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舊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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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
6月3日，這個社開始在伯克利的動物系布設警戒線，并要求“釋放”埃米。
多數遊行示威者是婦女，此外還有幾個小孩。
當地電視新聞播放的錄像中曾出現一個八歲小男孩，他舉着有埃米照片的标語牌，呼喊：“釋放埃米！釋放埃米！” 埃米工程的工作人員犯了策略上的錯誤，他們發布了一條簡短的聲明，說這個社“得到的消息是錯誤的”，對這些抗議置之不理。
而且這段消息是以學校新聞處的名義發表的。
6月5日，靈長目動物保護社援引全國各地靈長目動物學家的話，批評埃利奧特教授的工作。
（後來許多人否認自己曾批評過埃利奧特教授，或者聲稱他們的話被錯誤地引用了。
）俄克拉何馬大學的韋恩·特曼博士說埃利奧特的工作是“想入非非的和不道德的”。
亞特蘭大耶基斯靈長目動物研究中心的費利西蒂·哈蒙德博士說：“埃利奧特本人和他的工作都不是第一流的。
”芝加哥大學的理查德·阿倫森說他的研究“分明是法西斯式的”。
這些科學家批評埃利奧特之前，誰也沒有讀過他的論文，但是這些人的批評，特别是阿倫森的批評，對他所造成的傷害是無法估計的。
6月8日，靈長目動物保護社的發言人埃利諾·弗裡斯甚至使用了“埃利奧特博士的罪惡研究工作和他的納粹下屬”的詞句。
她聲稱埃利奧特的研究使埃米做惡夢，還說埃米受到折磨，被使用麻藥并進行電休克治療。
拖到6月10日，埃米工程的工作人員才準備了一份洋洋萬言的長篇新聞發布稿，詳細解釋他們的立場并提到他們那篇未發表的論文。
但是大學的新聞處“太忙了”，沒有發表這篇新聞。
6月11日，伯克利的教工在校内舉行了一次會議，讨論這個“有關道德行為的問題”。
埃利諾·弗裡斯宣布：靈長目動物保護社委托舊金山著名檢查官梅爾文·貝利“把埃米從壓制下解放出來”。
貝利的辦公室對此事未加評論。
就在同一天，埃米工程組在解釋埃米的夢方面突然有了意外的突破。
盡管這件事被外界弄得沸沸揚揚，工程組依然日複一日地對埃米進行研究。
埃米持續的痛苦——大發脾氣——經常提醒他們：他們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堅持尋找線索。
終于出現了突破，這個突破幾乎十分偶然。
助理研究員薩拉·約翰遜到剛果一個史前文化遺址進行了實地考察，想看看埃米在被送到明尼阿波利斯動物園之前，在嬰兒時期是否有見過這個遺址（“叢林中的古老建築”）的萬一可能。
約翰遜很快發現了有關的事實：100年以前，剛果的這個地區才被西方探險者發現，但在近代，部落間的敵對和戰争使在那裡進行科學調查變成了一項很危險的工作，最終，潮濕的叢林環境使古代人類的工具未能得以保存。
這就意味着人們對剛果的史前時代了解甚少。
約翰遜在幾小時内就完成了她的考察，但她不願意這樣快就離開現場。
于是她繼續呆了幾天，在人類學圖書館中翻閱資料：人種史、曆史和早期情況的記錄。
最早訪問剛果内地的是阿拉伯奴隸販子和葡萄牙商人。
其中有幾個人寫了一些有關的旅行見聞。
約翰遜既不懂阿拉伯文也不懂葡萄牙文，所以隻能看看插圖。
突然，她發現了一張圖。
後來她曾說，這個發現“真叫我打了一個寒戰”。
這是一張葡萄牙的版畫，初版于1642年，重印于1842年。
破舊的薄紙上墨水已經變黃，但一座叢林中的城市廢墟仍然清晰可見。
廢墟上長滿了青藤和巨大的厥類植物，房屋的門窗上方都是半圓拱形，與埃米畫的一模一樣。
埃利奧特後來說：“對一個研究人員來說，如果他很幸運的話，這種機會一輩子也隻有一次——我們對這張圖畫一無所知，它的說明文字書寫十分流暢，其中包括一個像‘津吉’的字，日期是1642年。
