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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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麗父親的疏通下，我保住了原來的工作，而且我溜到維加斯偷懶的那個月，其中一部分被稍作假期，另一部分當做病休處理，這樣我就不但沒有受指責，反而可以補領工資。
我的頂頭上司——一名陸軍上校對我能重返工作單位頗有微詞，而我倒是心安理得。
要知道，如果你在美利堅合衆國的聯邦民政局工作，隻要你沒有野心又不在乎面子問題，你的上司對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在GS——6區的陸軍預備役部隊裡當行政助理。
由于預備役部隊每周隻訓練一次，所以我分管了三個單位的全部行政事務，其中包括謄錄600人的工資單，為他們油印指示手冊，檢查由預備役人事部為他們的會議所寫的早晨報告，裁減、晉升命令以及行政上的一些準備工作。
除了在各個單位進行為期兩周暑期野營訓練時忙碌一陣子，這份差使還算是比較輕松。
我們辦公室的同事都是各人有自己負責的工作，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彼此之間關系融洽。
有一個民職人員名叫弗蘭克-埃爾克，年齡比我大些，從屬于預備役部隊，和我一樣搞行政工作。
我和他共事兩年了，完全不知道他一直在貪污受賄，直到從維加斯回來後，才偶然發現了他的劣迹，并且最終被他用無懈可擊的理論說服，一道通過非法途徑掙外快。
美國陸軍預備役部隊是塊大肥肉：每周隻用參加兩個小時的會議就可以多拿一天的工資，普通軍官日薪20多美元，士兵中最高的每天十美元，外加蓄積養老金的福利，另外，那兩個小時的所謂開會也隻不過是在聽指示或看電影時打瞌睡。
大多數民事行政人員都參加了陸軍預備役部隊，我可能是局裡唯一的例外，因為似乎冥冥中有種魔力在阻止我，提醒我萬一爆發戰争時，預備役部隊的人都會被首先召人正規軍。
人人都說我是個大傻瓜，弗蘭克更是不斷地遊說我，告訴我憑着自己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光榮經曆和在陸軍預備役部隊當行政人員的身份，他可以為我安排一個軍士長的職務，這可是件兩全其美的好差事，既盡了自己的愛國主義義務，又領取了兩份工資，何樂而不為？他不知道對于已經不習慣聽從命令的我來說，即使是每周隻聽從兩個小時，每年夏季隻聽從兩周時間的命令，也厭惡得難以忍受。
當然，作為工作人員，我每天都在執行上司的指示，可是，這指示和命令的區别可就大不一樣了。
每當我看到報紙贊美我國的預備役部隊訓練有素時，都忍不住搖頭歎息——100多萬人因為混日子而得到了榮譽！我不明白為什麼還不取消這種勞民傷财的預備役制度，可能是由于許多地方要靠預備役的軍饷來維持經濟發展吧？也可能是由于州的立法機構和國會中有不少政客都是預備役部隊裡收入不菲的高級官員吧？不得而知。
後來發生的一些事改變了我的整個人生，無論是在家庭經濟方面還是在個人心理素質方面都出現了始料不及的質的變化，造成了這一切的根源就是美國軍事結構中的癌症，是這個機構的腐敗使我也成了一個貪污受賄的人。
我從維加斯回來後不久，新的兵役法使美國的許多小夥子以及有子弟适齡當兵的家長們很快就意識到有機可乘——按常規應征入伍的青年得服役兩年，而且說不定所在部隊駐紮在世界上的哪個角落，而參加了預備役的軍人卻隻需在美國本土服役六個月後，再用五年的時間每周參加兩個小時的會議，每年進行為期兩周的現役夏令營活動就行了，可見參軍若能加入預備役部隊，簡直等于中了人生的頭等獎。
但是華盛頓規定的預備役名額有限，所以一個指标起碼有上百個小夥子申請，我有權批準的指标是每月30名，原則上是先申請先批準。
