漢的必要，仿佛我是與疏散人口這事實毫無關系的。
轟炸，随便吧，炸不死就寫稿子。
炸彈有兩次都落在離我不很遠的地方。
走，我想不到，我相信武漢永久不會陷落，我相信文協的朋友都願繼續工作，我相信到武漢受了更大威脅的時候，我與朋友們就能得到更多的工作。
因此，我不能走，連想也不想一下，好象我是命定的該死在武漢，或是眼看着敵人在這裡敗潰下去。
有些人已向我讨論遷移的問題了，我不大起勁。
剛到武漢，我以留在武漢為恥；現在疏散人口了，我以離開武漢為恥。
多住一天仿佛就多一分勇氣與力量，其實我手無寸鐵，并未曾沖鋒陷陣去，也不能在保衛大武漢的工作中充一名壯丁。
可憐的弱書生啊！ 衛國是最實在的事。
身，膽，心，智，四者都健壯充實，才能作個戰士，空喊是沒有用的，哀号更為可憐。
我沒有好的身體，一切便無須再說了。
留在武漢麼？空有膽子是不中用的，有膽量的老鼠還能咬沉敵人的軍艦麼？我不想走，可是忽然的便上了船，多麼可笑呢！ 是的，我忽然就上了船。
按着馮先生的意思，他要把我送到桂林去。
他說：那裡山水好，還有很好的地方住，去到那裡寫寫文章倒不錯。
我十分感激他的善意，可是我并不願意去；不是對桂林有什麼成見，而是不肯離開武漢。
緊跟着文協便開會了，讨論遷移的問題，幾個理由，使大家決定把總會遷到重慶：（一）總會是全國性的，不必死守武漢。
（二）理事與會員多數是有固定職業的，他們必随着供職的機關而離開武漢。
各機關，各書局，各報館，有的已經遷走，有的正預備移動。
有人才能辦事；人都走淨，總會豈不隻剩下一塊牌子了麼？即使有幾個沒職業的（象我自己）願留在這裡，還有什麼用處呢？再說：（三）疏散人口，舟船不夠用；機關裡能設法索要或包雇船隻，私人不會有此便利。
一到戰局緊急，交通工具都受統制，要走可就更加困難了。
所以要走得趕快走。
（四）政府是在重慶，文協不應與政府失去聯系。
書局與印刷所多數遷往重慶，文協的工作當然與這二者有密切關系，所以也當移往，以便繼續工作。
理事與會員散在各處者不少，可是哪裡也沒有在重慶的這麼多，會務既當取決于多數人，到重慶自最妥當。
有上述的種種理由，總會遷往重慶遂成決議。
誰代表總會去呢？有職業而必須與機關相進退者，也許能，也許不能到重慶去：就是恰巧能到重慶去，也須等着機關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動。
而且，他們即使随着機關到了重慶，他們當然是先忙機關裡的事，有餘力才能顧及文協的會務。
這樣，總會必須委托沒有職業的理事前往重慶，以期專辦會務，象在武漢那樣。
理事，是理事，不是會員。
因為理事對會務熟習，辦事較易；而且被派往重慶者，路費統須自籌；理事，既是理事，雖窮而沒法推辭，職務所在，理當賠錢；若派會員，可就不能這樣不客氣，雖然在辦事上，無所謂理事與會員之分，本是共同努力。
可是在議決案裡不能不說得官樣一些。
好了，我沒職業，我是理事，而且擔任總務，我得走！有錢買船票與否，我不敢問自己，以免減少對會務負責的勇氣。
可是，我真不願走！遷移之議既成，我還希望多延遲幾天。
我自己去訪了幾位最愛護文協的，而且在政府有地位的朋友，探聽探聽：假若我們不走，是不是可以得到些工作呢？不必是用筆的工作，教我們去救護被難的民衆，或伺候傷兵，也行。
心裡想：隻要有點門路，我就可以有話說，不上桂林，也不去重慶，而留在武漢。
可是，我所得到的是：“還是走好。
”完了，武漢不允許我住下去了。
所以，忽然就上了船。
既不能住，何不快走；船票不易得，抓到一張便須起身。
流亡者的生活一半是在舟車之上，流亡者的命運也仿佛被車票與船票決定着。
我離開漢口，擠在洋奴與鴉片鬼之間。
洋奴賞給我不開的水數杯，搶去我“費心”五元；花了錢，換來了痢疾。
沒有強健身體的，不配活在這偉大時代。
我既不能赴前線，又不能留在武漢；我隻能用錢換來痢疾，在那充滿鴉片煙味的船上。
載一九三八年十月《彈花》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