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評傳2
關燈
小
中
大
與各王子一切都放開了吧，佛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皇太極回信給袁崇煥說：過去的怨仇，當然是算了，否則又何必議和修好？你們的土地人民歸我之後，都已安定，這是天意，如果重行歸還，那既違反天意，又對不起人民。
金國所以要出兵朝鮮，完全是由于朝鮮不對，現在已講和了。
說到“言不由衷”，為甚麼你一面說要修好，一面又派哨卒來我方偵察，收納我方逃亡，部隊逼近我邊界，修築城堡？其實是你才“言不由衷”，我國将帥對你也大有懷疑。
至于所要求的“初和之禮”，金銀等可以減半，緞布隻要原來要求的半成。
我方也以東珠、人參、狐皮、貂皮等物還贈，表示雙方完全公平。
既和之後，雙方互贈仍如前議。
如果同意，希望辦得越快越好。
關于來往書信的格式，皇太極提議：“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國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諸臣低金國汗一字。
他答複李喇嘛的信中，抱怨明朝皇帝對他的書信從來不加理睬；又說：你勸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這話很對，但為甚麼隻勸我而不去勸明朝皇帝？如果雙方都回頭修好，豈不甚善？後來皇太極又緻書袁崇煥，抗議他修築塔山、大淩河、錦州等城的防禦工事，認為是缺乏和平誠意，并提議劃定疆界。
平心而論，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國，于對方來信一概不答，隻由地方官和對方通信，金國也難免氣憤。
金國的經濟要求，雖說是雙方互贈，實質上當然是金方大占便宜。
金方答應贈送的東珠、人參、貂皮等物，大概最多隻能抵過綢緞布匹的價值，明方付出的每年一萬兩黃金、十萬兩銀子，等于是無償贈與。
那時一兩黃金約等于十兩銀子（明初等于四兩，後來金貴銀賤），明朝每年以二十萬兩銀子買得一年和平，代價低廉之至。
熊廷弼守遼之時，單是他一軍每個月的饷銀就需十多萬兩銀子。
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編軍隊，再出兵挑戰，主動與被動的形勢就轉過來了。
皇太極對于緞布的要求一下子就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議以适當禮物還報，希望和議盡快辦理，可見對于締結和平的确具有極大誠意。
他自知人口與兵力有限，經不起長期的消耗戰。
此後每發生一次戰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當時議和的障礙，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與金人議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國的和議，人人都怕做秦桧。
大家抱着同樣的心理：贊成和金人議和，就是大漢奸秦桧。
這是當時讀書人心中的“條件反射”。
袁崇煥從實際情況出發主張議和，朝臣都不附和。
遼東經略王之臣更為此一再彈劾袁崇煥，說這種主張就像宋人和金人議和那樣愚蠢自誤。
其實，明朝當時與宋朝的情況大不相同。
在南宋時，金兵已占領了中國北方的全部，議和等于是放棄收複失地。
但在明朝天啟年間，金人隻占領了遼東，遼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暫時議和，影響甚校南宋之時，嶽飛、韓世忠、劉□、張竣吳□、吳□等大将，都是兵精能戰，金人後方不穩，形勢上利于北伐，議和是失卻了恢複的良機。
明末軍隊的戰鬥力遠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賴的隻有西洋大炮。
但當時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動，隻能用于守城，不能用于運動戰。
對于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議和，宋方絕對屈辱，每年片面進貢金帛，并非雙方互贈。
宋朝皇帝對金稱臣。
然而皇太極卻甘願低于明朝皇帝一級，隻要求比明朝的諸臣高一級。
皇太極一再表示，金國不敢與中國并列，隻希望地位比察哈爾蒙古人高一等就滿足了。
他和袁崇煥書信來往，态度上是很明顯的謙恭。
可見宋金議和與明金議和兩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論。
皇太極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後來索性改了國号，不稱金國，而稱“大清”，以免引起漢人心理上敵對性的連鎖反應。
袁崇煥和皇太極信使往來，但因朝中大臣視和議如洪水猛獸，談判全無結果。
當時主張和金人議和，非但冒舉國之大不韪，而且是冒曆史上之大不韪。
中國過去受到外族的軍事壓力而議和，通常總是屈辱性的，漢人對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将“議和”、“投降”、“漢奸”三件事聯系在一起。