每個月我手上都收到近千份申請表，以前我總是按照遞表的先後排列，秉公辦理，可是在排列表的過程中，我的上司們——一名常規軍陸軍少校參謀和一名在預備部隊當指揮官的中校經常會叫我把他們的一些關系戶插到前面。
對他們的這些要求我一律照辦，從無異議，也從不在意，我的心思仍在忙着寫作，上班僅僅是為了有份固定的工作和收入。
随着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變化，應征入伍的青年越來越多，不願意到遠在天涯海角的越南和古巴去的人也日益增加，我每月收到的申請更是與日俱增。
這時候，發生了一些不能不使人懷疑的事，以緻把我這個從來對周圍漠不關心的人也吸引得注意了起來。
事情是從弗蘭克-埃爾克開始的。
他比我的年齡大些，也已成婚，有兩個孩子。
我們的行政級别相同，工作性質也一樣，各人負責自己管轄的單位，每天所幹的事務大同小異，每周所領的工資也都是100美元左右。
雖然他加入了預備役部隊，弄了個上士頭銜，每年也不過比我多掙1000美元，然而他卻開着一輛全新的比翼克牌汽車上班，還特别保管在每天收費三美元的附近停車場裡。
另外，他非常愛好賭球，什麼橄榄球、籃球、壘球……總之是逢球必賭，一擲千金。
我詫異他哪兒來這麼多的錢，他眨眨眼睛，一本正經地說自己命好，常撿到錢，後來又說自己會算命，賭馬的押注每次都使馬場經紀人叫苦不疊。
我知道這些全是謊話，聽後一笑了之。
既然他不願意講，我也懶得去打聽，直到有一天，他請我到第九大街的一家意大利高級餐館吃飯時自己主動地亮出了底牌。
那天喝完咖啡後，他問我：“墨林，你每月為你的單位征多少兵？華盛頓給你的指标是多少？”我知道他突然涉足我的地盤，肯定不懷好意，但我還是老老實實地告訴了他：“上個月是30名，一般是25到40名左右，要根據我們損失多少人員而定。
” “這些指标可值錢呢，你可以從中發點小财啊！”弗蘭克不無詭谲地說。
我沒有回答他，他繼續往下說：“每個月你讓五個指标給我，我每個指标給你100美元，怎麼樣？” 雖然有了這500美元就意味着我的月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但是我沒有動心，搖搖頭勸他别胡作非為去幹這些違法亂紀的蠢事，并且告訴他我雖窮，卻有自尊，成年後從沒做過虧心事，不想為了幾個錢玷污了自己的清白。
不管怎麼樣，我是一個作家，一個期待着成名的小說家，不誠實就等于是一個大壞蛋，就會糟蹋了我心目中自己的那個完美的形象。
為了維護這一形象，我可以忍受與妻兒一起在貧困線上煎熬的生活，可以頂着酷暑或嚴寒，假日和晚上去兼職來幫補家用，盡管人們自願出錢買預備役指标的事弄得我心裡癢得難受，我仍然甯可當一個自命清高的男子漢。
弗蘭克不死心，還在那裡喋喋不休：“你不會有一點危險的，那些名單可以是假的，又沒有留底，而且你不必親自從小夥子那裡收錢，也不必親自和他們談條件。
這一切都由我來幹，當我說可以時，你就招他入伍，就這麼簡單，錢通過我的手交給你。
” 如果他給我100美元，那麼就意味着他肯定也留給了自己至少100美元。
按每個指标賣200美元計算，他的職權是招15人，也就是說每個月起碼增加了3000美元的收入！現在的富翁、政客、國會議員、參議員們為了子弟逃避現役都紛紛送他們來預備役部隊，這滾滾的财源一定勢不可當！可是弗蘭克委屈地告訴我，他的那15個名額實際上不能全歸他支配，因為他所屬的部隊的層層指揮官也出于種種目的有他們指定要照顧的人。
這些占用了指标的高官把到了弗蘭克嘴邊的肥肉給奪走了，害得他每個月隻能賣五個指标，真是啞巴吃黃連。
在一番捶胸頓足後，他隻好另辟蹊徑。
俗話說：堕落的人總能為自己找到各種各樣的借口。
其實無論上級怎麼克扣，弗蘭克仍能賺到每個月1000美元以上的免稅的額外收入，卻還在那裡嫌少。
對于捉襟見肘的我來說，這筆錢已無異于天文數字，不過我還是一口回絕了他的誘惑。
我是真心實意不想幹有損自己人格的肮髒交易。
我從小就以誠實為美德，不會說謊，更不會因金錢去為非作歹。
在這方面，我自以為頗有哥哥阿迪的風範。
