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一百七 輿服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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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存，或給之。
監司、州縣長官曰印，僚屬曰記。
又下無記者，止令本道給以木朱記，文大方寸。
或銜命出境者，以奉使印給之，複命則納于有司。
後以朝命出州縣者，亦如之。
新進士置團司，亦假奉使印，結局還之。
此常制也。
南渡之後，有司印記多亡失，彼遺此得，各自收用。
尚方重鑄給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舊，然欺僞猶未能革。
乾道二年，禮部請郡縣假借印記者，悉毀而更鑄。
四年，兵部侍郎陳彌作言：“六部印藏于官，以牌出入，而胥史用于戶外，或借用于他廳。
近有僞為文符、盜印以支錢糧者，有僞作奏鈔、盜拆禦寶而改秩者，皆慢藏有以誨之。
”诏三省申嚴戒敕。
紹熙元年，禮部侍郎李巘言：“文書有印，以示信防奸，給毀悉經省部，具有條制。
然州縣沿循，或以縣佐而用東南将印，以掾曹而用司寇舊章，名既不正，弊亦難防。
請令有司制州縣官合用印記，舊印非所當用者，毀之。
” 紹興十四年，臣僚又言：“印信事重，凡有官司印記，年深篆文不明，合改鑄者，非進呈取旨，不得改鑄焉。
”時更鑄者，成都府錢引，每界以銅朱記給之。
行在都茶場會子庫，每界給印二十五：國用印三鈕，各以“三省戶房國用司會子印”為文；檢察印五鈕，各以“提領會子庫檢察印”為文；庫印五鈕，各以“會子庫印造會子印”為文；合同印十二鈕，内一貫文二鈕，各以“會子庫一貫文合同印”為文；五百文、二百文準此。
蕃國效順者，給以銅印。
安南國王李天祚乞印，以“安南國王之印”六字為文，方二寸，給牌，皆以銅鑄，金塗。
西蕃隴右郡王趙懷恩乞印，以“隴右郡王之印”為文給之。
宜州界外諸蠻乞印，以“宜州管下羁縻某州之印”為文，凡六十顆給之。
其後文武百司節次所鑄，不備載。
朱記，同舊制。
紹興二年，始鑄親賢宅、益王府銅朱記。
二十七年，改鑄建康戶部大軍庫記。
三十年，鑄馬軍司統制、統領官朱記。
三十二年，鑄鄧、恭、慶王直講、贊讀朱記。
隆興元年，鑄都督府佥廳記，又鑄寄樁庫記。
二年，鑄戶部大軍庫勘合庫子記二鈕，湖廣總領所覆印會子記二鈕。
乾道二年，鑄成都錢引務朱記。
淳熙十六年，鑄建康榷貨務中門大門之記。
凡内外官有請于朝，則鑄給焉。
用木者，易之以銅。
符券。
唐有銀牌，發驿遣使，則門下省給之。
其制，闊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敕走馬銀牌”，凡五字。
首為竅，貫以韋帶。
其後罷之。
宋初，令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驿謀亂，伏誅。
诏罷樞密院券，乘驿者複制銀牌，闊二寸半，長六寸。
易以八分書，上钑二飛鳳，下钑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縧。
端拱中，以使臣護邊兵多遺失，又罷銀牌，複給樞密院券。
仁宗康定元年五月，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翰林學士王堯臣、知制诰葉清臣等請制軍中傳信牌及兵符事，诏令兩制與端明殿學士李淑詳定，奏聞： 軍中符信，切要杜絕奸詐，深合機宜。