當軍事上準備沒有充分之時，暫時與外敵議和以争取時間，中國曆史上兩個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過。
漢高祖劉邦曾與匈奴議和，争取時間來培養國力，到漢武帝時才大舉反擊。
唐太宗李世民曾與突厥議和（那時是他父親李淵做皇帝，但和議實際上是李世民所決定），等到整頓好軍隊後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
不過這不是中國曆史上傳統觀念的主流。
主流思想是：“與侵略本國的外敵議和是投降，是漢奸。
”其實，同是議和，卻有性質上的不同，決不能一概而論。
基本關鍵在于：議和是永久性的投降？還是暫時妥協、積極準備而終于大舉反攻、得到最後勝利？議和停戰隻是策略，決不等于投降。
然而明末當國的君臣都是庸才，對于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大局發展的前途都是茫無所知，既無決戰的剛勇，也無等待的韌力。
袁崇煥精明正确的戰略見解，朝廷中下意識的認為是“漢奸思想”。
袁崇煥當然知道如此力排衆議，對于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隻是以大局為重。
以他如此剛烈之人，對聲名自然非常愛惜，給人罵“漢奸”，那是最痛苦的事。
比較起來，死守甯遠、抗拒大敵，在他并不算是難事，最多打不過，一死殉國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
但要負擔“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責任，可艱巨得多了。
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剛強的人，越是不重視性命而不肯忍受恥辱。
越是儒家的書讀得多，心中曆史感極其深厚的人，越是寶貴自己的名節。
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舉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迹，如張巡睢陽死守，顔杲卿常山罵賊，袁崇煥做起來并不困難。
對于性格柔和的人，當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義難，在袁崇煥這樣的偉烈之士，卻是守甯遠易而主和議難。
主張議和，他必須違反曆史傳統、違反舉國輿論、違反朝廷決策、更違反自己的性格。
上下古今，一切都反，連自己都反。
他是個沖動的熱情的豪傑，是“甯為直折劍、猶勝曲全鈎”的剛士，是行事不顧一切、“幾大就幾大”的蠻子，可是他終于決定：“忍辱負重”。
在他那個時代，絕無尊重少數人意見的習慣與風度。
連袁崇煥自己在内，都相信“國人皆曰可殺”多半便是“可殺”。
那是一個非此即彼、決不容忍異見的時代，是正人君子紛紛犧牲生命而提出正義見解的時代。
卑鄙的奸黨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對風骨和節操越是看重。
東漢和明末，是中國曆史上讀書人道德價值最受重視的兩個時期。
歲寒堅節，冰雪清操，在當時的道德觀念中，與“忠”、“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
他很愛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
如果他終于因主和而為天下士論所不齒，對他将是多麼嚴重的事。
他對金人的和談并不是公開進行的，因此并沒有受到普遍的抨擊，但他當然預料到将來終于要公開，清議和知友的譴責不可避免的會落到頭上。
在袁崇煥死後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勢已糜爛不可收拾。
洪承疇于所統大軍全軍覆沒後投降滿清。
松山、錦州失守。
崇祯便想和滿清議和，以便專心對付李自成、張獻忠等民軍。
兵部尚書陳新甲更明白無力兩線作戰，暗中與皇帝籌劃對滿清講和。
崇祯和陳新甲不斷商議，朝中其他大臣聽到了風聲，便紛紛上奏，反對和議。
崇祯矢口不認，說根本沒有議和的事，你們反對甚麼？崇祯每次親筆寫手诏給陳新甲，總是鄭重警誡：這是天大機密，千萬不可洩漏而讓群臣知道了。
該年八月，崇祯派親信又送一道親筆诏書去給陳新甲，催他盡快設法和滿清議和。
陳新甲出外辦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書房中的幾上而去。
陳新甲的家童誤以為是普通的《塘報》（各省派員在京所抄錄的一般性上谕與奏章，稱為《塘報》），拿出去交給各省駐京辦事處傳抄。
這樣一來，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議的事就公開了出來，群臣拿到了證據，登時嘩然，立刻上奏章反對。
皇帝再也無法抵賴，惱怒之極，下诏要陳新甲解釋，責問他為甚麼主張議和，罪大惡極之至。
陳新甲的聲辯書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證明這是出于皇上的聖意。
