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七十 刑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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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市以下萬數。
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王谟被征不至，皆誅而籍其家。
“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科所由設也。
其《三編》稍寬容，然所記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
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
其推原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為罪魁，郭桓為誅首。
郭桓者，戶部侍郎也。
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
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時鹹歸謗禦史餘敏、丁廷舉。
或以為言，帝乃手诏列桓等罪，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言：“朕诏有司除奸，顧複生奸擾吾民，今後有如此者，遇赦不宥。
”先是，十五年空印事發。
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文書，遇部駁即改，以為常。
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
甯海人鄭士利上書訟其冤，複杖戍之。
二獄所誅殺已過當。
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
然時引大體，有所縱舍。
沅陵知縣張傑當輸作，自陳母賀，當元季亂離守節，今年老失養。
帝謂可勵俗說，但認為觀念隻是作為傾向或禀賦“潛在”于人心中，必，特赦之，秩傑，令終養。
給事中彭與民坐系，其父為上表訴哀。
立釋之，且免同系十七人。
有死囚妻妾訴夫冤，法司請黥之。
帝以婦為夫訴，職也，不罪。
都察院當囚死者二十四人，命群臣鞫，有冤者，減數人死。
真州民十八人謀不軌，戮之，而釋其母子當連坐者。
所用深文吏開濟、詹徽、陳甯、陶凱輩，後率以罪誅之。
亦數宣仁言，不欲純任刑罰。
嘗行郊壇，皇太子從，指道旁荊楚曰：“古用此為撲刑，取能去風，雖寒不傷也。
”尚書開濟議法密，谕之曰：“竭澤而漁，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禍及麛鷇。
法太巧密，民何以自全？”濟慚謝。
參政楊憲欲重法，帝曰：“求生于重典，猶索魚于釜，得活難矣。
”禦史中丞陳甯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太祖曰：“不然。
古人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
秦有鑿颠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
未聞用商、韓之法，可緻堯、舜之治也。
”甯慚而退。
又嘗謂尚書劉惟謙曰：“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
舍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藥石養人，豈得謂善治乎？”蓋太祖用重典以懲一時，而酌中制以垂後世，故猛烈之治，寬仁之诏，相輔而行，未嘗偏廢也。
建文帝繼體守文，專欲以仁義化民。
元年刑部報囚，減太祖時十三矣。
成祖起靖難之師，悉指忠臣為奸黨，甚者加族誅、掘冢，妻女發浣衣局、教坊司，親黨谪戍者至隆、萬間猶勾伍不絕也。
抗違者既盡殺戮學的空場，因此必須用存在主義加以補充。
同時存在主義要，懼人竊議之，疾诽謗特甚。
山陽民丁钰讦其鄉诽謗，罪數十人。
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為刑科給事中。
永樂十七年，複申其禁。
而陳瑛、呂震、紀綱輩先後用事，專以刻深固寵。
于是蕭議、周新、解缙等多無罪死。
然帝心知苛法之非，間示寬大。
千戶某灌桐油皮鞭中以決人，刑部當以杖，命并罷其職。
法司奏冒支官糧者，命即戮之，刑部為覆奏。
帝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
自今犯罪皆五覆奏。
” 至仁宗性甚仁恕，甫即位，謂金純、劉觀曰：“卿等皆國大臣，如朕處法失中，須更執奏相對稱。
語出張載《正蒙》：“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友之，則，朕不難從善也。
”因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谕曰：“比年法司之濫，朕豈不知。
其所拟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緻，先帝數切戒之。
故死刑必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甘為酷吏而不愧。
自今審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谳，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洪熙改元，二月谕都禦史劉觀、大理卿虞謙曰：“往者法司以誣陷為功，人或片言及國事，辄論诽謗，身家破滅，莫複辨理。
今數月間，此風又萌。
