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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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用之物，而知愛重矣。
今徒患輕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輕複同舊券也。
”既而，隴州防禦使完顔宇及陝西行省令史惠吉繼言券法之弊。
宇請姑罷印造，以見在者流通之，若滞塞則驗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征之。
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時，非可通流與見錢比，必欲通之，不過多斂少支爾。
然斂多則傷民，支少則用不足，二者皆不可。
為今日計，莫若更造，以‘貞祐通寶’為名，自百至三千等之為十，聽各路轉運司印造，仍不得過五千貫，與舊券參用，庶乎可也。
”诏集百官議。
戶部侍郎奧屯阿虎、禮部侍郎楊雲翼、郎中蘭芝、刑部侍郎馮鹗皆主更造。
戶部侍郎高夔、員外郎張師魯、兵部侍郎徒單歐裡白皆請征斂。
惟戶部尚書蕭貢謂止當如舊，而工部尚書李元輔謂二者可并行。
太子少保張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嚴立不行之罪，足矣。
侍禦史趙伯成曰：“更造之法，陰奪民利，其弊甚于征。
征之為法，特征于農民則不可，若征于市肆商賈之家，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
”刑部主事王壽甯曰：“不然，今之重錢輕券者皆農爾，其斂必先于民而後可。
”轉運使王擴曰：“凡論事當究其本，今歲支軍士家口糧四萬餘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寬民力，然後征之，則行之不難。
”榷貨司楊貞亦欲節無名之費，罷閑冗之官。
或有請鑄大錢以當百，别造小鈔以省費。
或謂縣官當擇人者。
獨吏部尚書溫迪罕思敬上書言：“國家立法，莫不備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
誠使臣得便宜從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許杖決，三品以上奏聞，仍付監察二人弛驿往來，法不必變，民不必征，一号令之，可使上下無不奉法。
如其不然，請就重刑。
”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許如此，試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處，而監察禦史陳規，完顔素蘭交诤，以為：“事有難行，聖哲猶病之，思敬何為者，徒害人爾。
”上以衆議紛紛，月餘不決，厭之，乃诏如舊，纾其征斂之期焉。
未幾，竟用惠吉言，造“貞祐通寶”。
興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貫當千貫，增重僞造沮阻罪及捕獲之賞。
五月，以鈔法屢變，随出而随壞，制紙之桑皮故紙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艱得，遂令計價，但征寶券、通寶、名曰“桑皮故紙錢”。
謂可以免民輸挽之勞，而省工物之費也。
高汝砺言：“河南調發繁重，所征租稅三倍于舊，僅可供億，如此其重也。
而今年五月省部以歲收通寶不充所用，乃于民間斂桑皮故紙鈔七千萬貫以補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寶稍滞，又增兩倍。
河南人戶農居三之二，今年租稅征尚未足，而複令出此，民若不粜當納之租，則賣所食之粟，舍此将何得焉？今所急而難得者刍糧也，出于民而有限。
可緩而易為者交鈔也，出于國而可變。
以國家之所自行者而強求之民，将若之何？向者大鈔滞則更為小鈔，小鈔弊則改為寶券，寶券不行則易為通寶，變制在我，尚何煩民哉！民既悉力以奉軍而不足，又計口、計稅、計物、計生殖之業而加征，若是其剝，彼不能給，則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穢，兵食不給，是軍儲鈔法兩廢矣。
臣非于鈔法不加意，非故與省部相違也。
但以鈔滞物貴之害輕，民去軍饑之害重爾。
”時不能用。
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錢輕，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于是以銀為則，每兩為錢二貫，有犯通寶之贓者直以通寶論，如因軍興調發，受通寶及三十貫者，已得死刑，準以金銀價，才為錢四百有奇，則當杖。
輕重之間懸絕如此。
”遂命準犯時銀價論罪。
四年三月，參知政事李複亨言：“近制，犯通寶之贓者并以物價折銀定罪，每兩為錢二貫，而法當贖銅者，止納通寶見錢，亦乞令依上輸銀，既足以懲惡，又有補於官。
”诏省臣議，遂命犯公錯過誤者止征通寶見錢，贓污故犯者輸銀。
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錢之為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于官而不散則病民，散于民而不斂則阙用，必多寡輕重與物相權而後可。
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
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于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于填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馳限錢之禁，許民自采銅鑄錢，而官制模範，薄惡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少出則貴而易行矣。
今日出益衆，民日益輕，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計官吏之俸、驗百姓之物力以斂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錢少之弊也。
臣謂宜令民鑄錢，而當斂鈔者亦聽輸銀，民因以銀鑄錢為數等，文曰“興定元寶”，定直以備軍賞，亦救弊之一法也。
”朝廷不從。
五年閏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寶券既弊，乃造‘貞祐通寶’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複如寶券之末。
初，通寶四貫為銀一兩，今八百餘貫矣。
宜複更造‘興定寶泉’，子母相權，與通寶兼行，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貫為銀一兩，随處置庫，許人以通寶易之。
縣官能使民流通者，進官一階、升職一等，其或姑息以緻壅滞，則亦追降的決為差。
州府官以所屬司縣定罪賞，命監察禦史及諸路行部官察之，定撓法失糾舉法，失舉則禦史降決，行部官降罰，集衆妄議難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賞錢三百貫。
”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
二年五月，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
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
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乃定法，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可直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為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
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其私易及違法而能告者罪賞有差。
是令既下，市肆晝閉，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
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莫能制矣。
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