我們立即雇了精通古阿拉伯語和17世紀葡萄牙語的翻譯。
但問題不在這裡，而在于我們有機會來驗證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
埃米畫的圖畫顯然是特殊遺傳記憶的例證。
” 遺傳記憶是馬雷于1911年首先提出的。
從那時起，人們就一直在激烈地辯論這個問題。
用最簡單的話說，這種理論認為，遺傳機制控制着所有身體特征的遺傳，但它又不限于控制身體特征的遺傳。
低等動物的行為也是由遺傳決定的，它們的複雜行為是與生俱來的，不需要通過學習來獲得。
但是高等動物的行為可變性較大，需要學習和記憶。
問題在于高等動物的心理機制，特别是人和猿猴的心理機制，是否有通過遺傳因子先天生就的成分。
埃利奧特覺得，現在他們從埃米身上得到了高等動物有這種記憶的證明。
埃米是七個月的時候被帶出非洲的。
如果她在嬰兒時期沒有看見過這個城市的廢墟，她的夢就代表了一種特殊的遺傳記憶。
這個問題隻要去一趟非洲就可以得到證實。
6月11日晚，埃米工程組的人員取得一緻意見，如果他們可以安排——并且有能力支付這筆費用——他們将把埃米帶回非洲去。
6月12日，這個工程組等待着原始資料翻譯的完成。
翻譯的校對預計可在兩天内完成。
但是埃米和兩名工作人員到非洲去旅行至少要花3萬美元，這筆費用是他們全年工作預算相當大的一部分，而且運送這隻大猩猩繞半個地球還涉及一大堆海關條例和官方手續。
顯然，他們需要專家的幫助，可是他們不知道去找誰。
後來在6月13日，他們的一個贊助機構（地球資源野生動物基金會）的一位卡倫·羅斯博士從休斯敦打來電話說，她将在兩天之内帶領一支考察隊去剛果。
雖然她沒有表示有興趣與埃利奧特和埃米同往，但至少在電話上可以聽出她對在世界上各個遙遠的地方進行探險考察工作的組織領導方法很熟悉而且很有信心。
當她問埃利奧特博士她是否能來舊金山與他會面時，他回答說他很高興在她方便的時候與她見面。
3．法律問題 彼得·埃利奧特記得1979年6月14日這個突然逆轉的日子。
他從早晨8點就呆在舊金山的薩瑟蘭—莫頓—奧康奈爾律師事務所，因為靈長目動物保護社提出訴訟，反對他監護埃米。
他正準備帶埃米出國，因此這個訴訟至關緊要。
他在事務所那可以俯視格蘭特大街的嵌木圖書館中與約翰·莫頓見面。
莫頓在一個黃拍紙簿上作記錄。
“我想你不會有事的，”莫頓開口說，“不過要讓我多了解一些事實。
埃米是一隻大猩猩？” “是的，一隻雌性山地大猩猩。
” “幾歲了？” “七歲了。
” “這麼說她還是一個小孩子？” 埃利奧特解釋說，大猩猩6～8歲成年，因此埃米已處于青春期後期，相當于女人的16歲。
莫頓在拍紙簿上做着記錄。
“我們能說她還未成年嗎？” “我們要這麼說嗎？” “我想是這樣。
” “是的，她還未成年，”埃利奧特說。
“她從哪裡來的？我的意思是最初從哪裡來的？” “一個姓斯溫森的女旅遊者在非洲發現她的，在一個叫巴基明迪的村子。
埃米的母親被當地人捕食了。
斯溫森夫人把她買來時她還是個嬰兒。
” “這麼說她不是在囚禁中長大的，”莫頓一面說一面在拍紙簿上寫着。
“是的。
斯溫森夫人把她帶回美國并把她捐給了明尼阿波利斯動物園。
” “她對埃米不再感興趣了嗎？” “我想是這樣，”埃利奧特說道，“我們一直想找斯溫森夫人詢問有關埃米小時候的情況，可是她出國了。
顯然她經常旅行。
她現在在婆羅洲。
埃米被送到舊金山動物園時，我曾打電話給明尼阿波利斯動物園，問我是否能領養她做研究？他們說可以收養三年。
” “你付錢了嗎？” “沒有。
” “有書面合同嗎？” “沒有，我隻打了個電話給動物園園長。
” 莫頓點點頭。
“口頭合同……”他一面說，一面寫，“三年到期之後呢？” “那是1976年春天。
我要求動物園延期六年，他們答應了。
” “也是口頭答應的嗎？” “是的，我打的電話。
” “沒有寫信？” “沒有，我打電話去的時候，他們似乎并不在意。
