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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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見出他是個考據家,并已見出他的考據的本領。

    他注重詩人的年代和詩的年代。

    關于唐詩的許多錯誤的解釋與錯誤的批評,都由于錯誤的年代。

    他曾将唐代一部分詩人生卒年代可考者制成一幅圖表,誰看了都會一目了然。

    他是學過圖案畫的,這幫助他在考據上發現了一種新技術;這技術是值得發展的。

    但如一般所知,他又是個詩人,并且是個在領導地位的新詩人,他親自經過創作的甘苦,所以更能欣賞詩人與詩。

    他的《唐詩雜論》雖然隻有五篇,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

    這些不但将欣賞和考據融化得恰到好處,并且創造了一種詩樣精粹的風格,讀起來句句耐人尋味。

     後來他在《詩經》、《楚辭》上多用力量。

    我們知道要了解古代文學,必須從語言下手,就是從文字聲韻下手。

    但必須能夠活用文字聲韻的種種條例,才能有所創獲。

    聞先生最佩服王念孫父子,常将《讀書雜志》、《經義述聞》當作消閑的書讀着。

    他在古書通讀上有許多驚人而确切的發明。

    對于甲骨文和金文,也往往有獨到之見。

    他研究《詩經》,注重那時代的風俗和信仰等等;這幾年更利用弗洛依德以及人類學的理論得到一些深入的解釋。

    他對《楚辭》的興趣似乎更大,而尤集中于其中的神話。

    他的研究神話,實在給我們學術界開辟了一條新的大路。

    關于伏羲的故事,他曾将許多神話綜合起來,頭頭是道,創見最多,關系極大。

    曾聽他談過大概,可惜寫出來的還隻是一小部分。

    他研究《周易》,是愛其中的片段的故事,注重的是社會生活經濟生活的表現。

    近三四年他又專力研究《莊子》,探求原始道教的面目,并發見莊子一派政治上不合作的态度。

    以上種種都跟傳統的研究不同:眼光擴大了,深入了,技術也更進步了,更周密了。

    所以貢獻特别多,特别大。

    近年他又注意整個的中國文學史,打算根據經濟史觀去研究一番,可惜還沒有動手就殉了道。

     這真是我們一個不容易補償的損失啊! 《國文月刊》,1946年。

     (原載1946年8月30日《國文月刊》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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