天興二年十月印“天興寶會”于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不數月國亡。
今徒患輕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輕複同舊券也。
”既而，隴州防禦使完顔宇及陝西行省令史惠吉繼言券法之弊。
宇請姑罷印造，以見在者流通之，若滞塞則驗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征之。
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時，非可通流與見錢比，必欲通之，不過多斂少支爾。
然斂多則傷民，支少則用不足，二者皆不可。
為今日計，莫若更造，以‘貞祐通寶’為名，自百至三千等之為十，聽各路轉運司印造，仍不得過五千貫，與舊券參用，庶乎可也。
”诏集百官議。
戶部侍郎奧屯阿虎、禮部侍郎楊雲翼、郎中蘭芝、刑部侍郎馮鹗皆主更造。
戶部侍郎高夔、員外郎張師魯、兵部侍郎徒單歐裡白皆請征斂。
惟戶部尚書蕭貢謂止當如舊，而工部尚書李元輔謂二者可并行。
太子少保張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嚴立不行之罪，足矣。
侍禦史趙伯成曰：“更造之法，陰奪民利，其弊甚于征。
征之為法，特征于農民則不可，若征于市肆商賈之家，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
”刑部主事王壽甯曰：“不然，今之重錢輕券者皆農爾，其斂必先于民而後可。
”轉運使王擴曰：“凡論事當究其本，今歲支軍士家口糧四萬餘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寬民力，然後征之，則行之不難。
”榷貨司楊貞亦欲節無名之費，罷閑冗之官。
或有請鑄大錢以當百，别造小鈔以省費。
或謂縣官當擇人者。
獨吏部尚書溫迪罕思敬上書言：“國家立法，莫不備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
誠使臣得便宜從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許杖決，三品以上奏聞，仍付監察二人弛驿往來，法不必變，民不必征，一号令之，可使上下無不奉法。
如其不然，請就重刑。
”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許如此，試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處，而監察禦史陳規，完顔素蘭交诤，以為：“事有難行，聖哲猶病之，思敬何為者，徒害人爾。
”上以衆議紛紛，月餘不決，厭之，乃诏如舊，纾其征斂之期焉。
未幾，竟用惠吉言，造“貞祐通寶”。
興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貫當千貫，增重僞造沮阻罪及捕獲之賞。
五月，以鈔法屢變，随出而随壞，制紙之桑皮故紙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艱得，遂令計價，但征寶券、通寶、名曰“桑皮故紙錢”。
謂可以免民輸挽之勞，而省工物之費也。
高汝砺言：“河南調發繁重，所征租稅三倍于舊，僅可供億，如此其重也。
而今年五月省部以歲收通寶不充所用，乃于民間斂桑皮故紙鈔七千萬貫以補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寶稍滞，又增兩倍。
河南人戶農居三之二，今年租稅征尚未足，而複令出此，民若不粜當納之租，則賣所食之粟，舍此将何得焉？今所急而難得者刍糧也，出于民而有限。
可緩而易為者交鈔也，出于國而可變。
以國家之所自行者而強求之民，将若之何？向者大鈔滞則更為小鈔，小鈔弊則改為寶券，寶券不行則易為通寶，變制在我，尚何煩民哉！民既悉力以奉軍而不足，又計口、計稅、計物、計生殖之業而加征，若是其剝，彼不能給，則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穢，兵食不給，是軍儲鈔法兩廢矣。
臣非于鈔法不加意，非故與省部相違也。
但以鈔滞物貴之害輕，民去軍饑之害重爾。
”時不能用。
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錢輕，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于是以銀為則，每兩為錢二貫，有犯通寶之贓者直以通寶論，如因軍興調發，受通寶及三十貫者，已得死刑，準以金銀價，才為錢四百有奇，則當杖。
輕重之間懸絕如此。
”遂命準犯時銀價論罪。
四年三月，參知政事李複亨言：“近制，犯通寶之贓者并以物價折銀定罪，每兩為錢二貫，而法當贖銅者，止納通寶見錢，亦乞令依上輸銀，既足以懲惡，又有補於官。
”诏省臣議，遂命犯公錯過誤者止征通寶見錢，贓污故犯者輸銀。
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上書言：“錢之為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于官而不散則病民，散于民而不斂則阙用，必多寡輕重與物相權而後可。
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
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于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于填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馳限錢之禁，許民自采銅鑄錢，而官制模範，薄惡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少出則貴而易行矣。
今日出益衆，民日益輕，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計官吏之俸、驗百姓之物力以斂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錢少之弊也。
臣謂宜令民鑄錢，而當斂鈔者亦聽輸銀，民因以銀鑄錢為數等，文曰“興定元寶”，定直以備軍賞，亦救弊之一法也。
”朝廷不從。
五年閏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寶券既弊，乃造‘貞祐通寶’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複如寶券之末。
初，通寶四貫為銀一兩，今八百餘貫矣。
宜複更造‘興定寶泉’，子母相權，與通寶兼行，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貫為銀一兩，随處置庫，許人以通寶易之。
縣官能使民流通者，進官一階、升職一等，其或姑息以緻壅滞，則亦追降的決為差。
州府官以所屬司縣定罪賞，命監察禦史及諸路行部官察之，定撓法失糾舉法，失舉則禦史降決，行部官降罰，集衆妄議難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賞錢三百貫。
”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
二年五月，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
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
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乃定法，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可直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為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
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其私易及違法而能告者罪賞有差。
是令既下，市肆晝閉，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
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無從令之實，有司雖知，莫能制矣。
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
天興二年十月印“天興寶會”于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不數月國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