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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是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宏篇巨著，對于漢代以後史學的影響至為深遠。
古今學者對它推崇備至，南宋大學問家鄭樵在《通志·總序》中推譽《史記》說：“六經之後，惟有此作。
”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也有相類似的評價，他在《文史通義·申鄭》中說：“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
”魯迅先生對《史記》的評價，那是再精辟不過了，他于所著《漢文學史綱要》中認為《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這些不同曆史時期的簡而赅的評斷，揭明了《史記》的特殊地位。
《史記》這部非凡的史作，出自司馬遷這位傑出的史學家之手。
他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縣）人，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
司馬遷在孩童時代，“耕牧河山之陽”。
十歲随父來到京師長安，開始學習古文。
後來跟着儒學大師董仲舒、孔安國學習《公羊春秋》、《古文尚書》。
漢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司馬遷二十歲，滿懷求知的欲望，漫遊名山大川，考察古迹，搜集遺聞，足迹踏遍大半個中國。
這使司馬遷開闊了胸懷，增長了知識，為爾後撰寫《史記》作了很好的準備。
司馬遷結束漫遊，返回長安後，出任郎中。
郎中雖然位卑秩低，但卻是步入仕途的階梯，又有機會接近皇帝。
元鼎年間，武帝或巡行，或祭祀，或封禅，司馬遷常為扈從。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馬遷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視察和安撫西南少數民族地區。
這些活動，使司馬遷親身感受了社會現實，積累了豐富的曆史知識。
在司馬遷的史學生涯中，有一位對他影響巨大的人物，這就是其父司馬談。
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擔任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搜集史料，研究天文曆法。
司馬談知識淵博，撰有《論六家要旨》，對春秋戰國以來的學術派别進行了總結。
司馬談身為太史令，最大的願望是編寫一部通史。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馬談随武帝東巡泰山封禅，剛到洛陽便重病不起。
适逢司馬遷出使回來。
司馬談拉着司馬遷的手，流淚說：“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
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遷俯首流涕，接受了父親的遺命。
他能在爾後的歲月裡，以頑強的毅力、噴薄的激情完成《史記》，與司馬談的遺囑是分不開的。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出任太史令，從此，他有機會看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和國家檔案，為撰寫《史記》提供了必備的條件。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完成了國家改革曆法的工作以後，便開始撰寫《史記》，也就是《史記·太史公自序》裡提到的“論次其文”。
在撰寫過程中，橫禍降臨。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率軍随貳師将軍李廣利出擊匈奴，因孤軍深入，被匈奴重兵包圍，全軍傾覆，李陵投降匈奴。
漢武帝就此事詢問司馬遷，他懷以拳拳之忠，坦陳己見，認為李陵投降，是由于寡不敵衆，又無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一人。
李陵并非真降，是找機會報答漢朝。
這一下觸怒了漢武帝，認為他是有意替李陵回護開脫，貶責武帝愛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
于是，司馬遷身陷囹圄，受了腐刑。
平日那些親友顯貴竟無一人挺身救助。
司馬遷的肉體和精神受到難以忍受的摧殘，痛不欲生。
但他顧念《史記》還沒有完成，才隐忍苟活下來。
這次腐刑之禍，對司馬遷靈魂的撞擊之重是可以想見的，撰寫《史記》的動力和境界，由此提升到了一個異于往昔的階段。
三年後，司馬遷被赦出獄，擔任中書令，成為皇帝身邊的祕書，看似榮耀。
但這一官職，隻有宦官才能充任。
表面上的榮耀，遮掩不住實際上的恥辱。
司馬遷與命運抗争着，終于超越了自我，把血與淚全部凝結在《史記》之中。
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馬遷的朋友任安寫信給他，他回了一封信，即有名的《報任安書》。
其中說：“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
”看來這時《史記》已經基本寫就。
司馬遷去世年代，向無定論。
因缺乏足以定論的材料，很難指出确切年代。
大體說來，應該卒于武帝末年，也有人認為卒于昭帝時期。
據《太史公自序》，《史記》全書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書名“太史公書”。
早期，學術界也把《史記》稱作“太史公記”、“太史公”。
