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評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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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為。
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
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
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
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
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
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 袁崇煥還沒有到任，甯遠已發生了兵變。
兵變是因欠饷四個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與湖南、湖北的湖廣兵。
兵卒把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等縛在谯樓上。
兵備副使把官衙庫房中所有的二萬兩銀子都拿出來發饷，相差還是很多，又向甯遠商民借了五萬兩，兵士才不吵了。
畢自肅自覺治軍不嚴有罪，上吊自殺。
兵士的糧饷本就很少，拖欠四個月，叫他們如何過日子？這根本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
連甯遠這樣的國防第一要地，欠饷都達四個月之久，可見當時政治的腐敗。
畢自肅在二次甯遠大戰時是兵備副使，守城有功，因兵變而自殺，實在是死得很冤枉的。
袁崇煥于八月初到達，懲罰了幾名軍官，其中之一是後來大大有名的左良玉，當時是都司；又殺了知道兵變預謀而不報的中軍，将兵變平定了。
但京裡的饷銀仍是不發來，錦州與薊鎮的兵士又嘩變。
如果這時清軍來攻，甯遠與錦州怎麼守得住？局勢實在危險之至。
袁崇煥有甚麼法子？隻有不斷的上奏章，向北京請饷。
崇祯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遺傳。
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長的提議，增加賦稅，另一方面對于伸手來要錢之人大大的不高興。
袁崇煥屢次上疏請饷，崇祯對諸臣說：“袁崇煥在朕前，以五年複遼、及清慎為己任，這缺饷事，須講求長策。
”又說：“關兵動辄鼓噪，吝邊效尤，如何得了？” 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軍士要挾，不單單是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
古人雖羅雀掘鼠，而軍心不變。
現在各處兵卒為甚麼動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
”崇祯道：“正如此說。
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
今雖缺饷，哪裡又會到這地步呢？”“羅雀掘鼠”這四字崇祯聽得十分入耳。
周延儒由于這四個字，向着首輔的位子邁進了一步。
周延儒是江蘇宜興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歲連中會元狀元，這個江南才子小白臉，真是小說與戲劇中的标準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傳》。
本來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惡，他後來做首輔，也做了些好事的，隻不過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
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
但“逢主之惡”當然也就是奸。
這個人和袁崇煥恰是兩個極端。
袁崇煥考進士考了許多次才取，相貌相當不漂亮，性格則是十分的鲠直剛強。
“羅雀掘鼠”是唐張巡的典故。
張巡在睢陽被安祿山圍困，苦守日久，軍中無食，隻得張網捉雀、掘穴捕鼠來充饑，但仍是死守不屈。
羅雀掘鼠是不得已時的苦法子，受到敵人包圍，隻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時都有這種精神？周延儒乘機中傷，崇祯在這時已開始對袁崇煥信心動遙他提到袁崇煥以“清慎為己任”，似乎對他的“清”也有了懷疑。
