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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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在卡爾弗城我的公寓裡，正坐在床上。
電視機是打開的，但我關掉了聲音。
實際上，我正一邊看着萊克爾隊的一場比賽，一邊試圖記住我那套日語入門教程上的詞彙。
夜晚十分靜谧。
8點鐘左右我就安頓女兒睡了。
我把盒式磁帶錄音機放在床上。
錄音機裡傳出一個女人活潑的聲音，她正念着“你好，我是警察。
我能幫助你嗎？”、“請把菜單給我看看”之類的句子。
每念完一句，她就停頓一下，以便我用日語重複一遍。
我吃力地、結結巴巴地跟着重複。
下面她要念的是“蔬菜商店已經打烊。
郵局在什麼地方？”諸如此類的話。
我盡量集中思想，但也難免開點小差。
“早志先生有兩個孩子。
” 我模仿着說：“早志先生有兩個……孩……”我詛咒了一句。
這時，那女的又念起下一句來了。
“這酒一點也不好喝。
” 我的教科書攤開放在床上，旁邊放着我給女兒重新拼排好的“笨先生”拼闆。
那邊是一本相冊，還有一些她兩歲生日晚會上拍的照片。
米歇爾的生日已是4個月前的事了，不過我還沒把它們放進相冊。
我得跟上那錄音才行。
“下午兩點鐘有個會議。
”那女人的聲音說道。
放在床上的那些照片已經不能反映現在的實際情況。
4個月過去了，現在的米歇爾已經完全變了樣。
她長高了，已經穿不得生日晚會上穿的那條連衣裙了——那條價格昂貴的、領口鑲着白色花邊的黑天鵝絨連衣裙是我的前妻買的。
在這些照片上，我的前妻扮演着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她端着生日蛋糕讓米歇爾把蠟燭吹滅，幫她打開各種生日禮物的包裝。
她看上去真像個對孩子無微不至的媽媽。
實際上，女兒跟我住在一起，很少見着她的面。
周末是她看望女兒的時間，可是我的前妻有一半時間是不來的，就連女兒的撫養費她也不按時給。
可是從這些生日照片上是根本看不出來的。
“洗手間在哪裡？” “我有一輛汽車。
我們可以一塊兒去。
” 我繼續跟着往下學。
當然，我有公務在身，那天晚上該我值班。
我是鬧市區分局特種勤務處的警官，要随叫随到。
不過，2月9号是個平靜的星期四，我想不會有多少行動。
到9點鐘為止，我隻接到了3個電話。
警察局的外事科屬于特種勤務處；我們負責處理外交人員和知名人士所遇到的麻煩，還向由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來與警方交涉的外國人提供翻譯或聯絡人員。
我們的工作雖然很雜，但沒有什麼壓力：我當班的時候可能會接到五六個請求幫助的電話，但沒有一樁是急事。
我幾乎無須出門。
這項工作比我以前擔任警方新聞聯絡官時的工作要輕松得多。
2月9日夜晚，我接到的第一個電話是關于智利副領事費爾南多·康西卡的。
這位副領事喝得醉醺醺、汽車開得東扭西歪的。
一輛巡邏車把他的車攔到了路邊，而他卻聲稱自己有外交豁免權。
我讓巡邏警察開車把他送回家，然後做了記錄，打算第二天上午再次向智利領事館提出抗議。
一個小時後，我接到了加迪納的警探們打來的電話。
他們拘捕了一名與一次飯店槍殺事件有關的嫌疑犯；由于此人隻說薩摩亞語，所以他們想要一位翻譯。
我回答說翻譯我可以找一個，不過薩摩亞人肯定是會說英語的，因為他們的國家多年來一直是美國的托管地。
警探們說他們自己去處理這事。
後來，我接到了另一個電話，說幾輛電視台的流動轉播車堵塞了阿羅史密斯音樂會的消防專用通道。
我讓那些警官們找消防部門。
此後的一個小時平安無事，我又回到教科書上，聽見那女人用動聽的聲音念道：“昨天是個下雨大。
” 接着打來電話的是湯姆·格雷厄姆。
“是他媽的日本人，”格雷厄姆說道，“我很難相信這不是他們在搞鬼。
你最好到這兒來一下，彼得君。