說實話，我覺得他們已經把埃米忘了。
反正動物園裡有四隻大猩猩呢。
” 莫頓皺了皺眉頭，說：“大猩猩是不是很貴？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買一隻大猩猩作為寵物或讓它演馬戲。
” “大猩猩已被列入瀕危動物，你不可能把它當寵物買來。
雖然能買到，但是非常昂貴。
” “要多少錢？” “沒有确定的市價，但總要兩三萬美元吧。
” “這些年來你一直在教她學語言？” “是的，美國手語。
她已有了620個詞的詞彙量。
” “很多嗎？” “比我們所知道的靈長目動物都多。
” 莫頓點點頭，記着筆記。
“你在研究過程中每天都和她在一起嗎？” “是的。
” “很好，”莫頓說道，“到目前為止，這在動物養護訴訟案中一直很重要。
” 100多年來，西方國家一直有人在組織反對用動物做實驗的運動。
領導該運動的是反對活體解剖者、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以及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這些組織原先隻是由一些略知皮毛的狂熱的動物愛好者組織起來的，其目的是阻止一切動物研究。
在這些年裡，科學家們逐漸推敲出了一套法庭能接受的标準辯護詞。
動物研究者們提出，他們進行實驗的目的是提高人類的健康和福利，是優先于動物福利的問題。
他們指出，沒有人反對把動物用于運輸或農業勞動，因此幾千年來動物一直被迫過着勞苦的生活。
用動物來做實驗隻不過是把動物乃人類的仆人的概念加以延伸而已。
而且動物畢竟是動物，它們并沒有自我意識，并不認識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存在。
用哲學家喬治·H．米德的話來說就是，“動物沒有權利，我們可以任意宰殺它們，奪取動物的生命并不犯錯誤，動物也沒有失去什麼……” 許多人被這些意見所困擾，但他們想制定出一些條文時，又碰到一些邏輯問題。
最明顯的是種系序列末端的那些動物的感知問題。
研究人員在給狗、貓等哺乳動物動手術時幾乎沒有不用麻醉劑的，但對待蠕蟲、小龍蝦、螞蟥之類動物的時候呢？忽視這些動物就是一種“種類歧視”。
但是如果這些動物也值得考慮，那麼把一隻活龍蝦扔進滾開的鍋裡難道不也是非法的嗎？ 是那些動物保護協會自己把怎樣才算是虐待動物這個問題搞糊塗了。
在有的國家，他們反對消滅老鼠，于是1968年發生了奇怪的澳大利亞藥物案。
①面對這些帶諷刺性的問題，法庭在對消滅動物問題的幹預上變得猶豫不決。
實際上，研究工作者可以為所欲為。
動物作為試驗品的數量特别大，在70年代，美國每年在實驗中殺死的動物就達到6400萬隻。
①在澳大利亞西部建了一個新制藥廠。
在這家工廠裡，工人要注意從傳送帶上過來的藥片，根據藥片的大小和顔色按動電鈕将其分類。
一位斯金納學派的動物行為學家指出，教會猿猴觀察藥片并按動彩色電鈕對藥片進行分類并不難。
那些将信将疑的工廠管理人員同意進行試驗，結果證明它們的操作是可靠的，于是就把它們放到生産線上去了。
這時動物保護協會出面幹預，加以制止，理由是，這是對動物的虐待；這項工作又繼續交由人來承擔．因為，對人來說，這不是虐待。
——原注 但是人們的态度逐漸起了變化。
對海豚和猿猴的語言研究說明，這些動物不但是智能型的而且是自知型的。
它們能從鏡子中和照片中認出自己。
1974年，科學家們自己組織了一個國際靈長目動物保護聯盟，來監督涉及猿猴的研究。
1978年3月，印度政府禁止恒河猴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實驗室。
而且法庭在審理案件中作出結論，在某些情況下，動物的确有其自身的權利。
舊觀點被人比作奴隸制：動物是其所有者的财産，他對它可以為所欲為。
但是現在所有權問題已處于次要地位。
1977年2月，一位實驗室的技術員把一隻名叫瑪麗的海豚放回海裡。