崇祯心中似乎這樣想：“他自稱是清官，為甚麼卻不斷的向我要錢？”袁崇煥又到錦州去安撫兵變，連疏請饷。
十月初二，崇祯在文華殿集群臣商議，說道：“崇煥先前說道‘安撫錦州，兵變可彌’，現在卻說‘軍欲鼓噪，求發内帑’，為甚麼與前疏這樣矛盾？卿等奏來。
”“内帑”是皇帝私家庫房的錢。
因為戶部答複袁崇煥說，國庫裡實在沒有錢，所以袁崇煥請皇帝掏私人腰包來發欠饷。
再加上說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脅，崇祯自然更加生氣。
哪知百官衆口一辭，都請皇上發内帑。
新任的戶部尚書極言戶部無錢，隻有陸續籌措發給。
崇祯說：“将兵者果能待部屬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羅雀掘鼠”和“家人父子”這兩句話，充分表現了崇祯完全不顧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
兵士有四個月領不到糧饷，吵了起來。
崇祯不怪自己不發饷，卻怪帶兵的将帥對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
他似乎認為，主帥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沒有糧饷，士兵餓死也是不會吵的。
俗語都說：“皇帝不差餓兵。
”崇祯卻認為餓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機中傷，說道：“臣不敢阻止皇上發内帑。
現在安危在呼吸之間，急則治标，隻好發給他。
然而決非長策，還請皇上與廷臣定一經久的方策。
”崇祯大為贊成：“此說良是。
若是動不動就來請發内帑，各處邊防軍都學樣，這内帑豈有不幹涸的？”崇祯越說越怒，又是憂形于色，所有大臣個個吓得戰戰兢兢，誰也不敢說話。
袁崇煥請發内帑，其實正是他不愛惜自己、不怕開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
本來，他隻須申請發饷，至于錢從何處來，根本不是他的責任。
國庫無錢，自有别的大臣會提出請發内帑，崇祯憎恨的對象就會是那個請發内帑之人。
以袁崇煥的才智，決不會不明白其中的關鍵，但他愛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
說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銀就始終發不下來，那麼就由我開口好了。
當袁崇煥罷官家居之時，皇太極見勁敵既去，立刻肆無忌憚，不再稱汗而改稱皇帝。
袁崇煥回任之後，甯遠、錦州、薊州都因欠饷而發生兵變，當時自然不能與清兵開仗，于是與皇太極又開始了和談，用以拖延時間。
皇太極對和談向來極有興趣，立即作出有利的反應。
袁崇煥提出的先決條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複稱“汗”。
皇太極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賜一顆印給他，表示正式承認他“汗”的地位。
這是自居為明朝藩邦，原是對明朝極有利的。
但明朝朝廷不估計形勢，不研究雙方力量的對比，堅持非消滅滿清不可，當即拒絕了這個要求。
皇太極一直到死，始終千方百計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寫信給明朝邊界上的官員，又托朝鮮居間斡旋，要蒙古王公上書明朝提出勸告。
每一個戰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戰求和”。
他清楚的認識到，滿清決計不是明朝的敵手，明朝的政治隻要稍上軌道，滿清就非亡國滅種不可。
滿族的經濟力量很是薄弱，不會紡織，主要的收入是靠搶劫。
皇太極寫給崇祯的信，可說謙卑到了極點。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啟更厲害得多，對滿清始終堅持“不承認政策”，不承認它有獨立自主的資格，決不與它打任何交道。
為了與滿清作戰，萬曆末年已加重了對民間的搜括，天啟時再加，到崇祯手裡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時加派遼饷九百萬兩，練饷七百三十餘萬兩，一年之中單是軍費就達到二千萬兩（萬曆初年全國歲出不過四百萬兩左右），國家财政和全國經濟在這壓力下都已瀕于崩潰。
明末民變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負擔不起這沉重的軍費開支。
敵人提出和平建議，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論。