菲格路1100号，在第七大街拐角處，是那幢新建的中本大廈。
” “出什麼事了？”我不得不問一句。
格雷厄姆是個能幹的警探，但脾氣不好，而且往往會小題大做。
“是這麼回事兒，”格
電視機是打開的，但我關掉了聲音。
實際上，我正一邊看着萊克爾隊的一場比賽，一邊試圖記住我那套日語入門教程上的詞彙。
夜晚十分靜谧。
8點鐘左右我就安頓女兒睡了。
我把盒式磁帶錄音機放在床上。
錄音機裡傳出一個女人活潑的聲音，她正念着“你好，我是警察。
我能幫助你嗎？”、“請把菜單給我看看”之類的句子。
每念完一句，她就停頓一下，以便我用日語重複一遍。
我吃力地、結結巴巴地跟着重複。
下面她要念的是“蔬菜商店已經打烊。
郵局在什麼地方？”諸如此類的話。
我盡量集中思想，但也難免開點小差。
“早志先生有兩個孩子。
” 我模仿着說：“早志先生有兩個……孩……”我詛咒了一句。
這時，那女的又念起下一句來了。
“這酒一點也不好喝。
” 我的教科書攤開放在床上，旁邊放着我給女兒重新拼排好的“笨先生”拼闆。
那邊是一本相冊，還有一些她兩歲生日晚會上拍的照片。
米歇爾的生日已是4個月前的事了，不過我還沒把它們放進相冊。
我得跟上那錄音才行。
“下午兩點鐘有個會議。
”那女人的聲音說道。
放在床上的那些照片已經不能反映現在的實際情況。
4個月過去了，現在的米歇爾已經完全變了樣。
她長高了，已經穿不得生日晚會上穿的那條連衣裙了——那條價格昂貴的、領口鑲着白色花邊的黑天鵝絨連衣裙是我的前妻買的。
在這些照片上，我的前妻扮演着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她端着生日蛋糕讓米歇爾把蠟燭吹滅，幫她打開各種生日禮物的包裝。
她看上去真像個對孩子無微不至的媽媽。
實際上，女兒跟我住在一起，很少見着她的面。
周末是她看望女兒的時間，可是我的前妻有一半時間是不來的，就連女兒的撫養費她也不按時給。
可是從這些生日照片上是根本看不出來的。
“洗手間在哪裡？” “我有一輛汽車。
我們可以一塊兒去。
” 我繼續跟着往下學。
當然，我有公務在身，那天晚上該我值班。
我是鬧市區分局特種勤務處的警官，要随叫随到。
不過，2月9号是個平靜的星期四，我想不會有多少行動。
到9點鐘為止，我隻接到了3個電話。
警察局的外事科屬于特種勤務處；我們負責處理外交人員和知名人士所遇到的麻煩，還向由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來與警方交涉的外國人提供翻譯或聯絡人員。
我們的工作雖然很雜，但沒有什麼壓力：我當班的時候可能會接到五六個請求幫助的電話，但沒有一樁是急事。
我幾乎無須出門。
這項工作比我以前擔任警方新聞聯絡官時的工作要輕松得多。
2月9日夜晚，我接到的第一個電話是關于智利副領事費爾南多·康西卡的。
這位副領事喝得醉醺醺、汽車開得東扭西歪的。
一輛巡邏車把他的車攔到了路邊，而他卻聲稱自己有外交豁免權。
我讓巡邏警察開車把他送回家，然後做了記錄，打算第二天上午再次向智利領事館提出抗議。
一個小時後，我接到了加迪納的警探們打來的電話。
他們拘捕了一名與一次飯店槍殺事件有關的嫌疑犯；由于此人隻說薩摩亞語，所以他們想要一位翻譯。
我回答說翻譯我可以找一個，不過薩摩亞人肯定是會說英語的，因為他們的國家多年來一直是美國的托管地。
警探們說他們自己去處理這事。
後來，我接到了另一個電話，說幾輛電視台的流動轉播車堵塞了阿羅史密斯音樂會的消防專用通道。
我讓那些警官們找消防部門。
此後的一個小時平安無事，我又回到教科書上，聽見那女人用動聽的聲音念道：“昨天是個下雨大。
” 接着打來電話的是湯姆·格雷厄姆。
“是他媽的日本人，”格雷厄姆說道，“我很難相信這不是他們在搞鬼。
你最好到這兒來一下，彼得君。
菲格路1100号，在第七大街拐角處，是那幢新建的中本大廈。
” “出什麼事了？”我不得不問一句。
格雷厄姆是個能幹的警探，但脾氣不好，而且往往會小題大做。
“是這麼回事兒，”格