“史記”本是古代史書的通稱。
東漢末年，學者著述中，已稱《太史公書》為《史記》。
三國時期，“史記”已成為司馬遷之書的專名。
《史記》由五個部分組成，最前面的是本紀，下面依次為表、書、世家、列傳。
本紀按
古今學者對它推崇備至，南宋大學問家鄭樵在《通志·總序》中推譽《史記》說：“六經之後，惟有此作。
”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也有相類似的評價，他在《文史通義·申鄭》中說：“史遷絕學，《春秋》之後，一人而已。
”魯迅先生對《史記》的評價，那是再精辟不過了，他于所著《漢文學史綱要》中認為《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這些不同曆史時期的簡而赅的評斷，揭明了《史記》的特殊地位。
《史記》這部非凡的史作，出自司馬遷這位傑出的史學家之手。
他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縣）人，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
司馬遷在孩童時代，“耕牧河山之陽”。
十歲随父來到京師長安，開始學習古文。
後來跟着儒學大師董仲舒、孔安國學習《公羊春秋》、《古文尚書》。
漢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司馬遷二十歲，滿懷求知的欲望，漫遊名山大川，考察古迹，搜集遺聞，足迹踏遍大半個中國。
這使司馬遷開闊了胸懷，增長了知識，為爾後撰寫《史記》作了很好的準備。
司馬遷結束漫遊，返回長安後，出任郎中。
郎中雖然位卑秩低，但卻是步入仕途的階梯，又有機會接近皇帝。
元鼎年間，武帝或巡行，或祭祀，或封禅，司馬遷常為扈從。
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司馬遷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視察和安撫西南少數民族地區。
這些活動，使司馬遷親身感受了社會現實，積累了豐富的曆史知識。
在司馬遷的史學生涯中，有一位對他影響巨大的人物，這就是其父司馬談。
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擔任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搜集史料，研究天文曆法。
司馬談知識淵博，撰有《論六家要旨》，對春秋戰國以來的學術派别進行了總結。
司馬談身為太史令，最大的願望是編寫一部通史。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馬談随武帝東巡泰山封禅，剛到洛陽便重病不起。
适逢司馬遷出使回來。
司馬談拉着司馬遷的手，流淚說：“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
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遷俯首流涕，接受了父親的遺命。
他能在爾後的歲月裡，以頑強的毅力、噴薄的激情完成《史記》，與司馬談的遺囑是分不開的。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出任太史令，從此，他有機會看到大量的圖書文獻和國家檔案，為撰寫《史記》提供了必備的條件。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完成了國家改革曆法的工作以後，便開始撰寫《史記》，也就是《史記·太史公自序》裡提到的“論次其文”。
在撰寫過程中，橫禍降臨。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率軍随貳師将軍李廣利出擊匈奴，因孤軍深入，被匈奴重兵包圍，全軍傾覆，李陵投降匈奴。
漢武帝就此事詢問司馬遷，他懷以拳拳之忠，坦陳己見，認為李陵投降，是由于寡不敵衆，又無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一人。
李陵并非真降，是找機會報答漢朝。
這一下觸怒了漢武帝，認為他是有意替李陵回護開脫，貶責武帝愛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
于是，司馬遷身陷囹圄，受了腐刑。
平日那些親友顯貴竟無一人挺身救助。
司馬遷的肉體和精神受到難以忍受的摧殘，痛不欲生。
但他顧念《史記》還沒有完成，才隐忍苟活下來。
這次腐刑之禍，對司馬遷靈魂的撞擊之重是可以想見的，撰寫《史記》的動力和境界，由此提升到了一個異于往昔的階段。
三年後，司馬遷被赦出獄，擔任中書令，成為皇帝身邊的祕書，看似榮耀。
但這一官職，隻有宦官才能充任。
表面上的榮耀，遮掩不住實際上的恥辱。
司馬遷與命運抗争着，終于超越了自我，把血與淚全部凝結在《史記》之中。
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馬遷的朋友任安寫信給他，他回了一封信，即有名的《報任安書》。
其中說：“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
”看來這時《史記》已經基本寫就。
司馬遷去世年代，向無定論。
因缺乏足以定論的材料，很難指出确切年代。
大體說來，應該卒于武帝末年，也有人認為卒于昭帝時期。
據《太史公自序》，《史記》全書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書名“太史公書”。
早期，學術界也把《史記》稱作“太史公記”、“太史公”。
“史記”本是古代史書的通稱。
東漢末年，學者著述中，已稱《太史公書》為《史記》。
三國時期，“史記”已成為司馬遷之書的專名。
《史記》由五個部分組成，最前面的是本紀，下面依次為表、書、世家、列傳。
本紀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