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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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
二十八年，尚書省論鹽事，上曰：“鹽使司雖辦官課，然素擾民。
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以為私鹽。
鹽司苟圖羨增，雖知其誣亦複加刑。
宜令别設巡捕官，勿與鹽司關涉，庶革其弊。
”五月，創巡捕使，山東、滄、寶坻各二員，解、西京各一員。
山東則置于濰州、招遠縣，滄置于深州及甯津縣，寶坻置于易州及永濟縣，解置于澄城縣，西京置于兜答館，秩從六品，直隸省部，各給銀牌，取鹽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不得于人家搜索，若食鹽一鬥以下不得究治，惟盜販煮則捕之，在三百裡内者屬轉運司，外者即随路府提點所治罪，盜課鹽者亦如之。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慶宮，谕有司曰：“比因獵，知百姓多有鹽禁獲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灤、太原均辦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議之。
”十二月，戶部尚書鄭俨等謂：“若令民計口定課，民既輸幹辦錢，又必别市而食，是重費民财，而徒增煎販者之利也。
且今之鹽價，蓋昔日錢币易得之時所定，今日與向不同，況太平日久，戶口蕃息，食鹽歲課宜有羨增，而反無之，何哉？緣官估高，貧民利私鹽之賤，緻虧官課爾。
近已減寶坻、山東、滄鹽價斤為三十八文，乞更減去八文，歲不過減一百二十餘萬貫，官價既賤，所售必多，自有羨餘，亦不全失所減之數。
況今府庫金銀約折錢萬萬貫有奇，設使鹽課不足，亦足補百有餘年之經用，若量入為出，必無不足之患。
乞令平、灤幹辦鹽課亦宜減價，各路巡鹽弓手不得自專巡捕，庶革誣罔之弊。
”禮部尚書李晏等曰：“所謂幹辦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
必欲杜絕私煮盜販之弊，莫若每斤減為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将自己。
又巡鹽兵吏往往挾私鹽以誣人，可令與所屬司縣期會，方許巡捕，違者按察司罪之。
”刑部尚書郭邦傑等則謂：“平、灤瀕海及太原鹵地可依舊幹辦，餘同俨議。
”禦史中丞移剌仲方則謂：“私煎盜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
可選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
”同知大興府事王翛請每斤減為二十文，罷巡鹽官。
左谏議大夫徒單镒則以幹辦為便。
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減作二十五文，似為得中。
巡鹽弓手可減三分之一，鹽官出巡須約所屬同往，不同獲者不坐。
可自來歲五月一日行之。
”上遂命寶坻、山東、滄鹽每斤減為三十文，已發鈔引未支者準新價足之，餘從所請。
十二月，遂罷西京、解鹽巡捕使。
時既诏罷幹辦鹽錢，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勝奴、廣甯推官宋扆議北京、遼東鹽司利病，遂複置北京、遼東鹽使司，北京路歲以十萬餘貫為額，遼東路以十三萬為額。
罷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東北路幹辦鹽錢歲十萬貫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緩其征督。
上命俟農隙遣使察之。
十二月，定禁司縣擅科鹽制。
二年五月，省臣以山東鹽課不足，蓋由鹽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約所屬同往，人不畏故也。
遂诏，自今如有盜販者，聽鹽司官辄捕。
民私煮及藏匿，則約所屬搜索。
巡尉弓兵非與鹽司相約，則不得擅入人家。
三年六月，孫即康等同鹽司官議：“軍民犯私鹽，三百裡内者鹽司按罪，遠者付提點所，皆征捕獲之賞于販造者。
猛安謀克部人煎販及盜者，所管官論贖，三犯杖之，能捕獲則免罪。
又濱州渤海縣永和鎮去州遠，恐藏盜及私鹽，可改為永豐鎮與曹子山村，各創設巡檢，山東、寶坻、滄鹽司判官乞升為從七品，用進士。
”上命猛安謀克杖者再議，餘皆從之。
尚書省奏：“山東濱、益九場之鹽行于山東等六路，濤洛等五場止行于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課，方之九場，大課不同。
若令與九場通比增虧。
其五場官恃彼大課，恐不用力，轉生奸弊。
”遂定令五場自為通比。
舊法與鹽司使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
五年正月，八小場鹽官左荜等，以課不能及額，繳進告敕。
遂遣使按視十三場再定，除濤洛等五場系設管勾，可即日恢辦，乃以荜所告八場，從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見管課，依新例永相比磨。
戶部郎中李敬義等言：“八小場今新定課有減其半者，如使俱從新課，而舊課已辦入官，恐所減錢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錢數不複盡實附曆納官。
”遂從明昌元年所定酒稅院務制，令即日收辦。
十一月，以舊制猛安謀克犯私鹽酒曲者，轉運司按罪，遂更定軍民犯私鹽者皆令屬鹽司，私酒曲則屬轉運司，三百裡外者則付提點所，若逮問犯人而所屬吝不遣者徒二年。