我以為應當根據這樣的原則來加以考慮：敵人的和議不過是一種陰謀手段，目的在整個滅亡我們？還是敵人因經濟、政治、軍事、或社會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誠意？必須假定締結和約隻是暫時休戰，雙方随時可以破壞和平而重啟戰端。
目前一直打下去對我方比較有利？還是休戰一段時期再打比較有利？締結和約或進行和平談判，會削弱本國的士氣民心、造成社會混亂、損害作戰努力、破壞聯盟關系、影響政府聲譽？還是并無重大不良後果？和約條款是片面對敵人有利？還是雙方平等，或利害參半，甚至對我方有利？如果是前者，當然應當斷然拒絕；若是後者，就可考慮接受，必要時甚至還須努力争齲在當時的局勢下，成立和議顯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
不論從政略、戰略、經濟、人民生活哪一方面來考慮，都應與滿清議和。
拒絕和滿清議和，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
他初即位時清除魏忠賢逆黨，處理得十分精明，于是臣下大捧他為“英主”。
他從此就飄飄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認為“英主”決不能和叛逆的“建州衛”妥協。
在明朝君臣的觀念中，“建州衛”始終是中國皇帝屬下一個小官的領地，皇帝決不能跟小官談和。
至于使得全國億萬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事，皇帝的尊嚴不能有絲毫損害。
他可以和察哈爾蒙古人談和，付給金銀以換取和平。
因為明朝的江山是從蒙古人手裡奪來的，明朝承認蒙古是敵國。
堅持政治原則，本來不錯。
然而政治原則是要以正确的策略來貫徹的。
完全忽視實際情形，把國家與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顧，和“英主”兩字可相差十萬八千裡了。
袁崇煥和皇太極一番交涉，使得皇太極自動除去了帝号，本來是外交上的重大勝利。
但崇祯卻認為是和“叛徒”私自議和，有辱國體，心中極不滿意，當時對袁崇煥倚賴很重，隐忍不發，後來卻終于成為殺他的主要罪狀。
1《明史·錢龍錫傳》：“龍錫奏辯，言：‘崇煥陛見時，臣見其貌寝，退謂同官：此人恐不勝任。
’”錢龍錫這話也是胡說八道，怎能見人家相貌難看，便說他不能擔當大事？ 2《烈皇小識》：“時天威震迅，憂形于色。
大小臣工皆戰懼不能仰對，而延儒由此荷聖眷矣。
” 3關于這場交涉，因皇太極稱帝之後再自動除去，又向明朝要求發印而不得，在滿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所以清方官文書中都無記載，或有記載而後來都删去了。
但清内閣檔案中還留存皇太極天聰四年頒示的一道木刊谕文，其中公開承認這件事：“逮至朕躬，實欲罷兵戈，享太平，故屢屢差人講說。
無奈天啟、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國寶。
朕以為天與土地，何敢輕與？其帝号國寶，一一遵依，易汗請印，委曲至此，仍複不允。
” 4《明清史料》丙編，皇太極谕諸将士：“爾諸将士臨陣，各自奮勇前往，何必争取衣物？縱得些破壞衣物，尚不能資一年之用。
爾将士如果奮勇直前，敵人力不能支，非與我國講和，必是敗于我們。
那時穿吃自然長遠，早早解盔卸甲，共享太平，豈不美哉？” 5《天聰實錄稿》，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太宗緻朝鮮國王信：“貴國斷市，不過以我國無衣，因欲困我。
我與貴國未市之前，豈曾赤身裸體耶？即飛禽走獸，亦自各有羽毛……滿洲、蒙古固以搶掠為生，貴國固以自守為素。
” 6《天聰實錄稿》六年六月，清太宗緻崇祯皇帝信：“滿洲國汗謹奏大明國皇帝：小國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圖大位，而起此念也。
隻因邊官作踐太甚，小國惱恨，又不得上達……今欲将惱恨備悉上聞，又恐以為小國不解舊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詳陳也。
小國下情，皇上若欲垂聽，差一好人來，俾小國盡為申奏。
若謂業已講和，何必又提惱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
夫小國之人，和好告成時，得些财物，打獵放鷹，便是快樂處。
謹奏。
”最後這句話甚是質樸動人。
7崇祯五年，宣府巡撫沈棨和清軍立約互不侵犯，崇祯便把兵部尚書熊明遇革職查辦，沈棨下獄。
此後他更下旨給守邊的官員，任何人不得與滿清有片紙隻字的交通。
8《明史·食貨志》：“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乎？” 崇祯對袁崇煥的猜忌，從“請發内帑事件”開始。