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陳新甲着即斬決。
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親藩，兵部尚書應負全責。
那時距明朝之亡已不過一年半，局面的惡劣可想而知，但群臣還是堅決反對議和，連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國防部長暗中商量，表面上堅決不肯承認，最後消息洩漏，便殺了國防部長以卸自己責任。
從這件事中，可以見到當時對“議和”是如何的忌諱，輿論壓力是如何沉重。
連崇祯這樣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對群臣承認有議和之意。
袁崇煥卻膽敢進行議和。
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說“隻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對，雖有千萬人反對，我還是幹了”那種浩然之氣。
諸葛亮出師北伐，天下皆稱其忠。
嶽飛苦戰抗敵，天下皆知其勇。
袁崇煥的功業或許比不上諸葛亮和嶽飛，雖然，那也是很難真正比較的，然而他身處嫌疑之地而行舉世嫌疑之事，這種精神上的痛苦負擔，諸葛亮和嶽飛卻幸而不必經受。
袁崇煥有一句詩：“心苦後人知”。
當真是英雄寂寞，壯士悲歌。
他明知不能得到當時的諒解，隻盼望自己這番苦心孤詣能為後人所知。
當我寫到這一段文字時，想到他的耿耿之懷，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劇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壯美，深刻的凄怆意。
正确的戰略決策無法執行，朝政越來越腐敗，在魏忠賢籠罩一切的邪惡勢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
關外酷寒的天氣，生長于亞熱帶的廣東人實在感到很難抵受。
在這期間，袁崇煥從廣東招募來的人員中有人要回故鄉去了，臨别時問他：你留在這裡繼續擔當艱危呢，還是回鄉以求平安？他寫了一首詩回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内心你還不明白嗎？又何必問安危去留？我在這裡奮不顧身，本來不是為了富貴。
故鄉的親友們如果問起，請你轉告：邊界還沒有平靖，我隻有感到慚愧，當然要繼續幹下去。
袁崇煥是三兄弟中的老二。
大哥崇燦當他在關外時在故鄉逝世。
三弟崇煜随着他在軍中辦事，後來也告辭回鄉。
袁崇煥從甯遠送他到山海關而分手，寫了兩首詩給他，說：邊疆需要人守禦，升平還沒有得到，我早已決心報國，安危去留的問題不必提了。
1皇太極在西方人的書中寫作abahai，法國學者格奧賽（renégrousset）在《中華帝國的興起與輝煌》一書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變”一章，其中說：“皇太極是蠻人中的一個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軍事才能，和對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結合起來。
” 2清《太宗實錄卷三》：天聰元年，“時國中大饑，鬥米價銀八兩，人有相食者。
國中銀兩雖多，無外貿易，是以銀賤而諸物騰貴。
良馬，銀三百兩。
牛一，銀百兩。
蟒緞一，銀百五十兩。
布匹一，銀九兩。
盜賊繁興，偷竊牛馬，或行劫殺。
于是諸臣入奏曰：盜賊若不按律嚴懲，恐不能止息。
上恻然，谕曰：今歲國中因年饑乏食，緻民不得已而為盜耳。
緝獲者，鞭而釋之可也。
遂下令，是歲谳獄，姑從寬典。
仍大發帑金，散赈饑民。
”他寬待因饑餓而為盜的百姓，與崇祯督促部将“限期破賊、殺賊立功”的政策恰正相反。
3何柄棣：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aspectsofsocialmobility,1368-1911一書中，認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萬，到明末時已漲了一倍以上。
4王鐘翰：《滿族在努爾哈赤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态》一文中，根據朝鮮《興京二道河子舊老城》的資料，認為一六二一年時，努爾哈赤的兵數二十萬，再加上婦女老少，“全人數當在四、五十萬左右。
” 5《天聰實錄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嶽起鸾曰：我國宜與明朝講和。
若不講和，則我國人民死散殆荊”《明清史料》甲編，天聰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雖師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畢注于一隅之間，蓋猶裕如也。
”《東華錄》載天聰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謀倡逃”。
