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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記述帝王史事，凡時間可考的，均系以年月。
内容主要記述帝王言行政迹，兼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國家大事。
實際上，它是一部編年體的帝王簡史，可視為全書的綱要。
世家記載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的曆史變遷，記事方法也是按年系事，等于諸侯的本紀。
個别人物，如孔子、陳涉，雖非王侯，但其行事和影響卻與一般人臣迥然有别，所以，也列入世家。
張守節《史記·孔子世家正義》說：“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于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司馬貞《史記·陳涉世家索隐》說：“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将相竟滅秦，以其首事也。
”兩家的诠釋符合實際情況。
列傳主要是人物傳記，上層勳臣士大夫，下層某領域的代表人物，均可入傳。
對于四邊的少數民族，也撰有專傳。
書是有關各種典章制度的專篇，内容包括政治、經濟、禮樂、天文曆算等重要領域。
表采用表格的形式，簡明扼要地标注人物和事件。
《史記》的五個組成部分不是毫無聯系的，而是有機地構成一個整體。
全書的中心是本紀，世家、列傳的取舍均與本紀有内在的聯系。
立足本紀去閱讀世家、列傳，便會把握整個的曆史背景；而配合世家、列傳去閱讀本紀，才會對本紀增加許多生動具體的認識。
本紀、世家、列傳，基本以人物為主要線索。
書則不同，它以社會的方方面面為專題，詳述制度的興替沿革。
幾個部分組合起來，就構成了系統、完整的曆史畫面。
在《史記》的五個組成部分中，本紀與列傳所占篇幅最多，是書中的主體。
因此，人們把《史記》的體裁稱之為“紀傳體”。
這是司馬遷在曆史編纂學上的一個創舉。
從此以後，曆代史學家沿其規制，編寫了大量的紀傳體史書，名聲最著的莫過于二十四史中《史記》以外的二十三史。
二十三史和晚出的《清史稿》，雖然在體制上與《史記》不完全相同，如《漢書》無世家，書改稱志，一些史既無世家，也無表、書。
但是，諸史卻無一例外的有紀有傳，均未超出司馬遷創設的體制。
由于紀傳體史書體制宏大，可以分門别類地容納曆朝的典制，又能突出帝王的中心地位，真實地反映上下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級制度，所以，特别受到當權者的重視，成為各朝“正史”。
《隋書·經籍志序》說：繼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之後，“世有著述，皆拟班、馬，以為‘正史’。
”到清乾隆年間，欽定以《史記》為首的二十四史為“正史”。
紀傳體史書的這種特殊地位，是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等各體史書所無法比拟的。
《史記》記事的上限起于傳說時代的黃帝，下限學術界說法不一。
有兩種說法贊同者多，一說終于武帝獲麟的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一說終于太初年間（公元前104年至前101年）。
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武帝時期，曆時三千年左右。
司馬遷把如此之長的曆史載之于《史記》，從而使《史記》成為貫穿古今的通史，這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還是第一次。
司馬遷之前，也出現過不少史作，如《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世本》、《秦記》、《楚漢春秋》等，都是不同時代的史學代表作。
但這些史書都不具備古今通史的性質，在時代空間上有一定的局限性。
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期，經濟繁榮，中央集權制得到加強，文化勃興。
奮發昂揚的時代氣息，給司馬遷撰寫古今通史奠定了深厚的社會基礎。
漢興秦亡，原因何在，對于當時的史學家來說，是一個迫切需要總結的問題。
再往上推溯，曆代的興亡，都需要思索，尋找出規律，作為漢代統治者為政的借鑒。
司馬遷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條件和時代呼喚下，完成了他的史作，從遠古，到當代，悠遠而恢弘，體現了漢武時期的輝煌。
史書是叙述史事的，編撰一部優秀的史書必須擁有大量曆史材料，然後經過剪裁加工，才能镕鑄成材料豐富、信而有征的史作。
在這一方面，司馬遷不愧為史學巨匠。
他編寫《史記》的過程中，取材相當廣泛。
在《史記》一書中，提到的典籍就有一百餘種。
當然，司馬遷披閱的典籍遠不止此數。
《漢書·司馬遷傳贊》提到的司馬遷修《史記》是“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僅這五種書，就有《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三種在《史記》中沒有言及。
由此可以推知，司馬遷占有的史籍該有多麼宏博。
除了史籍，司馬遷還利用了國家的檔案文書。
他身為太史令，管理檔案文書是其所職，閱覽和利用這些檔案文書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史記》中有關漢諸侯、功臣諸表，均取材于國家收藏的《功令》、《列封》、《令甲》，舍此而别無