帶兵的統帥追讨欠饷，本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債戶對于債主追讨欠款，不論債主的理由如何充足，債戶自然而然的會對他十分憎恨，如果債主威名震于天下而又握有武力，十幾歲的少年債戶除了憎恨之外還會恐懼。
崇祯又不敢懲罰袁崇煥和皇太極談和。
這“不敢”兩字之中，自然隐伏了“将來和你算帳”的心理因素。
該年閏四月，加袁崇煥太子太保的頭銜，那是從一品，比兵部尚書又高了一級。
到了下個月，便發生了殺毛文龍事件，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對他的不滿和恐懼。
毛文龍是浙江杭州人。
袁崇煥殺毛文龍在崇祯二年（公元一六二九），那是己巳年。
早了一百八十年（一四四九），同樣是己巳年，我另一位同鄉杭州人于謙為明朝立了安邦定國的大功。
那一年發生土木堡之變，皇帝被蒙古人擄去，于謙擊退外敵，安定了國家。
于謙和袁崇煥都是兵部尚書，于做總督，袁做督師，地位相等。
兩人後來都被皇帝處死，都是明朝出名的大忠臣。
杭州人在江南雖然有“杭鐵頭”之稱，然而那是與性格柔和的蘇州人“蘇空頭”相對而言，很少去當兵打仗的。
戚繼光率領來平定倭寇、守禦北邊，後來在戚死後又去抗日援朝的浙江兵，都是浙東義烏一帶的人。
毛文龍所以投軍，主要由于他有個舅舅在兵部做官。
毛文龍喜歡下圍棋，常通宵下棋，愛說：“殺得北鬥歸南。
”捧他場的人，說他的棋友中有一個道人，從圍棋中傳授了他兵法。
如果真有這樣的事，毛文龍的棋力一定相當低，因為他的兵法實在并不高明。
又有一個傳說：他上京去投靠舅舅的前夕，睡在于廟（于謙的廟，在杭州與嶽廟并稱）裡祈夢，夢到于謙寫了十六個字給他：“欲效淮陰，老了一半。
好個田橫，無人作伴。
”這十六個字後來果然“應驗”了：韓信二十七歲為大将，毛文龍為大将時五十二歲；田橫在島上自殺時，有五百士自刎而殉，毛文龍在島上被殺，死的隻他一人。
這當然是好事之徒事後捏造出來的。
于謙見識何等超卓，又怎會将他這個無聊同鄉去和韓信、田橫相比？ 毛文龍到北京後，得他舅舅推薦，到遼東去投效總兵李成梁，後來在袁應泰、王化貞兩人手下，升到了大約相當于團長的職位。
他的功績主要是造火藥超額完成任務和練兵，可見此人是一個能幹的後勤人員。
遼東失陷後，他帶了一批部隊，在沿海各島和遼東、朝鮮邊區混來混去，打打遊擊。
他的根據地是在朝鮮，招納遼東潰散下來的中國敗兵和難民，勢力漸漸擴充，終于找到了一個機會，帶領了九十八人，渡鴨綠江襲擊鎮江城，俘虜了清軍守将。
這是明軍打敗清兵的罕有事件，王化貞大為高興，極力推薦，升他的官，駐在鎮江城。
但不久清兵大軍反攻，鎮江城就失去了。
毛文龍将根據地遷到朝鮮的皮島，自己仍在遼東朝鮮邊區打遊擊。
皮島在鴨綠江口，與朝鮮本土隻一水之隔，水面距離隻不過相當于過一條長江而已，北岸便是朝鮮的宣川、鐵山。
當時朝鮮的義州、安州、鐵山一帶，因為鄰近中國，從遼東逃出來的漢人難民和敗兵紛紛湧到，喧賓奪主，漢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朝鮮人隻十分之三。
皮島橫約八十裡，逃到島上的漢人為數不少。
毛文龍作為根據地後，再招納漢人，聲勢漸盛。
明朝特别為他設立一個軍區，叫作東江鎮，升毛文龍為總兵。
那時袁崇煥剛出山海關，還未建功。
明朝唯一能與清兵打一下的，隻有毛文龍一軍，所以他名氣相當大。
當時董其昌曾上奏說：國家隻要有兩個毛文龍，努爾哈赤可擒，遼地可複。
他這道奏章，當然隻有書法上的價值，但由此也可見到一般朝臣對毛文龍的觀感。
毛文龍不斷升官，升到左都督，挂将軍印，賜尚方劍。
天啟皇帝提到他時稱為“毛帥”，不叫名字。
天啟四年五月，毛文龍遣将沿鴨綠江、越長白山，攻入滿清東部，被守将擊敗，全軍覆沒；五年六月及六年五月，曾兩次派兵襲擊滿清城寨，兩次都喪師敗歸。
毛文龍打仗是不行的，可是連年襲擊滿清腹地，不失為有牽制作用。
那時候明軍一見清兵就望風而遁，毛文龍膽敢主動出擊，應當說勇氣可嘉。
天啟七年正月，清兵征朝鮮，因為毛文龍不斷在後方騷擾，于是分兵去攻他所駐守的鐵山。
毛文龍大敗，逃上了皮島。
他在中朝邊區打遊擊時，雖然屢戰屢敗，卻也能屢敗屢戰。
上了皮島之後，有了大海的阻隔，清軍沒有水師，安全感大增，加之又上了年紀，很快就腐化起來。
他開始發揮後勤才能，在皮島大做生意，征收商船通行稅，那便是海上買路錢，派人去遼東和朝鮮挖人參。
一方面向朝廷要糧要饷，又向朝鮮要糧食，理由是幫朝鮮抵抗清兵，要收保護費。
朝鮮也隻得時時運糧給他。
他升官發财之後，對打仗更加沒有興趣了。
當時皮島駐軍有二萬八千，戰馬三千餘匹，皮島之東的身彌島駐兵千餘，作為皮島的外圍，甯錦大戰之時，毛文龍手擁重兵在旁，竟不發一兵一卒去支援，也不攻擊清兵後方作牽制。
袁崇煥當然極不滿意，但因管他不着，無可奈何。
天啟年間，毛文龍不斷以大量賄賂送給魏忠賢和其他太監、大臣，對朝中當權派的公共關系做得極好。
天啟五年，禦史麥之令彈劾毛文龍，認為他無用，遼東軍務不能依靠他。