十二月，尚書省議山東、滄州舊法每一斤錢四十一文，寶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減為三十文，計減百八十五萬四千餘貫。
後以國
二十八年，尚書省論鹽事，上曰：“鹽使司雖辦官課，然素擾民。
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以為私鹽。
鹽司苟圖羨增，雖知其誣亦複加刑。
宜令别設巡捕官，勿與鹽司關涉，庶革其弊。
”五月，創巡捕使，山東、滄、寶坻各二員，解、西京各一員。
山東則置于濰州、招遠縣，滄置于深州及甯津縣，寶坻置于易州及永濟縣，解置于澄城縣，西京置于兜答館，秩從六品，直隸省部，各給銀牌，取鹽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不得于人家搜索，若食鹽一鬥以下不得究治，惟盜販煮則捕之，在三百裡内者屬轉運司，外者即随路府提點所治罪，盜課鹽者亦如之。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慶宮，谕有司曰：“比因獵，知百姓多有鹽禁獲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灤、太原均辦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議之。
”十二月，戶部尚書鄭俨等謂：“若令民計口定課，民既輸幹辦錢，又必别市而食，是重費民财，而徒增煎販者之利也。
且今之鹽價，蓋昔日錢币易得之時所定，今日與向不同，況太平日久，戶口蕃息，食鹽歲課宜有羨增，而反無之，何哉？緣官估高，貧民利私鹽之賤，緻虧官課爾。
近已減寶坻、山東、滄鹽價斤為三十八文，乞更減去八文，歲不過減一百二十餘萬貫，官價既賤，所售必多，自有羨餘，亦不全失所減之數。
況今府庫金銀約折錢萬萬貫有奇，設使鹽課不足，亦足補百有餘年之經用，若量入為出，必無不足之患。
乞令平、灤幹辦鹽課亦宜減價，各路巡鹽弓手不得自專巡捕，庶革誣罔之弊。
”禮部尚書李晏等曰：“所謂幹辦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
必欲杜絕私煮盜販之弊，莫若每斤減為二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将自己。
又巡鹽兵吏往往挾私鹽以誣人，可令與所屬司縣期會，方許巡捕，違者按察司罪之。
”刑部尚書郭邦傑等則謂：“平、灤瀕海及太原鹵地可依舊幹辦，餘同俨議。
”禦史中丞移剌仲方則謂：“私煎盜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
可選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
”同知大興府事王翛請每斤減為二十文，罷巡鹽官。
左谏議大夫徒單镒則以幹辦為便。
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減作二十五文，似為得中。
巡鹽弓手可減三分之一，鹽官出巡須約所屬同往，不同獲者不坐。
可自來歲五月一日行之。
”上遂命寶坻、山東、滄鹽每斤減為三十文，已發鈔引未支者準新價足之，餘從所請。
十二月，遂罷西京、解鹽巡捕使。
時既诏罷幹辦鹽錢，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勝奴、廣甯推官宋扆議北京、遼東鹽司利病，遂複置北京、遼東鹽使司，北京路歲以十萬餘貫為額，遼東路以十三萬為額。
罷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東北路幹辦鹽錢歲十萬貫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緩其征督。
上命俟農隙遣使察之。
十二月，定禁司縣擅科鹽制。
二年五月，省臣以山東鹽課不足，蓋由鹽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約所屬同往，人不畏故也。
遂诏，自今如有盜販者，聽鹽司官辄捕。
民私煮及藏匿，則約所屬搜索。
巡尉弓兵非與鹽司相約，則不得擅入人家。
三年六月，孫即康等同鹽司官議：“軍民犯私鹽，三百裡内者鹽司按罪，遠者付提點所，皆征捕獲之賞于販造者。
猛安謀克部人煎販及盜者，所管官論贖，三犯杖之，能捕獲則免罪。
又濱州渤海縣永和鎮去州遠，恐藏盜及私鹽，可改為永豐鎮與曹子山村，各創設巡檢，山東、寶坻、滄鹽司判官乞升為從七品，用進士。
”上命猛安謀克杖者再議，餘皆從之。
尚書省奏：“山東濱、益九場之鹽行于山東等六路，濤洛等五場止行于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課，方之九場，大課不同。
若令與九場通比增虧。
其五場官恃彼大課，恐不用力，轉生奸弊。
”遂定令五場自為通比。
舊法與鹽司使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
五年正月，八小場鹽官左荜等，以課不能及額，繳進告敕。
遂遣使按視十三場再定，除濤洛等五場系設管勾，可即日恢辦，乃以荜所告八場，從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見管課，依新例永相比磨。
戶部郎中李敬義等言：“八小場今新定課有減其半者，如使俱從新課，而舊課已辦入官，恐所減錢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錢數不複盡實附曆納官。
”遂從明昌元年所定酒稅院務制，令即日收辦。
十一月，以舊制猛安謀克犯私鹽酒曲者，轉運司按罪，遂更定軍民犯私鹽者皆令屬鹽司，私酒曲則屬轉運司，三百裡外者則付提點所，若逮問犯人而所屬吝不遣者徒二年。
十二月，尚書省議山東、滄州舊法每一斤錢四十一文，寶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減為三十文，計減百八十五萬四千餘貫。
後以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