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文學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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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代的人”。
這就是他們我們的矛盾和苦悶所在。
古代的文人能夠代訴民間疾苦，現代的文人也能夠表現人道主義。
但是這種辦法多多少少有些居高臨下。
平民世紀所要求的不是這個，而是一般高的表現和傳達；這就是說文人得作為平民而生活着，然後将那生活的經驗表現、傳達出來。
麥克裡希所謂“革命的時代”的“革命”，不知是不是這個意思，然而這确是一種革命。
革命需要大勇氣，自然難。
然而苦悶要求出路，矛盾會得發展。
我們的文人漸漸的在工商業的大都市之外發現了農業的内地。
在自己的小小的圈子之外發現了小公務員。
他們的視野擴大了，認識也清楚多了，他們漸漸能夠把握這個時代了。
自然，新文學運動以來的作者早就在寫農村，寫官僚。
然而态度不同，他們是站在知識階級自己的立場盡了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任務。
現在這時代進一步要求他們自己站到平民的立場上來說話。
他們寫内地，寫小公務員，就是在不自覺的多多少少接受着這個要求，所以說是“發現”。
再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個人主義一度猛烈的擡頭，一般作者都将注意集中在自己身上，甚至以“身邊瑣事”為滿足。
現在由自己轉到小公務員，轉到内地人，也該算是“發現”。
知識階級的文人如果再能夠自覺的努力發現下去，再多擴大些，再多認識些，再多表現、傳達或暴露些，那麼，他們會漸漸的終于無形的參加了政治社會的改革的。
那時他們就确實站在平民的立場，“作這個時代的人”了。
現在舉例來說，文人大多數生活在都市裡，他們還可以去發現知識青年，發現小店員，還可以發現攤販：這些人都已經有集團的生活了，去發現也許并不太難。
現在的報紙上就有這種特寫，那正是一個很好的起頭。
說起報紙，我覺得現在的文藝跟報章體并不一定有高低的分别，而是在彼此交融着，看了許多特寫可以知道。
現在的文藝因為讀者群的增大，不能再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了，它得訴諸廣大的讀衆。
加上話劇和報紙特寫的發達和暗示，它不自覺的漸漸的走向明白痛快的寫實一路。
文藝用的語言雖然總免不掉夾雜文言，夾雜歐化，但是主要的努力是向着活的語言。
文藝一面取材于活的語言，一面也要使文藝的語言變成活的語言。
在這種情形之下，雜文、小說和話劇自然就順序的一個賽一個的加速的發展。
這三員大将依次的正是我們開路的先鋒。
楊先生那篇文就是雜文，他用的就是第一員先鋒。
北平《新生報》，1946年。
這就是他們我們的矛盾和苦悶所在。
古代的文人能夠代訴民間疾苦，現代的文人也能夠表現人道主義。
但是這種辦法多多少少有些居高臨下。
平民世紀所要求的不是這個，而是一般高的表現和傳達；這就是說文人得作為平民而生活着，然後将那生活的經驗表現、傳達出來。
麥克裡希所謂“革命的時代”的“革命”，不知是不是這個意思，然而這确是一種革命。
革命需要大勇氣，自然難。
然而苦悶要求出路，矛盾會得發展。
我們的文人漸漸的在工商業的大都市之外發現了農業的内地。
在自己的小小的圈子之外發現了小公務員。
他們的視野擴大了，認識也清楚多了，他們漸漸能夠把握這個時代了。
自然，新文學運動以來的作者早就在寫農村，寫官僚。
然而态度不同，他們是站在知識階級自己的立場盡了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任務。
現在這時代進一步要求他們自己站到平民的立場上來說話。
他們寫内地，寫小公務員，就是在不自覺的多多少少接受着這個要求，所以說是“發現”。
再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個人主義一度猛烈的擡頭，一般作者都将注意集中在自己身上，甚至以“身邊瑣事”為滿足。
現在由自己轉到小公務員，轉到内地人，也該算是“發現”。
知識階級的文人如果再能夠自覺的努力發現下去，再多擴大些，再多認識些，再多表現、傳達或暴露些，那麼，他們會漸漸的終于無形的參加了政治社會的改革的。
那時他們就确實站在平民的立場，“作這個時代的人”了。
現在舉例來說，文人大多數生活在都市裡，他們還可以去發現知識青年，發現小店員，還可以發現攤販：這些人都已經有集團的生活了，去發現也許并不太難。
現在的報紙上就有這種特寫，那正是一個很好的起頭。
說起報紙，我覺得現在的文藝跟報章體并不一定有高低的分别，而是在彼此交融着，看了許多特寫可以知道。
現在的文藝因為讀者群的增大，不能再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了，它得訴諸廣大的讀衆。
加上話劇和報紙特寫的發達和暗示，它不自覺的漸漸的走向明白痛快的寫實一路。
文藝用的語言雖然總免不掉夾雜文言，夾雜歐化，但是主要的努力是向着活的語言。
文藝一面取材于活的語言，一面也要使文藝的語言變成活的語言。
在這種情形之下，雜文、小說和話劇自然就順序的一個賽一個的加速的發展。
這三員大将依次的正是我們開路的先鋒。
楊先生那篇文就是雜文，他用的就是第一員先鋒。
北平《新生報》，194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