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論青年讀書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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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圖書副刊的編者在“卷頭語”裡慨歎近二十幾年來中國書籍出版之少。這是不錯的。但他隻就量說，沒說到質上去。一般人所感到的怕倒是近些年來書籍出版之濫；有鑒别力的自然知所去取，苦的是尋常的大學生中學生，他們往往是并蓄兼收的。文史方面的書似乎更濫些；一個人隻要能讀一點古文，能讀一點外國文（英文或日文），能寫一點白話文，幾乎就有資格寫這一類書，而且很快的寫成。這樣寫成的書當然不能太長，太詳盡，所以左一本右一本總是這些“概論”“大綱”“小史”，看起來倒也熱熱鬧鬧的。
供給由于需要；這個需要大約起于五四運動之後。那時青年開始發現自我，急求擴而充之，野心不小。他們求知識像狂病；無論介紹西洋文學哲學的曆史及理論，或者整理國故，都是新文化，都不遲疑地一口吞下去。他們起初拚命讀雜志，後來覺得雜志太零碎，要求系統的東西；“概論”等等便漸漸地應運而生。楊蔭深先生《編輯〈中國文學大綱〉的意義》（見《先秦文學大綱》）裡說得最明白：
在這樣浩繁的文學書籍之中，試問我們是不是全部都去研究它，如果我們是個歡喜研究中國文學的話。那自然是不可能的，從時間上，與經濟上，我們都不可能的。然而在另一方面說來，我們終究非把它全部研究一下不可，因為非如此，不足以滿我們的欲望。于是其中便有聰明人出來了，他們用了簡要的方法，把全部的中國文學做了一個簡要的叙述，這通常便是所謂“文學史”。（楊先生說這種文學史往往是“點鬼簿”，他自己的書要“把中國文學稍詳細的叙述，而成有一個系統與一個次序”。）
青年系統的趣味與有限的經濟時間使他們隻願意隻能夠讀這類“架子書”。說是架子書，因為這種書至多隻是搭着的一副空架子，而且十有九是歪曲的架子。青年有了這副架子，除知識欲滿足以外，還可以靠在這架子上作文，演說，教書。這便成了求學謀生的一條捷徑。有人說從前讀書人隻知道一本一本念古書，常苦于沒有系統；現在的青年系統卻又太多，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系統上，系統以外便沒有别的。但這些架子是不能支持長久的；沒有東西填進去，晃晃蕩蕩的，總有一天會倒下來。
從前人著述，非常謹慎。有許多大學者終生不敢著書，隻寫點劄記就算了。印書不易，版權也不能賣錢。自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他們學問的良心關系最大。他們窮年累月孜孜兀兀地幹下去，知道的越多，膽子便越小，決不願拾人牙慧，決不願蹈空立說。他們也許有矯枉過正的地方，但這種認真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現在我們印書方便了，版權也能賣錢了，出書不能像舊時代那樣謹嚴，怕倒是勢所必至；但像近些年來這樣濫，總不是正當的發展。早先坊間也有“大全”“指南”一類書，印行全為賺錢；但通常不将這些書看作正經玩意兒，所以流弊還少，現在的“概論”“大綱”“小史”等等，卻被青年當作學問的寶庫，以為有了這些就可以上下古今，毫無窒礙。這個流弊就大了，他們将永不知道學問為何物。曾聽見某先生說，一個學生學了“哲學概論”，一定學不好哲學。他指的還是大學裡一年的課程；至于坊間的薄薄的哲學概論書，自然更不在話下。平心而論，就一般人看，學一個概論的課程，未嘗無益；就是讀一本像樣的概論書，也有些好處。但現在坊間卻未必有這種像樣的東西。
說“概論”“大綱”“小史”，取其便于标舉；有些雖用這類名字卻不是這類書，也有些确不用這類名字而卻是這類書——如某某研究，某某小叢書之類。這種書大概篇幅少，取其價廉，容易看畢；可是系統全，各方面都說到一點兒，看完了仿佛什麼都知道。編這種書隻消抄錄與排比兩種工夫，所以略有文字訓練的人都能動手。抄錄與排比也有幾等幾樣，這裡所要的是最簡便最快當的辦法。譬如編全唐詩研究罷，不必去看全唐詩，更不必看全唐文，唐代其他著述，以及唐以前的詩，隻要找幾本中國文學史，加上幾種有評注的選本，抄抄編編，改頭換面，好歹成一個系統（其實隻是條理）就行了。若要表現時代精神，還可以随便檢幾句流行的評論插進去。這種轉了好幾道手的玩意，好像攙了好幾道水的酒，淡而無味，自不用說；最壞的是讓讀者既得不着實在的東西，又失去了接近原著的機會，還養成求近功抄小路的脾氣。再加上編者照例的匆忙，事實，年代，書名，篇名，句讀，字，免不了這兒颠倒那兒錯，那是更誤人了。其實“概論”“大綱”“小史”也可以做得好。一是自己有心得，有主張，在大著作之前或之後，寫出來的小書；二是融會貫通，博觀約取的著作；雖無創見，卻能要言不繁，節省一般讀者的精力。這兩種可都得讓學有專長的人做去，而且并非倉卒可成。