内容主要記述帝王言行政迹，兼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國家大事。
實際上，它是一部編年體的帝王簡史，可視為全書的綱要。
世家記載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的曆史變遷，記事方法也是按年系事，等于諸侯的本紀。
個别人物，如孔子、陳涉，雖非王侯，但其行事和影響卻與一般人臣迥然有别，所以，也列入世家。
張守節《史記·孔子世家正義》說：“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于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司馬貞《史記·陳涉世家索隐》說：“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将相竟滅秦，以其首事也。
”兩家的诠釋符合實際情況。
列傳主要是人物傳記，上層勳臣士大夫，下層某領域的代表人物，均可入傳。
對于四邊的少數民族，也撰有專傳。
書是有關各種典章制度的專篇，内容包括政治、經濟、禮樂、天文曆算等重要領域。
表采用表格的形式，簡明扼要地标注人物和事件。
《史記》的五個組成部分不是毫無聯系的，而是有機地構成一個整體。
全書的中心是本紀，世家、列傳的取舍均與本紀有内在的聯系。
立足本紀去閱讀世家、列傳，便會把握整個的曆史背景；而配合世家、列傳去閱讀本紀，才會對本紀增加許多生動具體的認識。
本紀、世家、列傳，基本以人物為主要線索。
書則不同，它以社會的方方面面為專題，詳述制度的興替沿革。
幾個部分組合起來，就構成了系統、完整的曆史畫面。
在《史記》的五個組成部分中，本紀與列傳所占篇幅最多，是書中的主體。
因此，人們把《史記》的體裁稱之為“紀傳體”。
這是司馬遷在曆史編纂學上的一個創舉。
從此以後，曆代史學家沿其規制，編寫了大量的紀傳體史書，名聲最著的莫過于二十四史中《史記》以外的二十三史。
二十三史和晚出的《清史稿》，雖然在體制上與《史記》不完全相同，如《漢書》無世家，書改稱志，一些史既無世家，也無表、書。
但是，諸史卻無一例外的有紀有傳，均未超出司馬遷創設的體制。
由于紀傳體史書體制宏大，可以分門别類地容納曆朝的典制，又能突出帝王的中心地位，真實地反映上下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級制度，所以，特别受到當權者的重視，成為各朝“正史”。
《隋書·經籍志序》說：繼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之後，“世有著述，皆拟班、馬，以為‘正史’。
”到清乾隆年間，欽定以《史記》為首的二十四史為“正史”。
紀傳體史書的這種特殊地位，是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等各體史書所無法比拟的。
《史記》記事的上限起于傳說時代的黃帝，下限學術界說法不一。
有兩種說法贊同者多，一說終于武帝獲麟的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一說終于太初年間（公元前104年至前101年）。
從傳說中的黃帝到武帝時期，曆時三千年左右。
司馬遷把如此之長的曆史載之于《史記》，從而使《史記》成為貫穿古今的通史，這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還是第一次。
司馬遷之前，也出現過不少史作，如《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世本》、《秦記》、《楚漢春秋》等，都是不同時代的史學代表作。
但這些史書都不具備古今通史的性質，在時代空間上有一定的局限性。
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期，經濟繁榮，中央集權制得到加強，文化勃興。
奮發昂揚的時代氣息，給司馬遷撰寫古今通史奠定了深厚的社會基礎。
漢興秦亡，原因何在，對于當時的史學家來說，是一個迫切需要總結的問題。
再往上推溯，曆代的興亡，都需要思索，尋找出規律，作為漢代統治者為政的借鑒。
司馬遷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條件和時代呼喚下，完成了他的史作，從遠古，到當代，悠遠而恢弘，體現了漢武時期的輝煌。
史書是叙述史事的，編撰一部優秀的史書必須擁有大量曆史材料，然後經過剪裁加工，才能镕鑄成材料豐富、信而有征的史作。
在這一方面，司馬遷不愧為史學巨匠。
他編寫《史記》的過程中，取材相當廣泛。
在《史記》一書中，提到的典籍就有一百餘種。
當然，司馬遷披閱的典籍遠不止此數。
《漢書·司馬遷傳贊》提到的司馬遷修《史記》是“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僅這五種書，就有《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三種在《史記》中沒有言及。
由此可以推知，司馬遷占有的史籍該有多麼宏博。
除了史籍，司馬遷還利用了國家的檔案文書。
他身為太史令，管理檔案文書是其所職，閱覽和利用這些檔案文書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史記》中有關漢諸侯、功臣諸表，均取材于國家收藏的《功令》、《列封》、《令甲》，舍此而别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