《明清史料》乙編載，崇祯二年二月二十一，袁崇煥塘報：“一日之内，降者竟前後接踵而至。
” 6“七大恨”：一、明朝殺害金人的二祖；二、袒護金人的仇敵哈達；三、越界出兵，
皇太極回信給袁崇煥說：過去的怨仇，當然是算了，否則又何必議和修好？你們的土地人民歸我之後，都已安定，這是天意，如果重行歸還，那既違反天意，又對不起人民。
金國所以要出兵朝鮮，完全是由于朝鮮不對，現在已講和了。
說到“言不由衷”，為甚麼你一面說要修好，一面又派哨卒來我方偵察，收納我方逃亡，部隊逼近我邊界，修築城堡？其實是你才“言不由衷”，我國将帥對你也大有懷疑。
至于所要求的“初和之禮”，金銀等可以減半，緞布隻要原來要求的半成。
我方也以東珠、人參、狐皮、貂皮等物還贈，表示雙方完全公平。
既和之後，雙方互贈仍如前議。
如果同意，希望辦得越快越好。
關于來往書信的格式，皇太極提議：“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國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諸臣低金國汗一字。
他答複李喇嘛的信中，抱怨明朝皇帝對他的書信從來不加理睬；又說：你勸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這話很對，但為甚麼隻勸我而不去勸明朝皇帝？如果雙方都回頭修好，豈不甚善？後來皇太極又緻書袁崇煥，抗議他修築塔山、大淩河、錦州等城的防禦工事，認為是缺乏和平誠意，并提議劃定疆界。
平心而論，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國，于對方來信一概不答，隻由地方官和對方通信，金國也難免氣憤。
金國的經濟要求，雖說是雙方互贈，實質上當然是金方大占便宜。
金方答應贈送的東珠、人參、貂皮等物，大概最多隻能抵過綢緞布匹的價值，明方付出的每年一萬兩黃金、十萬兩銀子，等于是無償贈與。
那時一兩黃金約等于十兩銀子（明初等于四兩，後來金貴銀賤），明朝每年以二十萬兩銀子買得一年和平，代價低廉之至。
熊廷弼守遼之時，單是他一軍每個月的饷銀就需十多萬兩銀子。
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編軍隊，再出兵挑戰，主動與被動的形勢就轉過來了。
皇太極對于緞布的要求一下子就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議以适當禮物還報，希望和議盡快辦理，可見對于締結和平的确具有極大誠意。
他自知人口與兵力有限，經不起長期的消耗戰。
此後每發生一次戰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當時議和的障礙，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與金人議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國的和議，人人都怕做秦桧。
大家抱着同樣的心理：贊成和金人議和，就是大漢奸秦桧。
這是當時讀書人心中的“條件反射”。
袁崇煥從實際情況出發主張議和，朝臣都不附和。
遼東經略王之臣更為此一再彈劾袁崇煥，說這種主張就像宋人和金人議和那樣愚蠢自誤。
其實，明朝當時與宋朝的情況大不相同。
在南宋時，金兵已占領了中國北方的全部，議和等于是放棄收複失地。
但在明朝天啟年間，金人隻占領了遼東，遼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暫時議和，影響甚校南宋之時，嶽飛、韓世忠、劉□、張竣吳□、吳□等大将，都是兵精能戰，金人後方不穩，形勢上利于北伐，議和是失卻了恢複的良機。
明末軍隊的戰鬥力遠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賴的隻有西洋大炮。
但當時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動，隻能用于守城，不能用于運動戰。
對于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議和，宋方絕對屈辱，每年片面進貢金帛，并非雙方互贈。
宋朝皇帝對金稱臣。
然而皇太極卻甘願低于明朝皇帝一級，隻要求比明朝的諸臣高一級。
皇太極一再表示，金國不敢與中國并列，隻希望地位比察哈爾蒙古人高一等就滿足了。
他和袁崇煥書信來往，态度上是很明顯的謙恭。
可見宋金議和與明金議和兩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論。
皇太極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後來索性改了國号，不稱金國，而稱“大清”，以免引起漢人心理上敵對性的連鎖反應。
袁崇煥和皇太極信使往來，但因朝中大臣視和議如洪水猛獸，談判全無結果。
當時主張和金人議和，非但冒舉國之大不韪，而且是冒曆史上之大不韪。
中國過去受到外族的軍事壓力而議和，通常總是屈辱性的，漢人對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将“議和”、“投降”、“漢奸”三件事聯系在一起。