1934年1月29日。
供給由于需要；這個需要大約起于五四運動之後。那時青年開始發現自我，急求擴而充之，野心不小。他們求知識像狂病；無論介紹西洋文學哲學的曆史及理論，或者整理國故，都是新文化，都不遲疑地一口吞下去。他們起初拚命讀雜志，後來覺得雜志太零碎，要求系統的東西；“概論”等等便漸漸地應運而生。楊蔭深先生《編輯〈中國文學大綱〉的意義》（見《先秦文學大綱》）裡說得最明白：
在這樣浩繁的文學書籍之中，試問我們是不是全部都去研究它，如果我們是個歡喜研究中國文學的話。那自然是不可能的，從時間上，與經濟上，我們都不可能的。然而在另一方面說來，我們終究非把它全部研究一下不可，因為非如此，不足以滿我們的欲望。于是其中便有聰明人出來了，他們用了簡要的方法，把全部的中國文學做了一個簡要的叙述，這通常便是所謂“文學史”。（楊先生說這種文學史往往是“點鬼簿”，他自己的書要“把中國文學稍詳細的叙述，而成有一個系統與一個次序”。）
青年系統的趣味與有限的經濟時間使他們隻願意隻能夠讀這類“架子書”。說是架子書，因為這種書至多隻是搭着的一副空架子，而且十有九是歪曲的架子。青年有了這副架子，除知識欲滿足以外，還可以靠在這架子上作文，演說，教書。這便成了求學謀生的一條捷徑。有人說從前讀書人隻知道一本一本念古書，常苦于沒有系統；現在的青年系統卻又太多，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系統上，系統以外便沒有别的。但這些架子是不能支持長久的；沒有東西填進去，晃晃蕩蕩的，總有一天會倒下來。
從前人著述，非常謹慎。有許多大學者終生不敢著書，隻寫點劄記就算了。印書不易，版權也不能賣錢。自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他們學問的良心關系最大。他們窮年累月孜孜兀兀地幹下去，知道的越多，膽子便越小，決不願拾人牙慧，決不願蹈空立說。他們也許有矯枉過正的地方，但這種認真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現在我們印書方便了，版權也能賣錢了，出書不能像舊時代那樣謹嚴，怕倒是勢所必至；但像近些年來這樣濫，總不是正當的發展。早先坊間也有“大全”“指南”一類書，印行全為賺錢；但通常不将這些書看作正經玩意兒，所以流弊還少，現在的“概論”“大綱”“小史”等等，卻被青年當作學問的寶庫，以為有了這些就可以上下古今，毫無窒礙。這個流弊就大了，他們将永不知道學問為何物。曾聽見某先生說，一個學生學了“哲學概論”，一定學不好哲學。他指的還是大學裡一年的課程；至于坊間的薄薄的哲學概論書，自然更不在話下。平心而論，就一般人看，學一個概論的課程，未嘗無益；就是讀一本像樣的概論書，也有些好處。但現在坊間卻未必有這種像樣的東西。
說“概論”“大綱”“小史”，取其便于标舉；有些雖用這類名字卻不是這類書，也有些确不用這類名字而卻是這類書——如某某研究，某某小叢書之類。這種書大概篇幅少，取其價廉，容易看畢；可是系統全，各方面都說到一點兒，看完了仿佛什麼都知道。編這種書隻消抄錄與排比兩種工夫，所以略有文字訓練的人都能動手。抄錄與排比也有幾等幾樣，這裡所要的是最簡便最快當的辦法。譬如編全唐詩研究罷，不必去看全唐詩，更不必看全唐文，唐代其他著述，以及唐以前的詩，隻要找幾本中國文學史，加上幾種有評注的選本，抄抄編編，改頭換面，好歹成一個系統（其實隻是條理）就行了。若要表現時代精神，還可以随便檢幾句流行的評論插進去。這種轉了好幾道手的玩意，好像攙了好幾道水的酒，淡而無味，自不用說；最壞的是讓讀者既得不着實在的東西，又失去了接近原著的機會，還養成求近功抄小路的脾氣。再加上編者照例的匆忙，事實，年代，書名，篇名，句讀，字，免不了這兒颠倒那兒錯，那是更誤人了。其實“概論”“大綱”“小史”也可以做得好。一是自己有心得，有主張，在大著作之前或之後，寫出來的小書；二是融會貫通，博觀約取的著作；雖無創見，卻能要言不繁，節省一般讀者的精力。這兩種可都得讓學有專長的人做去，而且并非倉卒可成。
1934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