阿迪是絕對不會腐化堕落的，他在聯邦食品醫藥局當化學工程師，主管新藥的檢驗工作，掌管着一定的權力，收入相當可觀，當然工作中的責任性和承受的壓力也相當大。
特别是他這個人在工作中鐵面無私，總是認真得一絲不苟，結果往往會發生國内其他化學家檢驗通過了的藥品到了他的手裡卻卡住不放的情況，為此，一些大的制藥公司就經常派人上門疏通，或者是企圖要他手下留情，或者是幹脆想用高薪挖他到公司去。
阿迪如果是個貪婪的人，甚至可以說阿迪如果是個原則性沒有那麼強，容易通融的人，他也早就富甲天下了，可是他把所有的說客都打發走，始終矢志不移。
有一次，他的上司利用職權硬是放行了一種他否定了的新藥，一年後，臨床證明這種藥有毒，甚至造成了一些病人死亡，傳媒把這件事的内幕全部曝光，引起公衆嘩然。
這段時間裡的阿迪成為了萬民矚目的英雄，晉升到民政級别中最高的一級，但同時上司也向他暗示不可能再往上提升他了，因為他實在太迂腐，太不近情，太不會耍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所以永遠當不了局長。
對此他毫不在乎，我更是為他感到自豪。
像阿迪那樣過誠實的生活也是我的一個人生目标。
我自诩為一個現實主義者，講究實事求是，不奢望自己能做一個完美無缺的好漢，但是倘若我犯了錯誤，也絕對不會為自己開脫，而且日後會記取這一前車之鑒，隻不過錯誤的種類和犯錯誤的機會實在太多，以至于我常常對自己的不檢點感到吃驚，對自己的不争氣感到失望。
我實際上也很明白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像阿迪那樣的英雄——他的誠實出于本能，而我想當老實人是因為我覺得說真話要比講假話好受得多，清白要比犯罪舒坦得多。
也就是說，在我的靈魂深處，要當老實人是出于實用而不是為了浪漫的理想，如果我覺得撒謊、做賊更好受和更舒坦的話，我早就幹上了。
我對那些講假話、做違法事的人從不覺得厭惡、反感和看不起，反而總是采取容忍的态度，這就是因為我認為他們這樣做是職業上而不是道德上的選擇。
也許很多人會說我這樣看待騙子和賊人，是在向自己兜售變成這類人的思想，可能是吧，反正我始終認為真善美與假醜惡均是出于價值觀念。
聽了弗蘭克說明真相後，我的競争意識是要做一個比他完美的
我的頂頭上司——一名陸軍上校對我能重返工作單位頗有微詞，而我倒是心安理得。
要知道，如果你在美利堅合衆國的聯邦民政局工作，隻要你沒有野心又不在乎面子問題，你的上司對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在GS——6區的陸軍預備役部隊裡當行政助理。
由于預備役部隊每周隻訓練一次，所以我分管了三個單位的全部行政事務，其中包括謄錄600人的工資單，為他們油印指示手冊，檢查由預備役人事部為他們的會議所寫的早晨報告，裁減、晉升命令以及行政上的一些準備工作。
除了在各個單位進行為期兩周暑期野營訓練時忙碌一陣子，這份差使還算是比較輕松。
我們辦公室的同事都是各人有自己負責的工作，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彼此之間關系融洽。
有一個民職人員名叫弗蘭克-埃爾克，年齡比我大些，從屬于預備役部隊，和我一樣搞行政工作。
我和他共事兩年了，完全不知道他一直在貪污受賄，直到從維加斯回來後，才偶然發現了他的劣迹，并且最終被他用無懈可擊的理論說服，一道通過非法途徑掙外快。
美國陸軍預備役部隊是塊大肥肉：每周隻用參加兩個小時的會議就可以多拿一天的工資，普通軍官日薪20多美元，士兵中最高的每天十美元，外加蓄積養老金的福利，另外，那兩個小時的所謂開會也隻不過是在聽指示或看電影時打瞌睡。
大多數民事行政人員都參加了陸軍預備役部隊，我可能是局裡唯一的例外，因為似乎冥冥中有種魔力在阻止我，提醒我萬一爆發戰争時，預備役部隊的人都會被首先召人正規軍。