當軍事上準備沒有充分之時，暫時與外敵議和以争取時間，中國曆史上兩個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過。
漢高祖劉邦曾與匈奴議和，争取時間來培養國力，到漢武帝時才大舉反擊。
唐太宗李世民曾與突厥議和（那時是他父親李淵做皇帝，但和議實際上是李世民所決定），等到整頓好軍隊後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
不過這不是中國曆史上傳統觀念的主流。
主流思想是：“與侵略本國的外敵議和是投降，是漢奸。
”其實，同是議和，卻有性質上的不同，決不能一概而論。
基本關鍵在于：議和是永久性的投降？還是暫時妥協、積極準備而終于大舉反攻、得到最後勝利？議和停戰隻是策略，決不等于投降。
然而明末當國的君臣都是庸才，對于敵我雙方力量的對比、大局發展的前途都是茫無所知，既無決戰的剛勇，也無等待的韌力。
袁崇煥精明正确的戰略見解，朝廷中下意識的認為是“漢奸思想”。
袁崇煥當然知道如此力排衆議，對于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隻是以大局為重。
以他如此剛烈之人，對聲名自然非常愛惜，給人罵“漢奸”，那是最痛苦的事。
比較起來，死守甯遠、抗拒大敵，在他并不算是難事，最多打不過，一死殉國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
但要負擔“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責任，可艱巨得多了。
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剛強的人，越是不重視性命而不肯忍受恥辱。
越是儒家的書讀得多，心中曆史感極其深厚的人，越是寶貴自己的名節。
文天祥《正氣歌》中所舉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迹，如張巡睢陽死守，顔杲卿常山罵賊，袁崇煥做起來并不困難。
對于性格柔和的人，當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義難，在袁崇煥這樣的偉烈之士，卻是守甯遠易而主和議難。
主張議和，他必須違反曆史傳統、違反舉國輿論、違反朝廷決策、更違反自己的性格。
上下古今，一切都反，連自己都反。
他是個沖動的熱情的豪傑，是“甯為直折劍、猶勝曲全鈎”的剛士，是行事不顧一切、“幾大就幾大”的蠻子，可是他終于決定：“忍辱負重”。
在他那個時代，絕無尊重少數人意見的習慣與風度。
連袁崇煥自己在内，都相信“國人皆曰可殺”多半便是“可殺”。
那是一個非此即彼、決不容忍異見的時代，是正人君子紛紛犧牲生命而提出正義見解的時代。
卑鄙的奸黨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對風骨和節操越是看重。
東漢和明末，是中國曆史上讀書人道德價值最受重視的兩個時期。
歲寒堅節，冰雪清操，在當時的道德觀念中，與“忠”、“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
他很愛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
如果他終于因主和而為天下士論所不齒，對他将是多麼嚴重的事。
他對金人的和談并不是公開進行的，因此并沒有受到普遍的抨擊，但他當然預料到将來終于要公開，清議和知友的譴責不可避免的會落到頭上。
在袁崇煥死後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勢已糜爛不可收拾。
洪承疇于所統大軍全軍覆沒後投降滿清。
松山、錦州失守。
崇祯便想和滿清議和，以便專心對付李自成、張獻忠等民軍。
兵部尚書陳新甲更明白無力兩線作戰，暗中與皇帝籌劃對滿清講和。
崇祯和陳新甲不斷商議，朝中其他大臣聽到了風聲，便紛紛上奏，反對和議。
崇祯矢口不認，說根本沒有議和的事，你們反對甚麼？崇祯每次親筆寫手诏給陳新甲，總是鄭重警誡：這是天大機密，千萬不可洩漏而讓群臣知道了。
該年八月，崇祯派親信又送一道親筆诏書去給陳新甲，催他盡快設法和滿清議和。
陳新甲出外辦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書房中的幾上而去。
陳新甲的家童誤以為是普通的《塘報》（各省派員在京所抄錄的一般性上谕與奏章，稱為《塘報》），拿出去交給各省駐京辦事處傳抄。
這樣一來，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議的事就公開了出來，群臣拿到了證據，登時嘩然，立刻上奏章反對。
皇帝再也無法抵賴，惱怒之極，下诏要陳新甲解釋，責問他為甚麼主張議和，罪大惡極之至。
陳新甲的聲辯書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證明這是出于皇上的聖意。
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陳新甲着即斬決。
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親藩，兵部尚書應負全責。