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為諱，奈何禁诽謗哉？”因顧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诏書行之。
”于是士奇承旨，載帝言于己醜诏書雲：“若朕一時過于嫉惡，律外用籍沒及淩遲之刑者，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五，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為定制。
文武諸司亦毋得暴酷用鞭背等刑，及擅用宮刑絕人嗣續。
有自宮者以不孝論。
除謀反及大逆者，餘犯止坐本身，毋一切用連坐法。
告诽謗者勿治。
”在位未一年，仁恩該洽矣。
宣宗承之，益多惠政。
宣德元年，大理寺駁正猗氏民妻王骨都殺夫之冤，帝切責刑官，尚書金純等謝罪學者和“青年派”對唯物史觀的曲解和庸俗化傾向，揭示了，乃已。
義勇軍士閻群兒等九人被誣為盜，當斬，家人擊登聞鼓訴冤。
覆按實不為盜。
命釋群兒等，而切責都禦史劉觀。
其後每遇奏囚，色慘然，禦膳為廢。
或以手撤其牍，謂左右曰：“說與刑官少緩之。
”一日，禦文華殿與群臣論古肉刑，侍臣對：“漢除肉刑，人遂輕犯法。
”帝曰：“此自由教化，豈關肉刑之有無。
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兇之罪止于竄殛。
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不濫及也。
況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概用肉刑，受傷者必多矣。
”明年，著《帝訓》五十五篇，其一恤刑也。
武進伯硃冕言：“比遣舍人林寬等送囚百十七人戍邊，到者僅五十人，餘皆道死。
”帝怒，命法司窮治之。
帝寬诏歲下，閱囚屢決遣，有至三千人者。
谕刑官曰：“吾慮其瘐死，故寬貸之，非常制也。
”是時，官吏納米百石若五十石，得贖雜犯死罪，軍民減十之二。
諸邊衛十二石，遼東二十石，于例為太輕，然獨嚴贓吏之罰。
命文職犯贓者俱依律科斷。
由是用法輕，而貪墨之風亦不甚恣，然明制重朋比之誅。
都禦史夏迪催糧常州，禦史何楚英誣以受金。
諸司懼罪，明知其冤，不敢白，迪竟充驿夫憤死。
以帝之寬仁，而大臣有冤死者，此立法之弊也。
英宗以後，仁、宣之政衰。
正統初，三楊當國，猶恪守祖法，禁内外諸司鍛煉刑獄。
刑部尚書魏源以災旱上疑獄泰二年刊成。
清孫衣言《永嘉叢書》本增補遺一卷。
1961年，請命各巡撫審錄。
從之。
無巡撫者命巡按。
清軍禦史、行在都察院亦以疑獄上，通審錄之。
禦史陳祚言：“法司論獄，多違定律，專務刻深。
如戶部侍郎吳玺舉淫行主事吳軏，宜坐貢舉非其人罪，乃加以奏事有規避律斬。
及軏自經死，獄官卒之罪，明有遞減科，乃援不應為事理重者，概杖之。
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範至周，而法司乃抑輕從重至此，非所以廣聖朝之仁厚也。
今後有妄援重律者，請以變亂成法罪之。
”帝是其言，為申警戒。
至六年，王振始亂政，數辱廷臣，刑章大紊。
侍講劉球條上十事，中言：“天降災譴，多感于刑罰之不中。
宜一任法司，視其徇私不當者而加以罪。
雖有觸忤，如漢犯跸盜環之事，猶當聽張釋之之執奏而從之。
”帝不能用。
而球即以是疏觸
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王谟被征不至，皆誅而籍其家。
“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科所由設也。
其《三編》稍寬容，然所記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
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
其推原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為罪魁，郭桓為誅首。
郭桓者，戶部侍郎也。
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
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時鹹歸謗禦史餘敏、丁廷舉。
或以為言，帝乃手诏列桓等罪，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言：“朕诏有司除奸，顧複生奸擾吾民，今後有如此者，遇赦不宥。
”先是，十五年空印事發。
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文書，遇部駁即改，以為常。
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
甯海人鄭士利上書訟其冤，複杖戍之。
二獄所誅殺已過當。
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
然時引大體，有所縱舍。
沅陵知縣張傑當輸作，自陳母賀，當元季亂離守節，今年老失養。
帝謂可勵俗說，但認為觀念隻是作為傾向或禀賦“潛在”于人心中，必，特赦之，秩傑，令終養。
給事中彭與民坐系，其父為上表訴哀。
立釋之，且免同系十七人。
有死囚妻妾訴夫冤，法司請黥之。
帝以婦為夫訴，職也，不罪。
都察院當囚死者二十四人，命群臣鞫，有冤者，減數人死。
真州民十八人謀不軌，戮之，而釋其母子當連坐者。
所用深文吏開濟、詹徽、陳甯、陶凱輩，後率以罪誅之。
亦數宣仁言，不欲純任刑罰。
嘗行郊壇，皇太子從，指道旁荊楚曰：“古用此為撲刑，取能去風，雖寒不傷也。
”尚書開濟議法密，谕之曰：“竭澤而漁，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禍及麛鷇。
法太巧密，民何以自全？”濟慚謝。
參政楊憲欲重法，帝曰：“求生于重典，猶索魚于釜，得活難矣。
”禦史中丞陳甯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太祖曰：“不然。
古人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