夏威夷大學控告他，說他使學校損失了一隻貴重的研究動物。
經過兩次審判，陪審員意見分歧，法庭無法作出判決，此案不了了之。
1978年11月，一個保護權案涉及一隻能流利地使用符号語言的
多數遊行示威者是婦女，此外還有幾個小孩。
當地電視新聞播放的錄像中曾出現一個八歲小男孩，他舉着有埃米照片的标語牌，呼喊：“釋放埃米！釋放埃米！” 埃米工程的工作人員犯了策略上的錯誤，他們發布了一條簡短的聲明，說這個社“得到的消息是錯誤的”，對這些抗議置之不理。
而且這段消息是以學校新聞處的名義發表的。
6月5日，靈長目動物保護社援引全國各地靈長目動物學家的話，批評埃利奧特教授的工作。
（後來許多人否認自己曾批評過埃利奧特教授，或者聲稱他們的話被錯誤地引用了。
）俄克拉何馬大學的韋恩·特曼博士說埃利奧特的工作是“想入非非的和不道德的”。
亞特蘭大耶基斯靈長目動物研究中心的費利西蒂·哈蒙德博士說：“埃利奧特本人和他的工作都不是第一流的。
”芝加哥大學的理查德·阿倫森說他的研究“分明是法西斯式的”。
這些科學家批評埃利奧特之前，誰也沒有讀過他的論文，但是這些人的批評，特别是阿倫森的批評，對他所造成的傷害是無法估計的。
6月8日，靈長目動物保護社的發言人埃利諾·弗裡斯甚至使用了“埃利奧特博士的罪惡研究工作和他的納粹下屬”的詞句。
她聲稱埃利奧特的研究使埃米做惡夢，還說埃米受到折磨，被使用麻藥并進行電休克治療。
拖到6月10日，埃米工程的工作人員才準備了一份洋洋萬言的長篇新聞發布稿，詳細解釋他們的立場并提到他們那篇未發表的論文。
但是大學的新聞處“太忙了”，沒有發表這篇新聞。
6月11日，伯克利的教工在校内舉行了一次會議，讨論這個“有關道德行為的問題”。
埃利諾·弗裡斯宣布：靈長目動物保護社委托舊金山著名檢查官梅爾文·貝利“把埃米從壓制下解放出來”。
貝利的辦公室對此事未加評論。
就在同一天，埃米工程組在解釋埃米的夢方面突然有了意外的突破。
盡管這件事被外界弄得沸沸揚揚，工程組依然日複一日地對埃米進行研究。
埃米持續的痛苦——大發脾氣——經常提醒他們：他們還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堅持尋找線索。
終于出現了突破，這個突破幾乎十分偶然。
助理研究員薩拉·約翰遜到剛果一個史前文化遺址進行了實地考察，想看看埃米在被送到明尼阿波利斯動物園之前，在嬰兒時期是否有見過這個遺址（“叢林中的古老建築”）的萬一可能。
約翰遜很快發現了有關的事實：100年以前，剛果的這個地區才被西方探險者發現，但在近代，部落間的敵對和戰争使在那裡進行科學調查變成了一項很危險的工作，最終，潮濕的叢林環境使古代人類的工具未能得以保存。
這就意味着人們對剛果的史前時代了解甚少。
約翰遜在幾小時内就完成了她的考察，但她不願意這樣快就離開現場。
于是她繼續呆了幾天，在人類學圖書館中翻閱資料：人種史、曆史和早期情況的記錄。
最早訪問剛果内地的是阿拉伯奴隸販子和葡萄牙商人。
其中有幾個人寫了一些有關的旅行見聞。
約翰遜既不懂阿拉伯文也不懂葡萄牙文，所以隻能看看插圖。
突然，她發現了一張圖。
後來她曾說，這個發現“真叫我打了一個寒戰”。
這是一張葡萄牙的版畫，初版于1642年，重印于1842年。
破舊的薄紙上墨水已經變黃，但一座叢林中的城市廢墟仍然清晰可見。
廢墟上長滿了青藤和巨大的厥類植物，房屋的門窗上方都是半圓拱形，與埃米畫的一模一樣。
埃利奧特後來說：“對一個研究人員來說，如果他很幸運的話，這種機會一輩子也隻有一次——我們對這張圖畫一無所知，它的說明文字書寫十分流暢，其中包括一個像‘津吉’的字，日期是1642年。
我們立即雇了精通古阿拉伯語和17世紀葡萄牙語的翻譯。
但問題不在這裡，而在于我們有機會來驗證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
埃米畫的圖畫顯然是特殊遺傳記憶的例證。