那時距明朝之亡已不過一年半，局面的惡劣可想而知，但群臣還是堅決反對議和，連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國防部長暗中商量，表面上堅決不肯承認，最後消息洩漏，便殺了國防部長以卸自己責任。
從這件事中，可以見到當時對“議和”是如何的忌諱，輿論壓力是如何沉重。
連崇祯這樣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對群臣承認有議和之意。
袁崇煥卻膽敢進行議和。
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說“隻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對，雖有千萬人反對，我還是幹了”那種浩然之氣。
諸葛亮出師北伐，天下皆稱其忠。
嶽飛苦戰抗敵，天下皆知其勇。
袁崇煥的功業或許比不上諸葛亮和嶽飛，雖然，那也是很難真正比較的，然而他身處嫌疑之地而行舉世嫌疑之事，這種精神上的痛苦負擔，諸葛亮和嶽飛卻幸而不必經受。
袁崇煥有一句詩：“心苦後人知”。
當真是英雄寂寞，壯士悲歌。
他明知不能得到當時的諒解，隻盼望自己這番苦心孤詣能為後人所知。
當我寫到這一段文字時，想到他的耿耿之懷，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劇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壯美，深刻的凄怆意。
正确的戰略決策無法執行，朝政越來越腐敗，在魏忠賢籠罩一切的邪惡勢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
關外酷寒的天氣，生長于亞熱帶的廣東人實在感到很難抵受。
在這期間，袁崇煥從廣東招募來的人員中有人要回故鄉去了，臨别時問他：你留在這裡繼續擔當艱危呢，還是回鄉以求平安？他寫了一首詩回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内心你還不明白嗎？又何必問安危去留？我在這裡奮不顧身，本來不是為了富貴。
故鄉的親友們如果問起，請你轉告：邊界還沒有平靖，我隻有感到慚愧，當然要繼續幹下去。
袁崇煥是三兄弟中的老二。
大哥崇燦當他在關外時在故鄉逝世。
三弟崇煜随着他在軍中辦事，後來也告辭回鄉。
袁崇煥從甯遠送他到山海關而分手，寫了兩首詩給他，說：邊疆需要人守禦，升平還沒有得到，我早已決心報國，安危去留的問題不必提了。
1皇太極在西方人的書中寫作abahai，法國學者格奧賽（renégrousset）在《中華帝國的興起與輝煌》一書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變”一章，其中說：“皇太極是蠻人中的一個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軍事才能，和對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結合起來。
” 2清《太宗實錄卷三》：天聰元年，“時國中大饑，鬥米價銀八兩，人有相食者。
國中銀兩雖多，無外貿易，是以銀賤而諸物騰貴。
良馬，銀三百兩。
牛一，銀百兩。
蟒緞一，銀百五十兩。
布匹一，銀九兩。
盜賊繁興，偷竊牛馬，或行劫殺。
于是諸臣入奏曰：盜賊若不按律嚴懲，恐不能止息。
上恻然，谕曰：今歲國中因年饑乏食，緻民不得已而為盜耳。
緝獲者，鞭而釋之可也。
遂下令，是歲谳獄，姑從寬典。
仍大發帑金，散赈饑民。
”他寬待因饑餓而為盜的百姓，與崇祯督促部将“限期破賊、殺賊立功”的政策恰正相反。
3何柄棣：theladderofsuccessinimperialchina,aspectsofsocialmobility,1368-1911一書中，認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萬，到明末時已漲了一倍以上。
4王鐘翰：《滿族在努爾哈赤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态》一文中，根據朝鮮《興京二道河子舊老城》的資料，認為一六二一年時，努爾哈赤的兵數二十萬，再加上婦女老少，“全人數當在四、五十萬左右。
” 5《天聰實錄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嶽起鸾曰：我國宜與明朝講和。
若不講和，則我國人民死散殆荊”《明清史料》甲編，天聰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雖師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畢注于一隅之間，蓋猶裕如也。
”《東華錄》載天聰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謀倡逃”。
《明清史料》乙編載，崇祯二年二月二十一，袁崇煥塘報：“一日之内，降者竟前後接踵而至。
” 6“七大恨”：一、明朝殺害金人的二祖；二、袒護金人的仇敵哈達；三、越界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