今請下有司造銅兵符，給諸路總管主将，每發兵三百人或全指揮以上即用。
又别造傳信朱漆木牌，給應軍中往來之處，每傳達号令、關報會合及發兵三百人以下即用。
又檢到符彥卿《軍律》有字驗，亦乞令于移牒、傳信牌上，兩處參驗使用。
一、銅兵符：漢制，銅鑄，上刻虎形。
今聞皇城司見有木魚契，乞令有司用木契形狀，精巧鑄造。
陝西五路，每路依漢制各給一至二十，計二十面，更換給用，仍以公牒為照驗。
二、傳信木牌：先朝舊制，合用堅木朱漆為之，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雲某路傳信牌。
卻置池槽，牙縫相合。
又鑿二竅，置筆墨，上帖紙，書所傳達事。
用印印号上，以皮系往來軍吏之項。
臨陣傳言，應有取索，并以此牌為信，寫其上。
如已曉會施行訖，複書牌上遣回。
今乞下有司造牌，每路各給一面為樣，餘令本司依此制造，分給諸處，更換使用。
城砦分屯軍馬，事須往來關會之處，亦如數給與。
三、字驗：凡軍行計會，不免文牒，或主司遺失懼罪，單使被擒，軍中所謀，自然洩露。
故每分屯軍馬之時，與主将密定字号，各掌一通，不令左右人知其義理。
但于尋常公狀文移内，以此字私為契約，有所施行，依此參驗。
不得字有重疊，及用兇惡嫌疑之語。
每用文牒之上，别行寫此字驗，訖，印其上發往。
如所請報，到，許，即依号卻寫印遣回；如不許，即空之。
此惟主将自知，他人皆不得測。
符彥卿元用四十條，以四十字為号；今檢得隻有三十七條，内亦有不急之事，今減作二十八字。
所貴軍中戎旅之人，事簡易記。
诏并從之。
嘉佑四年，三司使張方平編驿券則例，凡七十四條，賜名《嘉佑驿令》。
神宗熙甯五年，诏西作坊鑄造諸銅符三十四副，令三司給左契付諸門，右契付大内鑰匙庫。
今後諸門輪差人員，依時轉銅契入，赴庫勘同。
其鐵牌隻請人自執，在外仗止宿。
本庫依漏刻發鑰匙，付外仗驗請人鐵牌給付，候開門訖，卻執鐵牌納鑰匙，請出銅契。
至晚卻依上請納。
其開門朝牌六面，亦随銅契依舊發放。
時神宗以京城門禁不嚴，素無符契，命樞密院約舊制，更造銅契，中刻魚形，以門名識之，分左右給納，以戒不虞，
監司、州縣長官曰印，僚屬曰記。
又下無記者，止令本道給以木朱記，文大方寸。
或銜命出境者，以奉使印給之，複命則納于有司。
後以朝命出州縣者，亦如之。
新進士置團司，亦假奉使印，結局還之。
此常制也。
南渡之後，有司印記多亡失，彼遺此得，各自收用。
尚方重鑄給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舊，然欺僞猶未能革。
乾道二年，禮部請郡縣假借印記者，悉毀而更鑄。
四年，兵部侍郎陳彌作言：“六部印藏于官，以牌出入，而胥史用于戶外，或借用于他廳。
近有僞為文符、盜印以支錢糧者，有僞作奏鈔、盜拆禦寶而改秩者，皆慢藏有以誨之。
”诏三省申嚴戒敕。
紹熙元年，禮部侍郎李巘言：“文書有印，以示信防奸，給毀悉經省部，具有條制。
然州縣沿循，或以縣佐而用東南将印，以掾曹而用司寇舊章，名既不正，弊亦難防。
請令有司制州縣官合用印記，舊印非所當用者，毀之。
” 紹興十四年，臣僚又言：“印信事重，凡有官司印記，年深篆文不明，合改鑄者，非進呈取旨，不得改鑄焉。
”時更鑄者，成都府錢引，每界以銅朱記給之。
行在都茶場會子庫，每界給印二十五：國用印三鈕，各以“三省戶房國用司會子印”為文；檢察印五鈕，各以“提領會子庫檢察印”為文；庫印五鈕，各以“會子庫印造會子印”為文；合同印十二鈕，内一貫文二鈕，各以“會子庫一貫文合同印”為文；五百文、二百文準此。
蕃國效順者，給以銅印。
安南國王李天祚乞印，以“安南國王之印”六字為文，方二寸，給牌，皆以銅鑄，金塗。
西蕃隴右郡王趙懷恩乞印，以“隴右郡王之印”為文給之。
宜州界外諸蠻乞印，以“宜州管下羁縻某州之印”為文，凡六十顆給之。