” 遺傳記憶是馬雷于1911年首先提出的。
從那時起，人們就一直在激烈地辯論這個問題。
用最簡單的話說，這種理論認為，遺傳機制控制着所有身體特征的遺傳，但它又不限于控制身體特征的遺傳。
低等動物的行為也是由遺傳決定的，它們的複雜行為是與生俱來的，不需要通過學習來獲得。
但是高等動物的行為可變性較大，需要學習和記憶。
問題在于高等動物的心理機制，特别是人和猿猴的心理機制，是否有通過遺傳因子先天生就的成分。
埃利奧特覺得，現在他們從埃米身上得到了高等動物有這種記憶的證明。
埃米是七個月的時候被帶出非洲的。
如果她在嬰兒時期沒有看見過這個城市的廢墟，她的夢就代表了一種特殊的遺傳記憶。
這個問題隻要去一趟非洲就可以得到證實。
6月11日晚，埃米工程組的人員取得一緻意見，如果他們可以安排——并且有能力支付這筆費用——他們将把埃米帶回非洲去。
6月12日，這個工程組等待着原始資料翻譯的完成。
翻譯的校對預計可在兩天内完成。
但是埃米和兩名工作人員到非洲去旅行至少要花3萬美元，這筆費用是他們全年工作預算相當大的一部分，而且運送這隻大猩猩繞半個地球還涉及一大堆海關條例和官方手續。
顯然，他們需要專家的幫助，可是他們不知道去找誰。
後來在6月13日，他們的一個贊助機構（地球資源野生動物基金會）的一位卡倫·羅斯博士從休斯敦打來電話說，她将在兩天之内帶領一支考察隊去剛果。
雖然她沒有表示有興趣與埃利奧特和埃米同往，但至少在電話上可以聽出她對在世界上各個遙遠的地方進行探險考察工作的組織領導方法很熟悉而且很有信心。
當她問埃利奧特博士她是否能來舊金山與他會面時，他回答說他很高興在她方便的時候與她見面。
3．法律問題 彼得·埃利奧特記得1979年6月14日這個突然逆轉的日子。
他從早晨8點就呆在舊金山的薩瑟蘭—莫頓—奧康奈爾律師事務所，因為靈長目動物保護社提出訴訟，反對他監護埃米。
他正準備帶埃米出國，因此這個訴訟至關緊要。
他在事務所那可以俯視格蘭特大街的嵌木圖書館中與約翰·莫頓見面。
莫頓在一個黃拍紙簿上作記錄。
“我想你不會有事的，”莫頓開口說，“不過要讓我多了解一些事實。
埃米是一隻大猩猩？” “是的，一隻雌性山地大猩猩。
” “幾歲了？” “七歲了。
” “這麼說她還是一個小孩子？” 埃利奧特解釋說，大猩猩6～8歲成年，因此埃米已處于青春期後期，相當于女人的16歲。
莫頓在拍紙簿上做着記錄。
“我們能說她還未成年嗎？” “我們要這麼說嗎？” “我想是這樣。
” “是的，她還未成年，”埃利奧特說。
“她從哪裡來的？我的意思是最初從哪裡來的？” “一個姓斯溫森的女旅遊者在非洲發現她的，在一個叫巴基明迪的村子。
埃米的母親被當地人捕食了。
斯溫森夫人把她買來時她還是個嬰兒。
” “這麼說她不是在囚禁中長大的，”莫頓一面說一面在拍紙簿上寫着。
“是的。
斯溫森夫人把她帶回美國并把她捐給了明尼阿波利斯動物園。
” “她對埃米不再感興趣了嗎？” “我想是這樣，”埃利奧特說道，“我們一直想找斯溫森夫人詢問有關埃米小時候的情況，可是她出國了。
顯然她經常旅行。
她現在在婆羅洲。
埃米被送到舊金山動物園時，我曾打電話給明尼阿波利斯動物園，問我是否能領養她做研究？他們說可以收養三年。
” “你付錢了嗎？” “沒有。
” “有書面合同嗎？” “沒有，我隻打了個電話給動物園園長。
” 莫頓點點頭。
“口頭合同……”他一面說，一面寫，“三年到期之後呢？” “那是1976年春天。
我要求動物園延期六年，他們答應了。
” “也是口頭答應的嗎？” “是的，我打的電話。
” “沒有寫信？” “沒有，我打電話去的時候，他們似乎并不在意。
說實話，我覺得他們已經把埃米忘了。
反正動物園裡有四隻大猩猩呢。
” 莫頓皺了皺眉頭，說：“大猩猩是不是很貴？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買一隻大猩猩作為寵物或讓它演馬戲。
” “大猩猩已被列入瀕危動物，你不可能把它當寵物買來。