魏忠賢極力袒毛，說麥之令是熊廷弼的同黨，将他殺了。
這樣一來，所有反對魏忠賢的東林黨清流派都恨上了毛文龍。
崇祯接位後，毛文龍作風不改。
朝廷覺得皮島耗費糧饷太多，要派人去
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
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
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
事任既重，為怨實多，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
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甚難。
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 袁崇煥還沒有到任，甯遠已發生了兵變。
兵變是因欠饷四個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與湖南、湖北的湖廣兵。
兵卒把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等縛在谯樓上。
兵備副使把官衙庫房中所有的二萬兩銀子都拿出來發饷，相差還是很多，又向甯遠商民借了五萬兩，兵士才不吵了。
畢自肅自覺治軍不嚴有罪，上吊自殺。
兵士的糧饷本就很少，拖欠四個月，叫他們如何過日子？這根本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
連甯遠這樣的國防第一要地，欠饷都達四個月之久，可見當時政治的腐敗。
畢自肅在二次甯遠大戰時是兵備副使，守城有功，因兵變而自殺，實在是死得很冤枉的。
袁崇煥于八月初到達，懲罰了幾名軍官，其中之一是後來大大有名的左良玉，當時是都司；又殺了知道兵變預謀而不報的中軍，将兵變平定了。
但京裡的饷銀仍是不發來，錦州與薊鎮的兵士又嘩變。
如果這時清軍來攻，甯遠與錦州怎麼守得住？局勢實在危險之至。
袁崇煥有甚麼法子？隻有不斷的上奏章，向北京請饷。
崇祯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遺傳。
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長的提議，增加賦稅，另一方面對于伸手來要錢之人大大的不高興。
袁崇煥屢次上疏請饷，崇祯對諸臣說：“袁崇煥在朕前，以五年複遼、及清慎為己任，這缺饷事，須講求長策。
”又說：“關兵動辄鼓噪，吝邊效尤，如何得了？” 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軍士要挾，不單單是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
古人雖羅雀掘鼠，而軍心不變。
現在各處兵卒為甚麼動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
”崇祯道：“正如此說。
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
今雖缺饷，哪裡又會到這地步呢？”“羅雀掘鼠”這四字崇祯聽得十分入耳。
周延儒由于這四個字，向着首輔的位子邁進了一步。
周延儒是江蘇宜興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歲連中會元狀元，這個江南才子小白臉，真是小說與戲劇中的标準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傳》。
本來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惡，他後來做首輔，也做了些好事的，隻不過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
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
但“逢主之惡”當然也就是奸。
這個人和袁崇煥恰是兩個極端。
袁崇煥考進士考了許多次才取，相貌相當不漂亮，性格則是十分的鲠直剛強。
“羅雀掘鼠”是唐張巡的典故。
張巡在睢陽被安祿山圍困，苦守日久，軍中無食，隻得張網捉雀、掘穴捕鼠來充饑，但仍是死守不屈。
羅雀掘鼠是不得已時的苦法子，受到敵人包圍，隻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時都有這種精神？周延儒乘機中傷，崇祯在這時已開始對袁崇煥信心動遙他提到袁崇煥以“清慎為己任”，似乎對他的“清”也有了懷疑。
崇祯心中似乎這樣想：“他自稱是清官，為甚麼卻不斷的向我要錢？”袁崇煥又到錦州去安撫兵變，連疏請饷。