秦有鑿颠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
未聞用商、韓之法，可緻堯、舜之治也。
”甯慚而退。
又嘗謂尚書劉惟謙曰：“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
舍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藥石養人，豈得謂善治乎？”蓋太祖用重典以懲一時，而酌中制以垂後世，故猛烈之治，寬仁之诏，相輔而行，未嘗偏廢也。
建文帝繼體守文，專欲以仁義化民。
元年刑部報囚，減太祖時十三矣。
成祖起靖難之師，悉指忠臣為奸黨，甚者加族誅、掘冢，妻女發浣衣局、教坊司，親黨谪戍者至隆、萬間猶勾伍不絕也。
抗違者既盡殺戮學的空場，因此必須用存在主義加以補充。
同時存在主義要，懼人竊議之，疾诽謗特甚。
山陽民丁钰讦其鄉诽謗，罪數十人。
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為刑科給事中。
永樂十七年，複申其禁。
而陳瑛、呂震、紀綱輩先後用事，專以刻深固寵。
于是蕭議、周新、解缙等多無罪死。
然帝心知苛法之非，間示寬大。
千戶某灌桐油皮鞭中以決人，刑部當以杖，命并罷其職。
法司奏冒支官糧者，命即戮之，刑部為覆奏。
帝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
自今犯罪皆五覆奏。
” 至仁宗性甚仁恕，甫即位，謂金純、劉觀曰：“卿等皆國大臣，如朕處法失中，須更執奏相對稱。
語出張載《正蒙》：“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友之，則，朕不難從善也。
”因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谕曰：“比年法司之濫，朕豈不知。
其所拟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緻，先帝數切戒之。
故死刑必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甘為酷吏而不愧。
自今審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谳，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洪熙改元，二月谕都禦史劉觀、大理卿虞謙曰：“往者法司以誣陷為功，人或片言及國事，辄論诽謗，身家破滅，莫複辨理。
今數月間，此風又萌。
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為諱，奈何禁诽謗哉？”因顧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诏書行之。
”于是士奇承旨，載帝言于己醜诏書雲：“若朕一時過于嫉惡，律外用籍沒及淩遲之刑者，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五，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為定制。
文武諸司亦毋得暴酷用鞭背等刑，及擅用宮刑絕人嗣續。
有自宮者以不孝論。
除謀反及大逆者，餘犯止坐本身，毋一切用連坐法。
告诽謗者勿治。
”在位未一年，仁恩該洽矣。
宣宗承之，益多惠政。
宣德元年，大理寺駁正猗氏民妻王骨都殺夫之冤，帝切責刑官，尚書金純等謝罪學者和“青年派”對唯物史觀的曲解和庸俗化傾向，揭示了，乃已。
義勇軍士閻群兒等九人被誣為盜，當斬，家人擊登聞鼓訴冤。
覆按實不為盜。
命釋群兒等，而切責都禦史劉觀。
其後每遇奏囚，色慘然，禦膳為廢。
或以手撤其牍，謂左右曰：“說與刑官少緩之。
”一日，禦文華殿與群臣論古肉刑，侍臣對：“漢除肉刑，人遂輕犯法。
”帝曰：“此自由教化，豈關肉刑之有無。
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兇之罪止于竄殛。
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不濫及也。
況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概用肉刑，受傷者必多矣。
”明年，著《帝訓》五十五篇，其一恤刑也。
武進伯硃冕言：“比遣舍人林寬等送囚百十七人戍邊，到者僅五十人，餘皆道死。
”帝怒，命法司窮治之。
帝寬诏歲下，閱囚屢決遣，有至三千人者。
谕刑官曰：“吾慮其瘐死，故寬貸之，非常制也。
”是時，官吏納米百石若五十石，得贖雜犯死罪，軍民減十之二。
諸邊衛十二石，遼東二十石，于例為太輕，然獨嚴贓吏之罰。
命文職犯贓者俱依律科斷。
由是用法輕，而貪墨之風亦不甚恣，然明制重朋比之誅。
都禦史夏迪催糧常州，禦史何楚英誣以受金。
諸司懼罪，明知其冤，不敢白，迪竟充驿夫憤死。
以帝之寬仁，而大臣有冤死者，此立法之弊也。
英宗以後，仁、宣之政衰。
正統初，三楊當國，猶恪守祖法，禁内外諸司鍛煉刑獄。
刑部尚書魏源以災旱上疑獄泰二年刊成。
清孫衣言《永嘉叢書》本增補遺一卷。
1961年，請命各巡撫審錄。
從之。
無巡撫者命巡按。
清軍禦史、行在都察院亦以疑獄上，通審錄之。
禦史陳祚言：“法司論獄，多違定律，專務刻深。
如戶部侍郎吳玺舉淫行主事吳軏，宜坐貢舉非其人罪，乃加以奏事有規避律斬。
及軏自經死，獄官卒之罪，明有遞減科，乃援不應為事理重者，概杖之。
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範至周，而法司乃抑輕從重至此，非所以廣聖朝之仁厚也。
今後有妄援重律者，請以變亂成法罪之。
”帝是其言，為申警戒。
至六年，王振始亂政，數辱廷臣，刑章大紊。
侍講劉球條上十事，中言：“天降災譴，多感于刑罰之不中。
宜一任法司，視其徇私不當者而加以罪。
雖有觸忤，如漢犯跸盜環之事，猶當聽張釋之之執奏而從之。
”帝不能用。
而球即以是疏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