雖然能買到，但是非常昂貴。
” “要多少錢？” “沒有确定的市價，但總要兩三萬美元吧。
” “這些年來你一直在教她學語言？” “是的，美國手語。
她已有了620個詞的詞彙量。
” “很多嗎？” “比我們所知道的靈長目動物都多。
” 莫頓點點頭，記着筆記。
“你在研究過程中每天都和她在一起嗎？” “是的。
” “很好，”莫頓說道，“到目前為止，這在動物養護訴訟案中一直很重要。
” 100多年來，西方國家一直有人在組織反對用動物做實驗的運動。
領導該運動的是反對活體解剖者、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以及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
這些組織原先隻是由一些略知皮毛的狂熱的動物愛好者組織起來的，其目的是阻止一切動物研究。
在這些年裡，科學家們逐漸推敲出了一套法庭能接受的标準辯護詞。
動物研究者們提出，他們進行實驗的目的是提高人類的健康和福利，是優先于動物福利的問題。
他們指出，沒有人反對把動物用于運輸或農業勞動，因此幾千年來動物一直被迫過着勞苦的生活。
用動物來做實驗隻不過是把動物乃人類的仆人的概念加以延伸而已。
而且動物畢竟是動物，它們并沒有自我意識，并不認識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存在。
用哲學家喬治·H．米德的話來說就是，“動物沒有權利，我們可以任意宰殺它們，奪取動物的生命并不犯錯誤，動物也沒有失去什麼……” 許多人被這些意見所困擾，但他們想制定出一些條文時，又碰到一些邏輯問題。
最明顯的是種系序列末端的那些動物的感知問題。
研究人員在給狗、貓等哺乳動物動手術時幾乎沒有不用麻醉劑的，但對待蠕蟲、小龍蝦、螞蟥之類動物的時候呢？忽視這些動物就是一種“種類歧視”。
但是如果這些動物也值得考慮，那麼把一隻活龍蝦扔進滾開的鍋裡難道不也是非法的嗎？ 是那些動物保護協會自己把怎樣才算是虐待動物這個問題搞糊塗了。
在有的國家，他們反對消滅老鼠，于是1968年發生了奇怪的澳大利亞藥物案。
①面對這些帶諷刺性的問題，法庭在對消滅動物問題的幹預上變得猶豫不決。
實際上，研究工作者可以為所欲為。
動物作為試驗品的數量特别大，在70年代，美國每年在實驗中殺死的動物就達到6400萬隻。
①在澳大利亞西部建了一個新制藥廠。
在這家工廠裡，工人要注意從傳送帶上過來的藥片，根據藥片的大小和顔色按動電鈕将其分類。
一位斯金納學派的動物行為學家指出，教會猿猴觀察藥片并按動彩色電鈕對藥片進行分類并不難。
那些将信将疑的工廠管理人員同意進行試驗，結果證明它們的操作是可靠的，于是就把它們放到生産線上去了。
這時動物保護協會出面幹預，加以制止，理由是，這是對動物的虐待；這項工作又繼續交由人來承擔．因為，對人來說，這不是虐待。
——原注 但是人們的态度逐漸起了變化。
對海豚和猿猴的語言研究說明，這些動物不但是智能型的而且是自知型的。
它們能從鏡子中和照片中認出自己。
1974年，科學家們自己組織了一個國際靈長目動物保護聯盟，來監督涉及猿猴的研究。
1978年3月，印度政府禁止恒河猴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實驗室。
而且法庭在審理案件中作出結論，在某些情況下，動物的确有其自身的權利。
舊觀點被人比作奴隸制：動物是其所有者的财産，他對它可以為所欲為。
但是現在所有權問題已處于次要地位。
1977年2月，一位實驗室的技術員把一隻名叫瑪麗的海豚放回海裡。
夏威夷大學控告他，說他使學校損失了一隻貴重的研究動物。
經過兩次審判，陪審員意見分歧，法庭無法作出判決，此案不了了之。
1978年11月，一個保護權案涉及一隻能流利地使用符号語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