其後文武百司節次所鑄，不備載。
朱記，同舊制。
紹興二年，始鑄親賢宅、益王府銅朱記。
二十七年，改鑄建康戶部大軍庫記。
三十年，鑄馬軍司統制、統領官朱記。
三十二年，鑄鄧、恭、慶王直講、贊讀朱記。
隆興元年，鑄都督府佥廳記，又鑄寄樁庫記。
二年，鑄戶部大軍庫勘合庫子記二鈕，湖廣總領所覆印會子記二鈕。
乾道二年，鑄成都錢引務朱記。
淳熙十六年，鑄建康榷貨務中門大門之記。
凡内外官有請于朝，則鑄給焉。
用木者，易之以銅。
符券。
唐有銀牌，發驿遣使，則門下省給之。
其制，闊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敕走馬銀牌”，凡五字。
首為竅，貫以韋帶。
其後罷之。
宋初，令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驿謀亂，伏誅。
诏罷樞密院券，乘驿者複制銀牌，闊二寸半，長六寸。
易以八分書，上钑二飛鳳，下钑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縧。
端拱中，以使臣護邊兵多遺失，又罷銀牌，複給樞密院券。
仁宗康定元年五月，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翰林學士王堯臣、知制诰葉清臣等請制軍中傳信牌及兵符事，诏令兩制與端明殿學士李淑詳定，奏聞： 軍中符信，切要杜絕奸詐，深合機宜。
今請下有司造銅兵符，給諸路總管主将，每發兵三百人或全指揮以上即用。
又别造傳信朱漆木牌，給應軍中往來之處，每傳達号令、關報會合及發兵三百人以下即用。
又檢到符彥卿《軍律》有字驗，亦乞令于移牒、傳信牌上，兩處參驗使用。
一、銅兵符：漢制，銅鑄，上刻虎形。
今聞皇城司見有木魚契，乞令有司用木契形狀，精巧鑄造。
陝西五路，每路依漢制各給一至二十，計二十面，更換給用，仍以公牒為照驗。
二、傳信木牌：先朝舊制，合用堅木朱漆為之，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字雲某路傳信牌。
卻置池槽，牙縫相合。
又鑿二竅，置筆墨，上帖紙，書所傳達事。
用印印号上，以皮系往來軍吏之項。
臨陣傳言，應有取索，并以此牌為信，寫其上。
如已曉會施行訖，複書牌上遣回。
今乞下有司造牌，每路各給一面為樣，餘令本司依此制造，分給諸處，更換使用。
城砦分屯軍馬，事須往來關會之處，亦如數給與。
三、字驗：凡軍行計會，不免文牒，或主司遺失懼罪，單使被擒，軍中所謀，自然洩露。
故每分屯軍馬之時，與主将密定字号，各掌一通，不令左右人知其義理。
但于尋常公狀文移内，以此字私為契約，有所施行，依此參驗。
不得字有重疊，及用兇惡嫌疑之語。
每用文牒之上，别行寫此字驗，訖，印其上發往。
如所請報，到，許，即依号卻寫印遣回；如不許，即空之。
此惟主将自知，他人皆不得測。
符彥卿元用四十條，以四十字為号；今檢得隻有三十七條，内亦有不急之事，今減作二十八字。
所貴軍中戎旅之人，事簡易記。
诏并從之。
嘉佑四年，三司使張方平編驿券則例，凡七十四條，賜名《嘉佑驿令》。
神宗熙甯五年，诏西作坊鑄造諸銅符三十四副，令三司給左契付諸門，右契付大内鑰匙庫。
今後諸門輪差人員，依時轉銅契入，赴庫勘同。
其鐵牌隻請人自執，在外仗止宿。
本庫依漏刻發鑰匙，付外仗驗請人鐵牌給付，候開門訖，卻執鐵牌納鑰匙，請出銅契。
至晚卻依上請納。
其開門朝牌六面，亦随銅契依舊發放。
時神宗以京城門禁不嚴，素無符契，命樞密院約舊制，更造銅契，中刻魚形，以門名識之，分左右給納，以戒不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