十月初二，崇祯在文華殿集群臣商議，說道：“崇煥先前說道‘安撫錦州，兵變可彌’，現在卻說‘軍欲鼓噪，求發内帑’，為甚麼與前疏這樣矛盾？卿等奏來。
”“内帑”是皇帝私家庫房的錢。
因為戶部答複袁崇煥說，國庫裡實在沒有錢，所以袁崇煥請皇帝掏私人腰包來發欠饷。
再加上說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脅，崇祯自然更加生氣。
哪知百官衆口一辭，都請皇上發内帑。
新任的戶部尚書極言戶部無錢，隻有陸續籌措發給。
崇祯說：“将兵者果能待部屬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羅雀掘鼠”和“家人父子”這兩句話，充分表現了崇祯完全不顧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
兵士有四個月領不到糧饷，吵了起來。
崇祯不怪自己不發饷，卻怪帶兵的将帥對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
他似乎認為，主帥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沒有糧饷，士兵餓死也是不會吵的。
俗語都說：“皇帝不差餓兵。
”崇祯卻認為餓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機中傷，說道：“臣不敢阻止皇上發内帑。
現在安危在呼吸之間，急則治标，隻好發給他。
然而決非長策，還請皇上與廷臣定一經久的方策。
”崇祯大為贊成：“此說良是。
若是動不動就來請發内帑，各處邊防軍都學樣，這内帑豈有不幹涸的？”崇祯越說越怒，又是憂形于色，所有大臣個個吓得戰戰兢兢，誰也不敢說話。
袁崇煥請發内帑，其實正是他不愛惜自己、不怕開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
本來，他隻須申請發饷，至于錢從何處來，根本不是他的責任。
國庫無錢，自有别的大臣會提出請發内帑，崇祯憎恨的對象就會是那個請發内帑之人。
以袁崇煥的才智，決不會不明白其中的關鍵，但他愛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
說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銀就始終發不下來，那麼就由我開口好了。
當袁崇煥罷官家居之時，皇太極見勁敵既去，立刻肆無忌憚，不再稱汗而改稱皇帝。
袁崇煥回任之後，甯遠、錦州、薊州都因欠饷而發生兵變，當時自然不能與清兵開仗，于是與皇太極又開始了和談，用以拖延時間。
皇太極對和談向來極有興趣，立即作出有利的反應。
袁崇煥提出的先決條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複稱“汗”。
皇太極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賜一顆印給他，表示正式承認他“汗”的地位。
這是自居為明朝藩邦，原是對明朝極有利的。
但明朝朝廷不估計形勢，不研究雙方力量的對比，堅持非消滅滿清不可，當即拒絕了這個要求。
皇太極一直到死，始終千方百計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寫信給明朝邊界上的官員，又托朝鮮居間斡旋，要蒙古王公上書明朝提出勸告。
每一個戰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戰求和”。
他清楚的認識到，滿清決計不是明朝的敵手，明朝的政治隻要稍上軌道，滿清就非亡國滅種不可。
滿族的經濟力量很是薄弱，不會紡織，主要的收入是靠搶劫。
皇太極寫給崇祯的信，可說謙卑到了極點。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啟更厲害得多，對滿清始終堅持“不承認政策”，不承認它有獨立自主的資格，決不與它打任何交道。
為了與滿清作戰，萬曆末年已加重了對民間的搜括，天啟時再加，到崇祯手裡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時加派遼饷九百萬兩，練饷七百三十餘萬兩，一年之中單是軍費就達到二千萬兩（萬曆初年全國歲出不過四百萬兩左右），國家财政和全國經濟在這壓力下都已瀕于崩潰。
明末民變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負擔不起這沉重的軍費開支。
敵人提出和平建議，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論。
我以為應當根據這樣的原則來加以考慮：敵人的和議不過是一種陰謀手段，目的在整個滅亡我們？還是敵人因經濟、政治、軍事、或社會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誠意？必須假定締結和約隻是暫時休戰，雙方随時可以破壞和平而重啟戰端。