人人都說我是個大傻瓜，弗蘭克更是不斷地遊說我，告訴我憑着自己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光榮經曆和在陸軍預備役部隊當行政人員的身份，他可以為我安排一個軍士長的職務，這可是件兩全其美的好差事，既盡了自己的愛國主義義務，又領取了兩份工資，何樂而不為？他不知道對于已經不習慣聽從命令的我來說，即使是每周隻聽從兩個小時，每年夏季隻聽從兩周時間的命令，也厭惡得難以忍受。
當然，作為工作人員，我每天都在執行上司的指示，可是，這指示和命令的區别可就大不一樣了。
每當我看到報紙贊美我國的預備役部隊訓練有素時，都忍不住搖頭歎息——100多萬人因為混日子而得到了榮譽！我不明白為什麼還不取消這種勞民傷财的預備役制度，可能是由于許多地方要靠預備役的軍饷來維持經濟發展吧？也可能是由于州的立法機構和國會中有不少政客都是預備役部隊裡收入不菲的高級官員吧？不得而知。
後來發生的一些事改變了我的整個人生，無論是在家庭經濟方面還是在個人心理素質方面都出現了始料不及的質的變化，造成了這一切的根源就是美國軍事結構中的癌症，是這個機構的腐敗使我也成了一個貪污受賄的人。
我從維加斯回來後不久，新的兵役法使美國的許多小夥子以及有子弟适齡當兵的家長們很快就意識到有機可乘——按常規應征入伍的青年得服役兩年，而且說不定所在部隊駐紮在世界上的哪個角落，而參加了預備役的軍人卻隻需在美國本土服役六個月後，再用五年的時間每周參加兩個小時的會議，每年進行為期兩周的現役夏令營活動就行了，可見參軍若能加入預備役部隊，簡直等于中了人生的頭等獎。
但是華盛頓規定的預備役名額有限，所以一個指标起碼有上百個小夥子申請，我有權批準的指标是每月30名，原則上是先申請先批準。
每個月我手上都收到近千份申請表，以前我總是按照遞表的先後排列，秉公辦理，可是在排列表的過程中，我的上司們——一名常規軍陸軍少校參謀和一名在預備部隊當指揮官的中校經常會叫我把他們的一些關系戶插到前面。
對他們的這些要求我一律照辦，從無異議，也從不在意，我的心思仍在忙着寫作，上班僅僅是為了有份固定的工作和收入。
随着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變化，應征入伍的青年越來越多，不願意到遠在天涯海角的越南和古巴去的人也日益增加，我每月收到的申請更是與日俱增。
這時候，發生了一些不能不使人懷疑的事，以緻把我這個從來對周圍漠不關心的人也吸引得注意了起來。
事情是從弗蘭克-埃爾克開始的。
他比我的年齡大些，也已成婚，有兩個孩子。
我們的行政級别相同，工作性質也一樣，各人負責自己管轄的單位，每天所幹的事務大同小異，每周所領的工資也都是100美元左右。
雖然他加入了預備役部隊，弄了個上士頭銜，每年也不過比我多掙1000美元，然而他卻開着一輛全新的比翼克牌汽車上班，還特别保管在每天收費三美元的附近停車場裡。
另外，他非常愛好賭球，什麼橄榄球、籃球、壘球……總之是逢球必賭，一擲千金。
我詫異他哪兒來這麼多的錢，他眨眨眼睛，一本正經地說自己命好，常撿到錢，後來又說自己會算命，賭馬的押注每次都使馬場經紀人叫苦不疊。
我知道這些全是謊話，聽後一笑了之。
既然他不願意講，我也懶得去打聽，直到有一天，他請我到第九大街的一家意大利高級餐館吃飯時自己主動地亮出了底牌。
那天喝完咖啡後，他問我：“墨林，你每月為你的單位征多少兵？華盛頓給你的指标是多少？”我知道他突然涉足我的地盤，肯定不懷好意，但我還是老老實實地告訴了他：“上個月是30名，一般是25到40名左右，要根據我們損失多少人員而定。
” “這些指标可值錢呢，你可以從中發點小财啊！”弗蘭克不無詭谲地說。
我沒有回答他，他繼續往下說：“每個月你讓五個指标給我，我每個指标給你100美元，怎麼樣？” 雖然有了這500美元就意味着我的月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但是我沒有動心，搖搖頭勸他别胡作非為去幹這些違法亂紀的蠢事，并且告訴他我雖窮，卻有自尊，成年後從沒做過虧心事，不想為了幾個錢玷污了自己的清白。
不管怎麼樣，我是一個作家，一個期待着成名的小說家，不誠實就等于是一個大壞蛋，就會糟蹋了我心目中自己的那個完美的形象。
為了維護這一形象，我可以忍受與妻兒一起在貧困線上煎熬的生活，可以頂着酷暑或嚴寒，假日和晚上去兼職來幫補家用，盡管人們自願出錢買預備役指标的事弄得我心裡癢得難受，我仍然甯可當一個自命清高的男子漢。
弗蘭克不死心，還在那裡喋喋不休：“你不會有一點危險的，那些名單可以是假的，又沒有留底，而且你不必親自從小夥子那裡收錢，也不必親自和他們談條件。
這一切都由我來幹，當我說可以時，你就招他入伍，就這麼簡單，錢通過我的手交給你。
” 如果他給我100美元，那麼就意味着他肯定也留給了自己至少100美元。
按每個指标賣200美元計算，他的職權是招15人，也就是說每個月起碼增加了3000美元的收入！現在的富翁、政客、國會議員、參議員們為了子弟逃避現役都紛紛送他們來預備役部隊，這滾滾的财源一定勢不可當！可是弗蘭克委屈地告訴我，他的那15個名額實際上不能全歸他支配，因為他所屬的部隊的層層指揮官也出于種種目的有他們指定要照顧的人。
這些占用了指标的高官把到了弗蘭克嘴邊的肥肉給奪走了，害得他每個月隻能賣五個指标，真是啞巴吃黃連。
在一番捶胸頓足後，他隻好另辟蹊徑。
俗話說：堕落的人總能為自己找到各種各樣的借口。
其實無論上級怎麼克扣，弗蘭克仍能賺到每個月1000美元以上的免稅的額外收入，卻還在那裡嫌少。
對于捉襟見肘的我來說，這筆錢已無異于天文數字，不過我還是一口回絕了他的誘惑。
我是真心實意不想幹有損自己人格的肮髒交易。
我從小就以誠實為美德，不會說謊，更不會因金錢去為非作歹。
在這方面，我自以為頗有哥哥阿迪的風範。
阿迪是絕對不會腐化堕落的，他在聯邦食品醫藥局當化學工程師，主管新藥的檢驗工作，掌管着一定的權力，收入相當可觀，當然工作中的責任性和承受的壓力也相當大。
特别是他這個人在工作中鐵面無私，總是認真得一絲不苟，結果往往會發生國内其他化學家檢驗通過了的藥品到了他的手裡卻卡住不放的情況，為此，一些大的制藥公司就經常派人上門疏通，或者是企圖要他手下留情，或者是幹脆想用高薪挖他到公司去。
阿迪如果是個貪婪的人，甚至可以說阿迪如果是個原則性沒有那麼強，容易通融的人，他也早就富甲天下了，可是他把所有的說客都打發走，始終矢志不移。
有一次，他的上司利用職權硬是放行了一種他否定了的新藥，一年後，臨床證明這種藥有毒，甚至造成了一些病人死亡，傳媒把這件事的内幕全部曝光，引起公衆嘩然。
這段時間裡的阿迪成為了萬民矚目的英雄，晉升到民政級别中最高的一級，但同時上司也向他暗示不可能再往上提升他了，因為他實在太迂腐，太不近情，太不會耍必不可少的政治手段，所以永遠當不了局長。
對此他毫不在乎，我更是為他感到自豪。
像阿迪那樣過誠實的生活也是我的一個人生目标。
我自诩為一個現實主義者，講究實事求是，不奢望自己能做一個完美無缺的好漢，但是倘若我犯了錯誤，也絕對不會為自己開脫，而且日後會記取這一前車之鑒，隻不過錯誤的種類和犯錯誤的機會實在太多，以至于我常常對自己的不檢點感到吃驚，對自己的不争氣感到失望。
我實際上也很明白自己永遠不可能成為像阿迪那樣的英雄——他的誠實出于本能，而我想當老實人是因為我覺得說真話要比講假話好受得多，清白要比犯罪舒坦得多。
也就是說，在我的靈魂深處，要當老實人是出于實用而不是為了浪漫的理想，如果我覺得撒謊、做賊更好受和更舒坦的話，我早就幹上了。
我對那些講假話、做違法事的人從不覺得厭惡、反感和看不起，反而總是采取容忍的态度，這就是因為我認為他們這樣做是職業上而不是道德上的選擇。
也許很多人會說我這樣看待騙子和賊人，是在向自己兜售變成這類人的思想，可能是吧，反正我始終認為真善美與假醜惡均是出于價值觀念。
聽了弗蘭克說明真相後，我的競争意識是要做一個比他完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