目前一直打下去對我方比較有利？還是休戰一段時期再打比較有利？締結和約或進行和平談判，會削弱本國的士氣民心、造成社會混亂、損害作戰努力、破壞聯盟關系、影響政府聲譽？還是并無重大不良後果？和約條款是片面對敵人有利？還是雙方平等，或利害參半，甚至對我方有利？如果是前者，當然應當斷然拒絕；若是後者，就可考慮接受，必要時甚至還須努力争齲在當時的局勢下，成立和議顯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
不論從政略、戰略、經濟、人民生活哪一方面來考慮，都應與滿清議和。
拒絕和滿清議和，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
他初即位時清除魏忠賢逆黨，處理得十分精明，于是臣下大捧他為“英主”。
他從此就飄飄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認為“英主”決不能和叛逆的“建州衛”妥協。
在明朝君臣的觀念中，“建州衛”始終是中國皇帝屬下一個小官的領地，皇帝決不能跟小官談和。
至于使得全國億萬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事，皇帝的尊嚴不能有絲毫損害。
他可以和察哈爾蒙古人談和，付給金銀以換取和平。
因為明朝的江山是從蒙古人手裡奪來的，明朝承認蒙古是敵國。
堅持政治原則，本來不錯。
然而政治原則是要以正确的策略來貫徹的。
完全忽視實際情形，把國家與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顧，和“英主”兩字可相差十萬八千裡了。
袁崇煥和皇太極一番交涉，使得皇太極自動除去了帝号，本來是外交上的重大勝利。
但崇祯卻認為是和“叛徒”私自議和，有辱國體，心中極不滿意，當時對袁崇煥倚賴很重，隐忍不發，後來卻終于成為殺他的主要罪狀。
1《明史·錢龍錫傳》：“龍錫奏辯，言：‘崇煥陛見時，臣見其貌寝，退謂同官：此人恐不勝任。
’”錢龍錫這話也是胡說八道，怎能見人家相貌難看，便說他不能擔當大事？ 2《烈皇小識》：“時天威震迅，憂形于色。
大小臣工皆戰懼不能仰對，而延儒由此荷聖眷矣。
” 3關于這場交涉，因皇太極稱帝之後再自動除去，又向明朝要求發印而不得，在滿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所以清方官文書中都無記載，或有記載而後來都删去了。
但清内閣檔案中還留存皇太極天聰四年頒示的一道木刊谕文，其中公開承認這件事：“逮至朕躬，實欲罷兵戈，享太平，故屢屢差人講說。
無奈天啟、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國寶。
朕以為天與土地，何敢輕與？其帝号國寶，一一遵依，易汗請印，委曲至此，仍複不允。
” 4《明清史料》丙編，皇太極谕諸将士：“爾諸将士臨陣，各自奮勇前往，何必争取衣物？縱得些破壞衣物，尚不能資一年之用。
爾将士如果奮勇直前，敵人力不能支，非與我國講和，必是敗于我們。
那時穿吃自然長遠，早早解盔卸甲，共享太平，豈不美哉？” 5《天聰實錄稿》，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太宗緻朝鮮國王信：“貴國斷市，不過以我國無衣，因欲困我。
我與貴國未市之前，豈曾赤身裸體耶？即飛禽走獸，亦自各有羽毛……滿洲、蒙古固以搶掠為生，貴國固以自守為素。
” 6《天聰實錄稿》六年六月，清太宗緻崇祯皇帝信：“滿洲國汗謹奏大明國皇帝：小國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圖大位，而起此念也。
隻因邊官作踐太甚，小國惱恨，又不得上達……今欲将惱恨備悉上聞，又恐以為小國不解舊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詳陳也。
小國下情，皇上若欲垂聽，差一好人來，俾小國盡為申奏。
若謂業已講和，何必又提惱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
夫小國之人，和好告成時，得些财物，打獵放鷹，便是快樂處。
謹奏。
”最後這句話甚是質樸動人。
7崇祯五年，宣府巡撫沈棨和清軍立約互不侵犯，崇祯便把兵部尚書熊明遇革職查辦，沈棨下獄。
此後他更下旨給守邊的官員，任何人不得與滿清有片紙隻字的交通。
8《明史·食貨志》：“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乎？” 崇祯對袁崇煥的猜忌，從“請發内帑事件”開始。
帶兵的統帥追讨欠饷，本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債戶對于債主追讨欠款，不論債主的理由如何充足，債戶自然而然的會對他十分憎恨，如果債主威名震于天下而又握有武力，十幾歲的少年債戶除了憎恨之外還會恐懼。
崇祯又不敢懲罰袁崇煥和皇太極談和。
這“不敢”兩字之中，自然隐伏了“将來和你算帳”的心理因素。
該年閏四月，加袁崇煥太子太保的頭銜，那是從一品，比兵部尚書又高了一級。
到了下個月，便發生了殺毛文龍事件，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對他的不滿和恐懼。
毛文龍是浙江杭州人。
袁崇煥殺毛文龍在崇祯二年（公元一六二九），那是己巳年。
早了一百八十年（一四四九），同樣是己巳年，我另一位同鄉杭州人于謙為明朝立了安邦定國的大功。
那一年發生土木堡之變，皇帝被蒙古人擄去，于謙擊退外敵，安定了國家。
于謙和袁崇煥都是兵部尚書，于做總督，袁做督師，地位相等。
兩人後來都被皇帝處死，都是明朝出名的大忠臣。
杭州人在江南雖然有“杭鐵頭”之稱，然而那是與性格柔和的蘇州人“蘇空頭”相對而言，很少去當兵打仗的。
戚繼光率領來平定倭寇、守禦北邊，後來在戚死後又去抗日援朝的浙江兵，都是浙東義烏一帶的人。
毛文龍所以投軍，主要由于他有個舅舅在兵部做官。
毛文龍喜歡下圍棋，常通宵下棋，愛說：“殺得北鬥歸南。
”捧他場的人，說他的棋友中有一個道人，從圍棋中傳授了他兵法。
如果真有這樣的事，毛文龍的棋力一定相當低，因為他的兵法實在并不高明。
又有一個傳說：他上京去投靠舅舅的前夕，睡在于廟（于謙的廟，在杭州與嶽廟并稱）裡祈夢，夢到于謙寫了十六個字給他：“欲效淮陰，老了一半。
好個田橫，無人作伴。
”這十六個字後來果然“應驗”了：韓信二十七歲為大将，毛文龍為大将時五十二歲；田橫在島上自殺時，有五百士自刎而殉，毛文龍在島上被殺，死的隻他一人。
這當然是好事之徒事後捏造出來的。
于謙見識何等超卓，又怎會将他這個無聊同鄉去和韓信、田橫相比？ 毛文龍到北京後，得他舅舅推薦，到遼東去投效總兵李成梁，後來在袁應泰、王化貞兩人手下，升到了大約相當于團長的職位。
他的功績主要是造火藥超額完成任務和練兵，可見此人是一個能幹的後勤人員。
遼東失陷後，他帶了一批部隊，在沿海各島和遼東、朝鮮邊區混來混去，打打遊擊。
他的根據地是在朝鮮，招納遼東潰散下來的中國敗兵和難民，勢力漸漸擴充，終于找到了一個機會，帶領了九十八人，渡鴨綠江襲擊鎮江城，俘虜了清軍守将。
這是明軍打敗清兵的罕有事件，王化貞大為高興，極力推薦，升他的官，駐在鎮江城。
但不久清兵大軍反攻，鎮江城就失去了。
毛文龍将根據地遷到朝鮮的皮島，自己仍在遼東朝鮮邊區打遊擊。
皮島在鴨綠江口，與朝鮮本土隻一水之隔，水面距離隻不過相當于過一條長江而已，北岸便是朝鮮的宣川、鐵山。
當時朝鮮的義州、安州、鐵山一帶，因為鄰近中國，從遼東逃出來的漢人難民和敗兵紛紛湧到，喧賓奪主，漢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朝鮮人隻十分之三。
皮島橫約八十裡，逃到島上的漢人為數不少。
毛文龍作為根據地後，再招納漢人，聲勢漸盛。
明朝特别為他設立一個軍區，叫作東江鎮，升毛文龍為總兵。
那時袁崇煥剛出山海關，還未建功。
明朝唯一能與清兵打一下的，隻有毛文龍一軍，所以他名氣相當大。
當時董其昌曾上奏說：國家隻要有兩個毛文龍，努爾哈赤可擒，遼地可複。
他這道奏章，當然隻有書法上的價值，但由此也可見到一般朝臣對毛文龍的觀感。
毛文龍不斷升官，升到左都督，挂将軍印，賜尚方劍。
天啟皇帝提到他時稱為“毛帥”，不叫名字。
天啟四年五月，毛文龍遣将沿鴨綠江、越長白山，攻入滿清東部，被守将擊敗，全軍覆沒；五年六月及六年五月，曾兩次派兵襲擊滿清城寨，兩次都喪師敗歸。
毛文龍打仗是不行的，可是連年襲擊滿清腹地，不失為有牽制作用。
那時候明軍一見清兵就望風而遁，毛文龍膽敢主動出擊，應當說勇氣可嘉。
天啟七年正月，清兵征朝鮮，因為毛文龍不斷在後方騷擾，于是分兵去攻他所駐守的鐵山。
毛文龍大敗，逃上了皮島。
他在中朝邊區打遊擊時，雖然屢戰屢敗，卻也能屢敗屢戰。
上了皮島之後，有了大海的阻隔，清軍沒有水師，安全感大增，加之又上了年紀，很快就腐化起來。
他開始發揮後勤才能，在皮島大做生意，征收商船通行稅，那便是海上買路錢，派人去遼東和朝鮮挖人參。
一方面向朝廷要糧要饷，又向朝鮮要糧食，理由是幫朝鮮抵抗清兵，要收保護費。
朝鮮也隻得時時運糧給他。
他升官發财之後，對打仗更加沒有興趣了。
當時皮島駐軍有二萬八千，戰馬三千餘匹，皮島之東的身彌島駐兵千餘，作為皮島的外圍，甯錦大戰之時，毛文龍手擁重兵在旁，竟不發一兵一卒去支援，也不攻擊清兵後方作牽制。
袁崇煥當然極不滿意，但因管他不着，無可奈何。
天啟年間，毛文龍不斷以大量賄賂送給魏忠賢和其他太監、大臣，對朝中當權派的公共關系做得極好。
天啟五年，禦史麥之令彈劾毛文龍，認為他無用，遼東軍務不能依靠他。
魏忠賢極力袒毛，說麥之令是熊廷弼的同黨，将他殺了。
這樣一來，所有反對魏忠賢的東林黨清流派都恨上了毛文龍。
崇祯接位後，毛文龍作風不改。
朝廷覺得皮島耗費糧饷太多，要派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